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治疗用药豁免制度透明化的障碍及突破

根据当前的治疗用药豁免制度,《禁用清单》中的禁用物质或方法,有的不仅不会提高比赛成绩,而且,还有治疗伤病的功能,即当前的反兴奋剂规则存在剥夺过剩的问题,这就是治疗用药豁免制度存在的主要原因。不过,该制度适用的主要限制条件充满了恣意性,再加上当前的审批机制所蕴含的利益冲突,导致反兴奋剂规则极易被滥用,很难产生公信力。实际上,治疗用药豁免制度由于无法确保批准使用的禁药不会提高比赛成绩,致其只能阻却使用兴奋剂行为的公法责任,而剩余的私法责任、受害人的不特定性以及治疗用药许可获得者的受益性,造成比例原则和正当程序原则构成有限透明化政策正当化的规范根据。不过,该政策仍需要运动员同意制度辅助,这不仅为透明化政策提供形式上的根据,而且,还能限制透明化的程度,将其只适用于精英运动员和高水平运动员,以迎合比例原则和正当程序原则的要求体育法治与建设Sport Events and Cultural。

证券小额发行豁免制度的理论基础研究——基于成本收益方法和监管比例原则的分析

证券小额发行豁免制度,是对发行数额较小且受法定最高额度限制的证券公开发行免于注册或核准的法律制度,其创设旨在促进中小企业融资。深入剖析此项制度的理论基础,有利于为我国未来的制度构建提供理论支撑。从发行人及证券监管者视角看,经济学的成本收益理论、行政法中的比例原则均与该制度密切相关。本文依据成本收益理论对股票公开发行及上市费用进行的数据分析表明,此项制度设计具有经济合理性。由于证券监管权隶属于行政权,因此该制度行使受比例原则约束具有应然性。鉴于小额发行的额度较小,可适当降低监管强度。简化发行审核程序及信息披露等设计,既可便利中小企业的资本形成,又可给予投资者必要的保护,且避免了监管资源浪费,较好地均衡了各方利益,体现了比例原则的内核。本研究得出如下结论:成本收益理论、比例原则均可作为支持小额发行豁免制度得以产生的前提性理论基础,并可在证券法促进资本形成与保护投资者之间达成平衡的层面上,为小额发行豁免制度搭建理论框架。

论我国贿赂犯罪追诉中刑事豁免制度之建构

在贿赂犯罪以及有组织犯罪的追诉中使用"刑事豁免"是美国司法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阐释"刑事豁免"制度的内涵、程序、范围,分析该制度在我国适用面临的困境,在贿赂犯罪的追诉中借鉴"刑事豁免"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设想在我国贿赂犯罪追诉中借鉴"刑事豁免"制度之原则、范围和程序等。

互联网金融信息披露豁免制度的建构

互联网金融信息披露及其豁免制度是互联网金融监管制度中的核心制度安排。互联网金融信息披露与豁免实质上是基于价值冲突和利益衡量的博弈,应当适应互联网金融创新,廓清投资者保护与融资者支持、金融系统稳定与金融运行效率、披露融资信息与保护商业秘密的界限,科学合理确定互联网金融信息披露豁免的标准,构建科学、有效的信息披露豁免制度。

试论在贿赂案件中引入污点证人豁免制度

取证难已成为我国检察机关办理贿赂案件面临的重大难题,为了取得行受贿双方的供述,侦查人员往往费尽周折,结果却不尽人意,甚至有时还会发生刑讯逼供等违法侦查现象。污点证人豁免制度能够巧妙地利用行受贿双方之间的矛盾,取得供述,从而节约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反垄断法豁免制度的比较分析

反垄断法豁免制度是反垄断法的重要组成制度。通过对美国、德国、日本和欧共体反垄断法豁免制度的比较分析,得出如下的结论:豁免的法律规定应将普遍性与特殊性结合起来;豁免应以效率为导向;行为豁免是反垄断法豁免范围规定的主体;豁免政策应是有条件的,并具有动态性;豁免制度的执行要形成对行政审批权力的制衡机制;豁免制度要注重国际协调的发展趋势。

