企业破产重整豁免债务课税制度的构建

企业破产重整豁免债务虽为税法意义上的所得,但由于企业破产重整与正常企业重组豁免债务的性质和目的不同,且课税规则的沿用导致债权人实际承受豁免债务纳税负担,将正常企业重组豁免债务课税规则适用于破产重整企业有所不妥。破产重整豁免债务课税制度是缓解破产重整当事人矛盾的前提,是平衡企业利益与国家税收利益的关键,也是完善递延纳税政策的必由之路,有必要构建企业破产重整豁免债务课税制度。在明确企业破产重整豁免债务属于享受非免税税收优惠待遇的收入后,通过判断豁免债务所得税对重整企业财务负担的加重程度设置适用不同比例条件的递延纳税制度,同时从税收立法、法律适用和税收监管层面予以全方位保障。

论政府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权豁免:理论根据与规则明确

政府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权豁免可以分为人的豁免与事项豁免两种类型,两者在主体、时间以及事项范围上都有区别。从法律性质上看,人的豁免主要关注享有主体,事项豁免则关注豁免的行为对象。前者在主体范围层面,后者在事项范围层面,均不甚明晰。而且,对于管辖豁免权的本质为程序性权利还是实体法中的抗辩,学界尚存争议。通过对两种类型不同理论根据的分析,人的豁免宜以国家责任归属说为基底,在此基础上,应以国际法肯认的具有代表性功能的主体范围限定其享受主体,亦即人的豁免的享有人应仅限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与外交部长。事项豁免则应以不干涉内政原则作为理论根据,同时将国际法中规定的犯罪与未经法院地国同意在该国领域内实施行为的情形视为例外。

浅析中国《外国国家豁免法》中对等原则的准确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国家豁免法》(以下简称“外国国家豁免法”)第二十一条当中规定,外国给予中国及其财产的豁免待遇低于本法规定的,中国实行对等原则。基于该法对等原则和具体规定,如何结合实践细化规则和机制,是现阶段需要考虑的问题。通过比较法明确国家豁免语境下对等原则的内涵,并分析对等原则在国家豁免方面的意义,针对对等原则适用问题展开讨论,准确适用对等原则需与民诉法衔接,由外交部决定在个案中启用对等原则。

吸烟者的“防弹衣”:自我豁免信念的形成机制及干预

吸烟者自我豁免信念对戒烟和吸烟行为有显著影响。以往研究使用认知失调理论解释吸烟者自我豁免信念的产生过程,这忽略了自我豁免信念的特殊性。吸烟者自我豁免信念的形成经过了认知失调和合理化、自我特殊性凸显以及信念竞争与稳固等三个过程。基于此,对吸烟者自我豁免信念的干预可采取伪善诱导干预、动机性访谈、问题式吸烟警示信息等措施。未来研究需结合我国吸烟者特点探究吸烟者自我豁免信念影响戒烟意愿的作用机制、形成过程的影响因素及有效干预措施。

共保协议的反垄断豁免

共保协议具有固定价格型横向垄断协议的外观,其“统一承保、统一分配保费收入”及“统一保险合同”等约定也具备竞争损害效果,原则上应被视为垄断协议予以禁止,但由于保险共保体模式在分散特定风险方面不可替代的优势,其在一定条件下符合反垄断豁免要求。若要获得反垄断豁免,共保协议需满足承保的风险只能通过共保体模式才能有效分散、统一使用的保险费率与保险内容未超出合理范围、不存在其他反竞争的约定等三项条件。其中,共保协议豁免的风险范围应限制为巨灾风险、新型风险、系统性风险;保险费率范围应限制为不低于纯风险保费费率且不过分高于纯风险保费费率;保险合同内容应满足不存在权利义务关系明显失衡的情形、不能导致消费者无法找到自己需要的保险条款和不能存在其他有碍消费者利益的条款等限制。

