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公益诉讼的法理困境及其纾难——兼论违反“公共利益豁免规则”的公益诉讼应对

将《个人信息保护法》第70条视为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公益诉讼的规范渊源会造成法益保护的限制与公益诉讼风险防范机能的减损,应以“保护群体公民的信息自决权”“保护国家的数据主权”和“防范信息处理活动引发其他社会公共利益风险”三个角度建构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公益诉讼法益体系。在违反“公共利益豁免规则”的场合,公共利益存在个案的层次性差异,相应的信息处理活动规范要求也不尽相同,应参照GDPR区分“重要或重大公共利益”和“一般公共利益”。公益诉讼可以提出“去标识化”的技术合规主张,并借助“专家审查+安全港制度”进行“去标识化”认定,但仍应警惕“去标识化”只是“附加保障”,而非一劳永逸的安全。

国际航运反垄断豁免规则新发展对我国航运立法的启示

通过对国际航运领域反垄断豁免制度的介绍,引出以欧盟、美国为例的国际航运领域反垄断豁免制度的新发展。针对我国航运领域反垄断豁免规则的立法现状,提出国际航运反垄断豁免规则新发展对我国立法的启示:我国航运立法应正确审视我国航运经济现状,为确保航运经济的进一步改革及其水平的提升,落实反垄断豁免制度;同时长远考虑我国航运法制立法走向,将承托双方的利益平衡作为航运法制价值取向的重要考量因素,在航运经济发展成熟之际,取消航运反垄断豁免制度。

航运并购反垄断豁免规则的理论探析与实践启示

航运业作为海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提供了坚实保障。在剖析并购反垄断豁免制度的价值理念与规则表达的基础上,探析航运反垄断豁免规则的理论体系,从而厘清我国反垄断监管思路,找寻反垄断立法和执法上的不足。从P3联盟案例的执法实践经验中可以获得完善我国航运反垄断豁免制度的重要启示:其一,完善反垄断法律制度,弥补国际航运业反垄断规制的立法缺漏;其二,尽快出台《航运法》,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航运反垄断豁免规则体系;其三,科学界定紧密型联盟与松散型联盟,分别构建适用“经营者集中”和“垄断协议”的反垄断规制路径。

论善意救助者责任豁免规则

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过去一段相当长的时期,我国大力推进经济发展,但忽视了道德建设。"彭宇案"等类似案件的出现,体现了社会道德缺失和人们之间的信任危机。在国外民事立法中,通过"好撒玛利亚人法"保护善意救助者的权益,鼓励人们对处于困境中的人提供紧急救助;我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中规定救助人不承担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民事责任,实质确立了这一原则。但是,由于立法内容比较原则,仍需设置相应的保障措施,保障其在实践中的正确适用。

股东代表诉讼前置程序的豁免规则研究——基于248份裁判文书的分析

我国于2005年公司法修订之时引入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并设置了诉讼启动的前置程序及其豁免规则。但《公司法》第151条关于股东代表诉讼前置程序的法定豁免事由的规定比较抽象,其范围和边界有待厘清,在实践中作用并不显著。此外,对股东代表诉讼案件的梳理表明,单一的法定豁免事由并不足以涵盖司法实践中出现的种种特殊情形,如原告兼有股东与监事双重身份、被告包括董事和监事、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和公司处于破产清算过程中,存在原告股东无法履行前置程序或者履行前置程序已无意义的情况。此时为保护中小股东和公司的利益,应当允许法官运用自由裁量权,非基于法定豁免事由免除原告股东的前置程序履行义务。因此,从我国股东代表诉讼的司法实践出发,进一步明晰法定豁免事由的内涵与外延,并对法定豁免事由之外的可豁免情形进行类型化,有助于指引法官规范行使自由裁量权,并推动我国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不断完善。

非紧急情况下股东代位诉讼前置程序豁免研究

我国《公司法》在原则上对股东代位诉讼设立了前置程序,但为了避免过于刻板的程序不利于及时保护公司和股东的合法权益,《公司法》也规定了在“紧急情况”下可以豁免前置程序。然而,实践中发现,在“非紧急情况”下也存在豁免该前置程序的必要性,目前学界中虽已有不少关于该论题的学术成果,但对实务中“非紧急情况”的类型化分析却鲜有。对此,本文通过对筛选出的典型案例进行归纳整理,进而对“非紧急情况”下前置程序的豁免规则进行类型化研究总结,最后梳理出对立法和司法等方面的启示。

