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象胥和象教看“象”的外来性

"象胥"是西周时期中国与四夷间以翻译活动为主要职能的外交官,"象教"是对佛教的别称。周王室用代表南方语官的"象"来称呼其外交人员,除了表示跟南方的交往长期和重要之外,同时也是对大象在地理分布上已离中原远去的事实的反映。以盛产于印度,而在中原本土已经绝迹的大象来称呼佛教,这其中"象"的外来性是不言而喻的。

“以象为教”与“道体”的时间性:论章学诚的诗教思想

章学诚认为，儒家之“道”的理想呈现状态是随时机而发的、偶在性的，绝不能囿于、停滞于对“六经”训诂性的知识考辨，又不能止步于宋明以来局于纯粹意识领域的心性之学，而要在实际践行中活生生地涌现出来，且奠基于亲子之爱之上的儒家之礼的最佳承载方式之一就是“以象为教”及“以诗为教”，只是章学诚并没有对“易之象”与“诗之象”之间的本质性区分进行辨析。本文认为，章学诚不仅提出了“以象为教”的直接渊源在于“六经皆史”，而且还从审美时间意识何以更好达成的角度，深入探究了诗教在口耳相传这一传播方式中的优长之处。

象喻批评的渊源探辨

象喻批评是中国文论中诗化的批评样式。本文探辨了其渊源 ,认为象喻批评是中国传统文化直觉领悟式的思维方式和天人合一的价值理念及印度梵语诗学尤其是佛经的“象教”传统综合作用的产物 ,而前者是内在的、必然的 ;后者是外在的。

电化教学的管理教育功能

所谓电化教学,就是利用和发挥电教媒体(如电视、录像磁带、电影、幻灯等)的功能,使其系统地介入教学过程,并与教学方法有机结合,促使学生掌握知识、增强智能的一种教学途径。采用电化教学手段,有哪些作用呢?

伊斯兰教的传播与维吾尔民间文学的伊斯兰化

伊斯兰教象其它宗教一样,是文化积累的一种常见型式,具有很大的包容性。伊斯兰教在政治上的胜利决定了它在文化上的胜利。伊斯兰文化从此深入到维吾尔社会生活和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

象物之学:中华文艺观念的政教源始

本文从古典立场反思古人的"物"(对应于现代之"自然")论,并由"物"及"象",再过渡到"象物""立象",并从"立象"角度重审中华文艺思想最具特色的政教观念的源始逻辑。物字由"牛为大物"引申为万物共名。万物之"物"取义于庶类之杂。人物一体共贯。这个立场正是对创世神话的哲学式回应。物生必有象,象乃是物之象,二者不可须臾离。"象"则是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的根本途径。"象"由兆象、卦象传统逐渐衍化为古典政教传统的核心观念,其中一个关键环节就是"象物"。"铸鼎象物"为后世古典叙事提供了本源性的思考,为华夏的地理认同、文化体认奠定了理论根基。象物之学,一言以蔽之,就是法天象地的学问。《周易·系辞上》"立象以尽意","象"方始具有了华夏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思想深度。"立象以尽意"为圣人设教的根本原则。古代政治制度,皆本天道而治人,因"时变"而察"人文",象教是华夏先人探宇宙之赜、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根本文教。

观象设教:儒家君子人格的培养径路探析

君子是儒家理想人格的典范,儒家君子人格以道德理想人格与政治理想人格为核心内涵。先秦儒家通过“观象设教”的模式,诠释了道德和政治上的理想君子人格的培育径路。围统着道德理想人格,儒家通过“人禽之辨”从心性论上论证了人人皆可以为君子。通过“君子比德”这一命题,点明了君子奉行的道德原则不是人所独有,而是万物一体。通过“能近取譬”的方式,儒家从道德认识、道德意志、道德情感等方面昭示了君子人格的涵养方法。在政治上,儒家通过“观象设教”的方式,塑造了两类君子形象:一是奉行“君子不器”之原则,坚守道义的士君子形象;二是率先垂范,坚持以德治国、重视礼治、奉行以民为本的统治者君子形象。儒家“观象设教”所培育的君子人格,最高境界是对“道”的认知和把握。借助“观象设教”的模式,儒家将天地万物与君子人格的培育融通于价值意义统一体当中,为君子人格涵养方式的正当性与合理性确立了终极依据,建构起了君子人格的超越意义。

蔡元培的妇女解放思想及其实践

蔡元培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他不仅对近代的教育、科学、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还倡导妇女解放,并为之提出了一系列的主张和观点.一、提倡男女人格的平等中国妇女受封建主义的桎梏和迫害最为严重,封建的纲常礼教象枷锁一样,禁锢着妇女,妇女过着非人的生活,蔡元培对此愤愤不平.他早在1902年就表示:我是素来主张男女平等的,这种平等主要指人格上的平等.由于夫人去世,蔡元培按照自己的标准找到新的伴侣,为了改革社会风气,婚礼以演讲代替了闹洞房.一来宾引经据典,阐述男女平等的理论,另一来宾主张男女双方应以学行相比较,不同意平等之说,先生笑道:“就学行言,固有先后,就人格言,总是平等”.

公私之间:明清时期思播地区官绅修建道观的多重目的

明清时期修建道观既是思播地区官绅为官一方应完成的政治任务,也是其治理地方的重要手段。故而,修建道观的目的呈现多维化,有的目的常显,有的目的常隐。“国之利器”与“利己之私”属于不可与人轻语的目的;“营建胜迹”和“培育地脉”不符合儒家原教旨主义原则,属于不可轻易承认的目的;象教这一目的因蕴含忠孝之精义而常被官绅宣之于口。修建之目的宏广足证道观之作用弘大。

商周法律是“秘而不宣”吗?——兼论成文法的公布不始于春秋

迄今研究中国法制史的学者多认为,中国商周时代法律的一大特点是不公布成文法,法律“秘而不宣”。考其根据,主要是《左传·昭公六年》所记晋国叔向批评郑国子产“铸刑书”的一段话(详后),《汉书·刑法志》认为此语可信而加以引用。这大约就是“制定不公布的成文法”一说的来源。笔者认为,叔向的说法并非信史,谨著此文,以申拙见。

一个男孩名叫海岳

人生不幸,莫过于幼年丧父,刚降临人世的这个孩子第一眼看到的是妈妈悲痛欲绝的脸,第一件事就是送没来得及看到他的父亲入土。六个月后,妈妈怀着无尽的愧疚与无奈,带着四岁的女儿离开了他。从此没再回来。从此以后,每当学校放假,海岳就住到定海,他又有了“爸爸”、“妈妈”和温暖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