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的贫困及其超越——基于斯蒂格勒政治美学的研究

斯蒂格勒基于政治美学的角度,指出“象征的贫困”是当前人类面临并且需要超越的一大难题。在他看来,政治问题、美学问题与技术问题是同一个问题。正是在技术的中介作用下,政治问题与美学问题得以相遇。他生动地阐明了感觉是真正的政治美学战争所争夺的内容。这场战争,借助技术作为武器,以技术控制感觉为手段,结果造成规模宏大、影响普遍的“象征的贫困”,具体表现为经济领域“市场营销对意识的争夺”、美学领域“审美经验向美学制约条件转变”、政治领域“友爱对话向不再相信对话转变”。相应地,唯有通过新型感性组织与新型力比多经济的发明,审美经验对美学制约条件的反抗,友爱与对话的回归,人类面对超工业时代的感性灾难时才能更好地完成自我救赎。

斯蒂格勒,博伊斯和社会雕塑

斯蒂格勒认为参与是心智灵魂现实化的条件,但这种参与已经依赖于技术,这同时导致了“参与的丧失”和“象征的贫困”。尤其是在超工业社会中,营销技术控制了人们的意识时间,导致消费者普遍的“废人化”。斯蒂格勒在博伊斯的“社会雕塑”概念中看到了为抵抗“参与的丧失”所作的贡献,并试图通过复活“业余爱好者”的概念延续博伊斯的“社会雕塑”的思路。“业余爱好者”以自由发明的方式不断地从潜能走向实现,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独异性。这是一种新的艺术形式,也重新发明了政治,即独异性的政治,业余爱好者通过自己赋予自己时间而塑造共同体的时间,完成“社会雕塑”的任务。

数字时代的美学与政治——论斯蒂格勒技术哲学中的“美学”概念

斯蒂格勒认为美学问题就是政治问题,反之亦然,因为政治就是与他者一起感觉的问题。但是数字时代的营销技术所产生的"美感经济"是一种无政治的美学,使人处在"象征的贫困"中。它是遵循市场霸权统治的美学战争所造成的浩劫,使人的欲望成为可计算的,使之服从于消费逻辑,丧失了个体性,导致了无产阶级化。数字化使超工业社会得以可能,它造成了普遍的无产阶级化。文化成为最大的政治问题,使消费者不能自爱,但数字时代也使去无产阶级化成为可能。为此,斯蒂格勒重塑了业余爱好者的形象,通过一种重复的实践发明新的艺术和美感经验,从而重新发明政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