美国众筹豁免规则之争的分析及启示

JOBS法案试图从发行总额限制、投资者总额限制、发行人信息披露义务及众筹集资门户的注册要求等方面建立众筹豁免规则,却引起了较大争议。反对者强调的是加强投资者利益保护与维护资本市场诚信,关注的是金融安全;支持者重在发挥众筹促进资本市场效率和促进金融资源面向社会大众公平分配的功能。从法律经济学视角看,豁免规则之争本质上是众筹规制过度与否的问题;而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对规制措施进行成本收益分析。争议启示着我们,我国众筹监管体制的确立、股权众筹规制路径的选择等都必须全面衡量规制的成本与收益。

《民法典》视野下的新闻侵权豁免规则及其适用

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与民事主体的人格权利益之间如何平衡,在《民法典》颁布之前一直存在争议。《民法典》中人格权独立成编,贯彻了我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理念。为缓和新闻报道与人格权的冲突,《民法典》人格权编第999条、第1020条、第1025条、第1036条对新闻报道行为的豁免规则作了一般规定和具体规定。在适用中,新闻媒体在使用人格利益时,应当满足为公共利益、使用方式合理的条件,并且须在特定的人格利益范围内使用。对于肖像、名誉、隐私等人格利益的使用,新闻媒体在开展新闻报道、舆论监督活动时则要采取更为审慎的态度,以满足《民法典》中特别规定的要求。

治疗用药豁免(TUE)规则初探——首例TUE案分析

治疗用药豁免(Therapeutic Use Exemption,TUE)规则属于世界反兴奋剂机制下的5项国际标准之一。TUE的申请涉及当运动员因服用治疗性药物导致兴奋剂检测结果呈阳性时,是否能够免除处罚的问题。该规则的产生源于实践案例:人们意识到,只要存在违禁物质就处罚运动员是苛刻的,某些疾病的用药必然导致兴奋剂物质存于运动员体内,但并无益于提高运动员赛事能力。通过对CAS(体育仲裁院)公开的首次涉及治疗用药豁免规则案例的叙述,分析其产生的理论逻辑,在肯定其提出的意义之后,对其实质性内容进行批判,以期得到进一步完善。

基于规章范本的危险货物运输豁免安全评价体系研究

通过对国际上危险货物运输管理体系的分析研究,以适用于多种运输方式的联合国《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规章范本》(第十七版)为蓝本梳理出可适用于出口危险货物的豁免规则。同时结合出口危险货物目前运输情况和贸易数据调查,提出了建立出口危险货物运输豁免安全评价体系的意义,即以实验室的技术手段为支撑,合理利用运输豁免评价规范,构建出口危险货物可实现运输豁免的技术性贸易应对措施,从而为出口危险货物的企业提供指导及技术服务,并为出口检验监管提供管理参考。

论民事诉讼中的证据规则

证据规则在诉讼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能保证诉讼程序的程序性和公正性，保障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基于此本文便简要的介绍一下诉讼规则。

药品专利反向支付和解协议的反垄断规制

药品专利反向支付和解协议中所涉药品专利期限届满或属于无效专利情形时,反向支付协议就可能损害公共利益和消费者合法权益,产生排除、限制竞争的后果,应当受到反垄断法规制。美国对反向支付协议反垄断规制采用合理分析规则,欧盟采用“禁止+豁免”规则。我国反向支付协议反垄断规制应注重事前预防和事后审查相结合。在反垄断规制的适用方面,要合理划分专利法与反垄断法的规制边界;适用“禁止+豁免”分析规则;进一步完善药品行业竞争政策法规,包括建立药品专利和解协议的备案和监测制度、细化落实药品专利补偿期制度、建立独占期丧失制度和构建药监、专利、反垄断行政部门信息共享和联合执法平台。

“脱离算法自动化决策权”的虚幻承诺

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第22条应作权利而非禁令解,由此产生的“脱离自动化决策权”存在与“更正权”竞合之表象、与“获解释权”补强之曲解以及与“被遗忘权”混同之误判。界定该权利应把握两条主线:(1)GDPR序言第71条赋予数据主体的三种基本权利乃相互并列而非互为因果;(2)权利内涵随技术发展嬗变,在基于数据库编码的计算机自动化场景为脱离数据采集,在基于机器学习的算法自动化场景为脱离用户侧写,在基于神经网络的超级自动化场景为脱离平台交互。破除权利失语的关键在于适用条件去场景化以及自甘风险式的豁免进路让位于实现公共利益所必须的法定许可。若不囿于既定框架,陈情权和离线权的重构思路各有合理之处,但应防范可能产生过高的社会成本。