数字平台外链封禁行为的反垄断法律规制与豁免

当今社会已步入数字时代,数字平台经济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然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环。平台外链封禁行为是日益激烈的数字平台竞争的副产品。数字平台外链封禁行为会抑制平台经济的良性竞争,造成无序扩张、强者通吃的局面。通过对数字平台外链封禁行为的内涵界定、违法表征分析、行为性质辨析,本文认为该行为的性质属于我国反垄断法所规制的“其他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同时,存在封禁垃圾外链、屏蔽作弊外链、屏蔽违法信息等豁免事由。可通过借鉴欧盟“守门人”思路,完善相关立法赋予超级平台特殊义务;确立必需基础设施理论,完善我国反垄断相关立法两个方面对数字平台外链封禁行为的反垄断立法规制进行优化。

论国家豁免诉讼中外交介入的机制安排

国家豁免诉讼的特殊性在于,当事人民事诉权、法院司法裁判权和法院地国政府外事管理权在诉讼中产生了多元利益冲突。因此,我国《外国国家豁免法》规定了外交介入规则,但如何将其与民事诉讼结构进行有效衔接还有待研究。外交介入实质上是对外关系政策的法律化表达,为确保其对诉讼结果产生影响的正当性,外交介入的政治属性不足以成为其豁免司法审查的充分理由。但法院应保持司法克制,在保障独立审判的基础上,承认证明文件作为公文书证的证明力,考虑尊让外交意见中的法律解释、条约解释和利益声明。通过明确外交介入的程序、内容与效力,将外交介入与民事诉讼进行有效衔接,可以在国家豁免诉讼中保护对外关系利益,并在国内司法实践中提升我国国际法律话语权的同时,为其他领域中的行政介入机制提供示范。

数据跨境双轨制下个人信息出境监管豁免制度的适用与完善

数据跨境新规确立了个人信息出境监管豁免制度,既豁免了申报数据出境安全评估,也豁免了订立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通过个人信息保护认证。但从我国数据跨境管理双轨制体系来看,这些豁免规则在理解适用上仍存在一系列困惑:符合场景豁免的个人信息是否必然豁免安全评估,一定数量个人信息为何可以豁免同等保护要求出境,过境个人信息豁免、负面清单外豁免的合理限度何在,实践需要与安全关切双重压力下应如何完善豁免。破解这些困惑,就应该明确特定豁免只是豁免保护个人权益的监管机制,厘清个人信息与重要数据关系以明确豁免边界,系统把握过境个人信息豁免和负面清单外豁免,增强数据跨境制度协同性以缓解豁免规则压力。

外国单边经济制裁的国家豁免例外研究

我国现行《外国国家豁免法》是否将外国单边经济制裁纳入国家豁免例外则不甚明确。《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及国外立法实践表明,外国单边经济制裁符合国家主体归因属性、侵权行为及其主体在法院地国的双重限制原则,以及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的侵权客体等三个国家豁免例外的侵权行为构成要件。在《外国国家豁免法》与《民事诉讼法》的衔接方面,完善国家豁免例外案件的级别管辖,明确外交部出具相关证明文件或意见的程序,建构国家补偿制度,以保障在反外国单边经济制裁司法救济中的我国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

垄断协议“合法性豁免”制度的理解与适用

我国垄断协议豁免制度包括合理性豁免与合法性豁免。《反垄断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七项是合法性豁免的依据。该条款具有协调反垄断法和其他法律等所保护的不同法益的重要价值,但其适用存在困境。应明确垄断协议合法性豁免制度的适用路径,分析经营者所达成协议是否符合其他法律中实质性排除竞争条款,并据此决定是否给予合法性豁免,同时应当避免经营者对该制度的滥用。

心理咨询保密豁免规则的立法构建

《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首次对心理咨询人员的保密义务做出原则性规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规范形成了框架,但实践要求下保密豁免情形尚未形成系统性规则。基于隐私权保护和专业信任关系,探讨心理咨询保密义务的来源,提出遵循来访者对隐私的自我决定和“权益位阶理论”下保密豁免的正当性。明确心理咨询人员在涉及公共安全等利益时负有配合调查义务,面临自然人生命健康可能遭受非法侵害时的预警和保护义务以及针对未成年人和成年心智障碍者的强制报告义务,以期促进保障隐私权益和周全更优位利益的平衡。

