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溯及力的不确定性及其应对

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的溯及力问题颇具争议,与外国主权者在美国面临的诉讼风险息息相关,亟需得到重视。与《外国主权豁免法》溯及力相关的司法实践体现该法的溯及力具有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还将持续性存在。《外国主权豁免法》模糊文本与美国法律制度的综合作用、美国法院对于《外国主权豁免法》的程序法与实体法属性认定之分歧、美国法院在法律与对外政策之间寻求平衡等因素共同造成了《外国主权豁免法》溯及力的不确定性。面对美国日后针对《外国主权豁免法》的溯及既往修法与司法行为可能导致的风险,外国主权者能够经由美国国内法、对等原则或是国际争端解决三种途径维护自身依法享有的主权豁免,但这三种路径均有局限性。对于我国来说,运用对等原则是应对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溯及力不确定性的理想路径。为此,我国应当重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国家豁免法》第21条“对等豁免”条款的实施,充分发挥其威慑作用。

浅析中国《外国国家豁免法》中对等原则的准确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国家豁免法》(以下简称“外国国家豁免法”)第二十一条当中规定,外国给予中国及其财产的豁免待遇低于本法规定的,中国实行对等原则。基于该法对等原则和具体规定,如何结合实践细化规则和机制,是现阶段需要考虑的问题。通过比较法明确国家豁免语境下对等原则的内涵,并分析对等原则在国家豁免方面的意义,针对对等原则适用问题展开讨论,准确适用对等原则需与民诉法衔接,由外交部决定在个案中启用对等原则。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国家豁免法(草案)》的说明——2022年12月27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我受国务院委托,现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国家豁免法(草案)》作说明。一、立法必要性国家豁免制度涉及国家对外关系和利益,是涉外法律体系的重要制度之一。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涉外法治工作。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在国际交往中,未经一国同意,另一国法院不得对该国家及其财产进行管辖和采取强制措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国家豁免法(草案二次审议稿)》修改意见的报告——2023年8月31日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本次常委会会议于8月28日下午对外国国家豁免法草案二次审议稿进行了分组审议。普遍认为,草案已经比较成熟,建议进一步修改后,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同时,有些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列席人员还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和建议。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于8月28日晚召开会议,逐条研究了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列席人员的审议意见,对草案进行了审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外国国家豁免法答记者问

9月1日上午,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国家豁免法》。就外国国家豁免制度的基本含义和制定这部法律的意义、特点、主要内容等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负责人回答了记者提问。问:请介绍一下什么是外国国家豁免制度。答:外国国家豁免法是涉及国家对外关系和司法制度的重要法律。外国国家豁免制度是指对涉及外国国家及其财产的民事案件,基于一定原则所确定的法院不予管辖或者在特定情形下予以管辖的专门制度安排。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国家豁免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2023年8月28日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对外国国家豁免法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会后,法制工作委员会将草案印发中央有关部门、部分省(区、市)和高等院校、法学研究机构等征求意见,在中国人大网全文公布草案,征求社会公众意见。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外事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召开座谈会,听取中央有关部门和专家学者的意见,并到地方进行调研。

美国国家豁免法的新发展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近年来,美国国家豁免法在豁免主体的认定和《外国主权豁免法》的溯及力问题上出现了重要发展,对中国在美被诉的个案利益甚至整体形势产生了实质性影响。中国的应对策略是:根据不同性质的案件重点采取不同的方法,即对于政治性案件,主要运用外交途径;对于商业纠纷,充分主张国家豁免主体资格;对于历史性案件,综合运用多种制度和规则摆脱美国法院的管辖。

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中商业豁免例外的适用

本文主要通过对"仰融案"、"莫里斯案"、"加拿大天宇网络有限公司案"几个以中国政府为被告的典型案例的分析比较,对美国法院适用《外国主权豁免法》中商业活动例外的规定加以研究。文章分析《外国主权豁免法》中关于商业活动例外的规定即第1605节(a)(2)款的具体组成及其对适用产生的影响,同时为中国政府以后的诉讼提供建议和帮助。