美国证券发行注册豁免制度研究

随着现代金融深化的发展,尤其是机构投资者地位的上升,使人们越来越多地对任何证券发行都必须经过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进行审核的制度提出质疑和批判。美国证券注册豁免制度特别是私募发行豁免制度的兴起,推动了美国证券市场的繁荣与经济的持续增大。然而,对于构成当代证券发行审核豁免支柱的私募发行和小额发行豁免在我国却仍无法可依。

职业体育反垄断豁免制度初探

职业体育基于体育和商业的双重性,表现出垄断与竞争的特殊性。实践中,一方面,职业体育受到反垄断法的调整;另一方面,它不同程度地被纳入反垄断豁免制度之中。这不仅有着深刻的理论基础,也被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实践所映证。随着我国反垄断法的颁布实施,有必要对我国职业体育的反垄断豁免制度作出前瞻性思考,明确原则,把握尺度,尽早加以规范。

法官责任豁免制度研究

法官责任豁免制度起源于西方国家,对维护司法的独立与公正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设立法官责任豁免制度具有充分的理论依据。法官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规定仅赋予法官一定范围内的责任豁免权,但实践中亦难于实行。在我国建立完善的法官责任豁免制度不仅必要而且可行,为此应当在法官法中明确规定法官责任豁免权及其界限,并废除错案追究制度。

反垄断法如何兼容产业政策——适用除外与适用豁免制度的政策协调机制分析

在反垄断法中,适用除外与适用豁免制度是协调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冲突、实现竞争政策对产业政策合理兼容的基本制度途径。适用除外是竞争政策对产业政策的无条件让步,在现代社会下,这种方式日渐式微;相反,适用豁免是对产业政策的有条件兼容,是各国法律常用的实现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协调发展的基本方式。从发挥适用除外与适用豁免制度的政策协调功能角度来观察,我国反垄断法的相关规定应作一定的改进。

我国职业体育反垄断法豁免制度研究

建立我国职业体育反垄断法豁免制度直接关系到职业体育的未来发展问题,具有深远的意义。通过分析国内外职业体育反垄断法豁免制度的研究成果、国外职业体育反垄断法豁免制度和实践,以及国内职业体育的垄断现状,认为我国应建立职业体育反垄断法豁免制度,并根据职业体育的竞争性平衡、生产的特殊性、竞赛产品质量的特性、消费者福利及俱乐部之间特殊的利益关系等理论进一步论证建立职业体育反垄断法豁免制度的必要性。《反垄断法》作为豁免制度法律基础,其法宗旨与建立职业体育反垄断法豁免制度的目标具有一定的契合度,其内容也为职业体育豁免制度的建立留下了空间,这使职业体育反垄断法豁免制度的建立具有可行性。我国职业体育反垄断法豁免制度的内容应包括准入限制、赛事转播权集中出售、劳工和集体谈判、运动员流动制度等特殊垄断行为,它还应具有随着职业体育的发展而不断调整的阶段性特点。

公司并购中的反垄断豁免制度研究

公司并购中的反垄断豁免制度是反垄断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 ,它存在的正当性理论基础在于社会本位观和利益均衡论 ,在价值取向上的最大目标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其经济目标是要达到有效竞争的状态 ,法律基础是合理原则。在借鉴国外反垄断立法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 ,深入研究公司并购中的反垄断豁免理由 ,正确处理公司并购中的反垄断及其豁免的关系 。

政府干预与《反垄断法》的豁免制度——基于钢铁行业兼并重组规划的实证分析

中国《反垄断法》第十五条第五款对不景气卡特尔予以豁免,但该条款未考虑在政府干预下形成的不景气卡特尔涉嫌行政垄断的问题,也未依照经济形势对垄断行为设立动态的豁免期限,因而存在缺陷。分析豁免制度适用性的实质是权衡豁免所致经济效果的利弊,以往的研究多为定性分析,因此无法对豁免制度的经济效果提供直接证据。采用金融学的事件研究法分析我国2006年至2014年钢铁企业的兼并绩效表明,在经济形势极度恶化时国有企业的绩效优于民营企业,而在经济形势恶化而非极其恶化时以及其他时段民营企业绩效更佳,因此长时间豁免在政府干预下形成的卡特尔弊大于利,若对其豁免不利于经济效率,也不符合社会总体利益要求。