欧盟先进疗法医药产品的医院豁免条款研究及对我国的启示

目的 研究欧盟先进疗法医药产品的医院豁免条款特点,为完善我国细胞和基因治疗产品的监管体系提供启示与建议。方法 通过文献研究及检索欧盟各成员国官网,从“非常规”定义、生产质量标准、药物警戒要求方面比较各成员国适用和实施医院豁免条款的差异,分析医院豁免条款在实践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并结合我国细胞和基因治疗产品的监管现状提出政策建议。结果与结论 欧盟医院豁免条款为罕见病、缺乏有效治疗或更好治疗方案的患者提供了获得新治疗方法的机会,有效提高了患者用药的可及性。但欧盟各成员国针对医院豁免条款的规定存在一定差异,譬如部分成员国未明确界定“非常规”情形,各个成员国在生产质量标准及药物警戒要求方面不同。医院豁免条款在实施过程中也存在信息透明度不高、缺乏一定的限制条件等问题。结合我国细胞和基因治疗产业的发展及监管现状,建议我国在“非常规”情形下探索低风险细胞和基因治疗方法的临床转化应用,并从生产质量标准、药物警戒要求等方面加强对临床转化应用疗法的管理;应当进一步规范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并注意平衡临床应用与药品注册上市的关系,引导我国细胞和基因治疗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免疫豁免部位(原发中枢神经系统)大B细胞淋巴瘤的临床病理特征及研究进展

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primary central nervous system lymphoma,PCNSL)是指起源于颅内、眼、脊髓和软脑膜的非霍奇金淋巴瘤^([1]),且肿瘤在诊断后6个月内未累及中枢神经系统以外的器官或组织。自1991年由Lachance等首次提出以来,国内外对PCNSL进行了广泛的研究。PCNSL约占非霍奇金淋巴瘤(non-Hodgkin lymphoma,NHL)的3%,占所有脑肿瘤的2%~3%^([1-2]),年发病率为(0.4~0.5)人/10万,70岁以上老年人的年发病率增至4人/10万,先天或后天获得性免疫缺陷患者PCNSL的发病率远高于免疫正常者,而国内报道的病例多为后者。

智能创作中版权豁免制度的边界与拓展

人工智能可以通过大量的数据进行训练,学习数据中的规律和特征,高效生成新的内容,这不仅引发了创作模式的改革,同时也给版权豁免制度带来了挑战。版权豁免制度设立的初衷在于平衡本权与他权。然而,随着人工智能带来的技术变革和产业调整,版权豁免制度在应对智能创作时暴露出了观念边界、规范边界以及条件边界受限等问题。对此,需要探索版权豁免制度的梯度式拓展策略,首先是主体拓展,针对“个人使用”条款的扩张解释。其次是原理拓展,将合理使用步骤化考量转向综合性考量。再次是规则拓展,增加智能创作豁免专项条款。最后是经济拓展,探索人工智能征税制度,从而保证“生动化创作”与“自动化创作”都能获得合理的规范支持与发展空间。

重大传染病医药费豁免制度研究

重大传染病疫情是国民健康和国家公共安全的重大威胁。现有法律法规及医疗保险、医疗救助等制度尚不能全面覆盖新发突发重大传染病患者的医疗救治费用问题。为了有效巩固疫情防控效果,积极向“健康中国”目标迈进,在系统梳理传染病患者医疗费用保障政策变迁基础上,认真剖析重大传染病医药费豁免制度的构建价值、逻辑起点和法定适用条件,并分别从理念重塑、规范入法、框架构建、严格适用和理性排除等5方面探讨重大传染病医药费豁免制度的构建策略。