日本主权豁免法制的最新发展与启示

作为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的缔约国,日本通过国内立法完成了对公约的转化。出于限制豁免主义立场的考虑,日本在商业交易的判断标准、给予外国国家豁免的具体情形以及外国国家参加法院诉讼的法律效果等问题上对公约进行了较大修改;出于与国内法衔接的考虑,对国家与国家企业的关系采取了回避的态度;而在劳动者损害赔偿诉讼的管辖权等方面,虽然条文表述有异,但却符合公约的精神。日本国内立法的整体方向是扩大日本的司法管辖权,这一点既需要引起我们的警觉,也值得我们借鉴。

论中国《外国国家豁免法》的限制豁免制度

外国国家豁免制度是一个涉及政治和法律、外交和司法的交叉领域。《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国家豁免法》(下文简称《外国国家豁免法》)实现了从绝对豁免政策到限制豁免制度的转变,由外交中心主义转变为司法中心主义。虽然《外国国家豁免法》整体上是一部由法院实施的程序法,但外交部就国家行为的事实问题出具的证明文件应得到法院采信,且外交部有权在其认为案件涉及重大国家利益时出具意见供法院参考。《外国国家豁免法》推定外国国家享有管辖豁免,同时规定了7项得到广泛认可的例外,包括外国国家放弃管辖豁免,外国国家在中国领域内从事商业活动或者在中国领域外从事商业活动但在中国领域内产生直接影响而引起的诉讼,外国国家因在中国领域内全部或部分履行的劳动或者劳务合同引起的诉讼,外国国家在中国领域内造成的侵权赔偿诉讼,外国国家因财产的所有、占有和使用事项在中国领域内引起的诉讼,外国国家在中国领域内因知识产权归属和侵权等事项引起的诉讼,外国国家因仲裁协议、仲裁裁决和其他对仲裁进行审查的相关事项在中国领域内引起的诉讼。《外国国家豁免法》规定了司法强制措施豁免的3项例外,意味着外国国家财产接近享有绝对的司法强制措施豁免。

外国国家豁免法的理解与适用

外国国家豁免法为司法机关直接审理涉及外国政府及其财产民事案件提供法律依据,其通过对国家豁免案件的管辖范围、司法管辖豁免范围及例外、执行豁免范围与例外、特殊诉讼程序、法律适用衔接、外交部门的职能权限等问题作出规定,进一步统一法律适用。该法的适用需要警惕国家豁免案件对外交关系和审判可能带来的压力和影响,未来还需出台配套规定明释法律条款适用,以期更好地保护中国的国家利益。

推动外国国家豁免法实施强化国家海外利益司法保护

2023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国家豁免法》(以下简称“外国国家豁免法”)公布,标志着我国以立法的形式正式确立了完全符合国际法和各国实践的国家豁免制度,是我国推进涉外法治建设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开山之作”和“发之作”。该法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外交思想,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矗立于激荡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时代之需”为出发点,加强涉外领域立法的重要成果,是我国在该领域从无到有、涉及国家对外关系和司法制度的重要法律,对于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促进对外开放、依法维护权益、稳定行为预期等具有重要意义,成为我国加快涉外法治工作战略布局、强化国家海外利益司法保护的“关键一环”。

我国出台外国国家豁免法-涉外法治建设的里程碑

2023年9月1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国家豁免法》,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予以公布,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外国国家豁免法确立了我国的外国国家豁免制度,授权我国法院在特定情形下管辖以外国国家为被告的民事案件。这是我国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又一里程碑。

外国国家豁免法:手我国对外关系和司法制度的里程碑

外国国家豁免法是涉及国家对外关系和司法制度的重要法律,它的出台实施,对于保障我国公民和法人的正当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具有重要意义。2023年9月1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国家豁免法》,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外国国家豁免法是涉及国家对外关系和司法制度的重要法律,是我国对外关系和司法制度的里程碑。