论企业共同研发行为的反垄断豁免制度

企业共同研发往往因具有降低和分散研发中的风险与成本等积极意义而受到反垄断法的豁免,同时由于反垄断法律规定往往比较抽象和原则,所以一些国家为便于实施反垄断法,一般发布大量指南和规章来规定共同研发的豁免条件、共同研发协议类型化、适用豁免制度需考虑的因素以及相关程序制度等内容。我国反垄断法中也有关于对企业共同研发进行规制的内容,但是其为原则性规定,操作性较差且程序安排上欠妥。我国应该借鉴国外已有法制经验来完善我国企业共同研发的反垄断豁免制度。

金融科技“监管沙盒”测试项目豁免制度研究

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推动着传统金融与监管的革新,一种新型监管方式即金融科技“监管沙盒”应运而生。在金融科技“监管沙盒”实践中,测试项目豁免制度突破了原有监管规则的掣肘,成为金融创新的必然要求,被普遍接受并付诸实践。我国应通过制定金融科技监管法律、国务院决定及部门规章等,设定金融科技“监管沙盒”测试项目豁免许可,并对豁免的申请、受理、审核、复议、监督等程序性规定及豁免标准、权益保护要求、应急预案、范围、形式等实体性规定进行具体规制,从而构建完备的金融科技“监管沙盒”测试项目豁免制度。

反垄断法豁免制度释义

反垄断法豁免制度是反垄断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一般表现为对特定行业、特定行为和特定组织、个人免于追究反垄断责任的制度。反垄断法豁免制度的含义是一个基本理论问题,然而在对这一基本问题的认识上学者们观点众多。针对这种情况,本文对反垄断法豁免制度概念的现状、内涵、外延和表现形式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运用逻辑学内涵加外延的方法,认为反垄断法豁免是指国家出于对公共利益的保护、国家产业政策的需要以及其他特殊目的的考虑,对符合垄断形式要件的反竞争行为或行业"网开一面",免于对其追究责任,是普遍存在于各国反垄断法中的组成部分。

美国证人豁免制度的目的、结构及其内在哲理省思

证人豁免制度的直接目的是准确查明案件事实、充分收集犯罪证据以及缉获犯罪嫌疑人。其深层目的是为公诉做准备,并为客观、公正地审判奠定基础,保证诉讼的质量和效果。而其根本目的则在于保障证人和被追诉人的法律主体地位,规制国家权力并维护公民权利。对抗制为证人豁免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结构性环境,而豁免证人以使其作证或者提供案件相关信息又促进诉讼双方进行激烈地对抗。证人豁免制度作为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特免权发展过程中历史的必然产物,其目的与结构深刻地体现出法律实用主义的意蕴。

反垄断法知识产权豁免制度的完善

我国《反垄断法》第五十五条规定了知识产权适用除外制度,其规定在用词、位置和内容方面存在一些不足。文章对知识产权豁免制度的立法规范、立法优缺点和滥用规制进行分析,并结合我国现实情况,提出有关完善我国反垄断法知识产权豁免制度的立法建议,为我国新诞生的反垄断法的有效实施和不断完善进步提供参考。

论证人反对被迫自我归罪的特权与证人豁免制度

反对被迫自我归罪的特权是证人的一项重要权利。为保证诉讼发现真实的目标,许多国家在规定了反对被迫自我归罪的特权的同时还确立了证人豁免制度,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证人反对被迫自我归罪特权的消极影响,保证在证人援用该特权时能够通过赋予其豁免而获取重要的证据。我国应当在立法中确立反对被迫自我归罪的特权和证人豁免制度。

“污点证人”的作证豁免制度研究

"污点证人"的作证豁免作为司法交易的重要体现,不仅有助于检控机关准确高效的取证,还可以令部分犯罪嫌疑人通过与检控机关合作为自己减免罪责。这种合作关系,实际上是司法机关与"污点证人"为实现不同目的进行司法利益交换的结果。"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的建立,不仅适应了法制发展的要求,还满足了司法实践活动的需要。所以,构建"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既有助于尊重保护人权,又符合我国司法实践要求,是完善我国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又一重大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