大小股东利益博弈视角下“申请无益”豁免的检视及完善

“申请无益”是股东派生诉讼制度前置程序豁免规则之一,是公司大中小股东进行博弈下维护中小股东利益的重要保障。现阶段,在立法层面,“申请无益”非法定豁免地位不高,股东派生诉讼定位章节有失偏颇;在司法层面,“申请无益”豁免事由认定标准不一致;裁判文书论证“申请无益”豁免说理不充分等导致法院适用“申请无益”豁免条款模糊,同案不同判,最终影响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完善股东派生诉讼制度前置程序“申请无益”豁免,在立法上将《九民纪要》第25条纳入《公司法》中、将《公司法》第151条定位于“股东权利”章节。

公安机关规范性文件豁免公开法律问题分析

公安机关由于其本身性质的特殊性,具有行政和司法双重属性,其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是公安执法的重要依据。公安机关规范性文件的公开既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原则性要求,亦是公安机关警务公开的实践要求。但是,实务中诸多公安机关规范性文件以不公开的形式出现,降低了民众行为的可预见性,影响了公安机关执法的公信力,也引发了相应纠纷。根据公安机关规范性文件豁免公开的现状,分析其理论根源,划分不同的豁免情形,设立不同的审查方式,确保公开的必要性和不公开的合法性。

联合国经济制裁人道主义豁免的美国“制造”与“续造”

联合国安理会第2664号决议就资产冻结制裁规定了统一的人道主义豁免规则,增强了人道主义豁免的标准化和常设性。联合国人道主义豁免规则极有可能影响美国设计本国人道主义豁免机制,因此美国积极提出安理会第2664号决议草案,主导该决议的“制造”,并将本国政策实践渗入该决议内容,推动本国人道主义豁免规则国际化。而安理会第2664号决议用语的模糊性为各国在执行层面的自由裁量留下空间,美国通过对该决议的解释、执行和内化,持续对联合国人道主义豁免规则进行“续造”,这将塑造国际社会关于人道主义豁免的互动。对此,中国应继续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参与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人道主义豁免的造法进程,完善本国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决议的机制,推动从根源上减少经济制裁对人道民生的负面影响。

专款专用资金豁免民事执行制度研究

实践中,执行机关往往会基于维护公序良俗等原因,例外性地对专款专用资金予以豁免执行。面对有限的财产处分权,兼顾保护公共利益,遵循人权保障优先于债权保护,应当在理论上承认专款专用资金可以豁免民事执行。然而立法上的抽象规定和司法实践中的冲突争议,表明专款专用资金豁免执行制度尚需优化。应当通过明确专款专用资金豁免执行的具体认定规则,运用比例原则规范文书说理,并完善专款专用资金豁免执行的程序,以达到优化专款专用资金豁免执行制度的效果。In practice, the executive authorities will often be based on the maintenance of public order and morals, and other reasons, exceptionally to the earmarked funds to be exempted from execution. In the face of the limited right to dispose of property,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protection of the public interest, following the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priority over the protection of claims, should be theoretically recognized that earmarked funds can be exempted from civil execution. However, the abstract provisions of the legislation and judicial practice of the conflict dispute, indicate that the earmarked funds exemption system needs to be optimized. The system should be optimized by clarifying the specific rules for the exemption of earmarked funds from execution, applying 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to regulate the reasoning of the instrument, and improving the procedure for the exemption of earmarked funds from execution.

行政处罚豁免和信用惩戒制度在行政监管中的作用——基于2起种子行政处罚案件的分析研究

生产经营“未审先推”和“白包无标签种子”是农作物种子经营中常见的两种违法行为,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规定的两种较为严重的违法行为,违法后果重、处罚数额高,违法者被处罚后难以接受,易造成较大的社会影响。但这两种违法行为在现实的农作物种子经营过程中存有市场需求,并且难以发现、难以管理,不利于现代种业良序健康发展。通过介绍两例相关案例,分析生产经营“未审先推”和“白包无标签种子”违法行为存在的根源、处罚依据、产生的后果及社会影响,研究制定备案和质量承诺、处罚豁免和信用惩戒制度,以达到纾解其矛盾,促进我国现代种业健康良序发展,保障农业生产和用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