《外国国家豁免法》的司法功能与话语功能

我国的《外国国家豁免法》立法进程和文本是国际法学研究者和外交、司法、立法等实践部门积极、良性、持续、有效互动的见证和成果。我国在该领域的理论与实践立法体现了中国学术研究和涉外事务对于豁免问题的深刻思考,以及对此领域国际社会优秀成果的借鉴。这一立法既具有司法层面的功能,更具有话语表达方面的功能。从司法功能上看,这一立法确立了我国对于外国国家行为进行管辖和评价的基本立场,使得我国司法机关有机会对外国国家及相关行为进行定性和评判,在具体案件中有机会维护我国公民法人和非法人团体的诉权。从话语表达功能上看,这一立法代表了我国积极推进涉外法治的信心和决心,意味着我国在涉外法治领域丰富和完善了法律工具箱,更加充分和有效地认可和保护人权,为世界各国司法权力的均衡使用提供了规范基础。我国外国国家豁免法的颁布实施,对于一个更为注重人权和法治的大国而言,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我国商业活动例外条款的立场转向与司法适用研究

在国家豁免领域,国际社会存在着“绝对豁免”与“限制豁免”两种不同的实践。在多数国家转向限制豁免主义立场的潮流中,国内学者对我国坚持“绝对豁免”立场一直多有批评。而《外国国家豁免法》的出台标志着我国从“绝对豁免”立场转向“限制豁免”立场,从而为我国法院受理针对外国国家的诉讼提供了法律依据。在限制豁免主义的语境下,“商业活动”的界定和“司法管辖联系”的判断是法院受理主权豁免诉讼正当性的基础。针对“商业活动”的界定,可以将综合考虑行为的性质和目的的理解转变为考察行为中公权力因素的参与。针对司法管辖联系的判断,可以在“诉因联系”和“领土联系”的框架下,结合我国的司法传统,将美国法院提供的司法经验“本土化”。

论主权财富基金的司法豁免──以《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和《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为例

主权财富基金在他国开展投资活动不可避免地发生纠纷甚至遭遇诉讼,而主权财富基金能否就此主张司法豁免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关于主权财富基金的管辖豁免主体资格,《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和《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在管辖豁免行为条件认定上,二者都反映了限制豁免原则的趋势认定主权财富基金从事的投资行为属于商业活动而原则上不享有管辖豁免。关于强制性措施豁免,较管辖豁免两法都规定了更为严格的条件,为主权财富基金主张强制性措施豁免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中国政府在美国被诉引用主权豁免抗辩的法律探析

中国政府或其政治性分支机构如果在美国法院被滥诉,首先可进行程序性抗辩。美国1976年《外国主权豁免法》是处理外国主权豁免及豁免例外问题的程序性法律,规定了美国国内法院确立管辖的两个前提条件:对事管辖权和对人管辖权。梳理过去数十年里美国相关判例,可归纳豁免例外、文书送达、缺席判决等程序性问题的抗辩理由和判决结论,在涉及中国政府诉讼情况下管辖权异议动议在应对滥诉时至关重要。在某些管辖权明显缺乏法理基础的情况下,中国政府也可不采取实质行动,因为美国法院在作出缺席判决前仍须考虑管辖权问题。即使有缺席判决,中国政府也可寻求撤销缺席判决,重回诉讼途径。

我国国家豁免立法现状及展望

目前我国尚未出台规定国家豁免问题的成文立法,面对他国在我国法院被诉无法可依,并且在他国被诉时常用外交途径表明绝对豁免立场。由于诉讼结果有不确定性,因之可能无法有效保护我国国家及国民利益。基于国外国家豁免立法和司法实践、国际人权法律化和经济政治环境的变化,中国有必要制定国家豁免法,并循序渐进地制定具体可行的条文规定,必要时采用限制豁免原则以切实维护我国的长远国家利益。

论中国国家豁免立法中的初审法院——由“中铁刚果(金)案”谈起

中铁刚果(金)案经香港两级法院历时三年四次审理,最终于2011年9月8日尘埃落定,香港终审法院作出最终判决,遵循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结果,刚果(金)具有绝对外交豁免权,其在香港免于偿还欠款。对任何国家而言,涉及外国国家之诉通常十分复杂,其影响力远大于普通的涉外民商事争议。涉外国国家案件的重要性决定其应当由较高级别法院进行初审,在我国,中级人民法院因其法官自身法律知识储备不足和涉外审判经验欠缺等原因决定其不适宜作为初审管辖法院,最高院现有的受案规模及其主要职能和两审制的司法原则也决定其不应成为初审法院,中国在国家豁免立法时应确定由高级人民法院对涉外国国家案件进行初审管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