高级管理人员适用劳动法的裁判考量——基于193份判决书的实证分析

单一调整模式下,高级管理人员如何适用劳动法成为司法裁判的难题。对判决书统计的结果表明,高级管理人员适用劳动法呈现出差异化的样态,即高级管理人员的认定标准模糊、高级管理人员身份对裁判的影响相异。造成该问题的原因包括高级管理人员弱势地位的不明显,劳动法与商法规范的冲突以及粗放立法模式下法院的消极裁判。在总结地方性规定和司法裁判经验的基础上,推进立法精细化,针对书面劳动合同制度、加班补偿制度等制定特殊豁免规则。裁判者应当注重个案的调适裁判,把握职责为主、薪酬为辅的高级管理人员身份认定标准,并且充分尊重公司的治理权利。

股权众筹及其监管

依托于互联网技术的股权众筹,其显著特点是"多人小额",这使得公开融资的风险从一开始就能够被较好地控制;而互联网技术带来的信息的快速及广泛分享更是进一步使得股权众筹发生风险的概率大幅下降。传统的证券监管已经不适合股权众筹这种新型融资模式,需要为股权众筹创设豁免规则。美国已经率先针对众筹创设了四类豁免规则。基于现实需求,我国应当通过立法明确股权众筹的法律地位,并为之设立豁免规则以促进其稳定健康发展。

全球最低税引发的各国立法变革及我国应对之若干思考(下)

(接上期)四、我国应对支柱二的若干思考(一)已设置CFC税制的辖区是否还需要引入GloBE规则?在GloB E规则初具雏形时,鉴于CFC税制与IIR之间的相似性,曾有学者提出,如果一辖区已设置CFC税制,即便不引入GloB E规则,鉴于CFC税制优先于IIR适用的顺位,也可以通过修改已有的CFC税制规则,如扩大CFC定义、完善确定CFC可归属所得的规则、优化CFC税制的豁免规则等,维护该辖区作为投资者所在居民国的征税权。

论反垄断法的适用豁免制度

反垄断法适用豁免制度的形成根源于三个因素:即垄断的直接经济效率性、垄断的竞争效果和公共利益。美国、德国、日本和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的反垄断法适用豁免制度比较完善,且各具特色。随着社会的发展,它们的垄断豁免制度正在发生演变,并表现出三种趋势:即由行业豁免向行为豁免转变、重视抽象规则和具体规则的联合运用、加强豁免制度的国际协调。中国构建自己的垄断豁免制度时,在立足国情的基础上,应参酌各国、各地区的制度变迁趋势,借鉴它们的有益经验。

不定时工作制加班工资问题的法律分析与应对——以美国“白领豁免法案”为参考

当前我国对于适用不定时工作制的劳动者是否应当支付加班工资的问题,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均处于一种模糊混乱的状态。不定时工作制下加班工资问题的形成,一方面源于立法上对加班工资豁免范围设定过广,另一方面源于实践中过于强调维护企业生产而忽视劳动者利益保护。基于对美国"白领豁免法案"的比较与借鉴,解决不定时工作制加班工资问题,一方面应通过设立加班工资豁免的工作内容标准和工资标准来限定加班工资豁免劳动者的范围,另一方面应当建立和秉持劳动者分层的理念,追求劳资双方利益的平衡。

中小企业保护视角下我国反垄断罚款制度完善

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诸多法律从各自不同的视角关注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其中,反垄断法通过规制垄断行为彰显其在保护中小企业方面独特的工具价值。然而,尚存遗憾的是:现行我国反垄断罚款制度并没有清晰地显现这一功能。有必要借鉴日本、欧盟、德国的制度经验,进一步降低罚款比率阈值、细化罚款豁免规则,以更好地发挥我国反垄断罚款制度在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方面的独特功能。

高级管理人员适用劳动法的裁判考量

单一调整模式下,高级管理人员如何适用《劳动法》成为司法裁判的难题。判决书统计结果表明,由于高级管理人员弱势地位的模糊、《劳动法》与《商法》规范的冲突以及法院裁判的机械,司法裁判呈现出差异化样态。在总结地方性规定和司法经验的基础之上,推进立法精细化,针对书面劳动合同制度、加班补偿制度等制定特殊豁免规则。同时,裁判者应注重个案的调适裁判,把握职责为主、薪酬为辅的高级管理人员身份认定标准,并充分尊重公司治理权利,达致实质公平的裁判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