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武服夷母题与隋唐豪侠文化——《聊斋志异·王司马》的主题史溯源

《聊斋志异·王司马》一篇,突出了王霁宇以冒牌的“武勇”服夷;以智慧———诡计服夷;以特定人物的威严魅力服夷。由于华夏中原人的面子和“惟我独尊”的好胜心,有时在与外夷番邦争竞时,偏要显得强势文化处处领先。汉大赋中,“豪气服夷”即成为中央集权地位威望表现的一个小母题。以盛唐时代勇武服夷精神为参照,才衬托出明季御边的怯弱无能。面对日益强大的“北人”,此时的服夷,显然并不像汉唐盛世那样仗义和风光,而是颇带有悲凉与讽刺意味了,其实也预示着如此“服夷”,终归不会长久的。所以该篇婉曲地透露出作者对明季御边将领的不满与讽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慕侠民俗与侠文化史的精神意义

慕侠习俗的稳定性 ,带来了豪侠故事结构、内蕴的惊人稳定性和传承性。慕侠这一民俗事象 ,已成为几乎全体社会成员所公认的一个理想化人格标准和行为模式。首先 ,慕侠习俗适应小农经济下平民心理需要 ,有巨大实用性和凝聚力 ;其次 ,慕侠民俗可宣泄人们以正统法治、现实境况的否定不满 ;其三 ,慕侠习俗生动地延伸了民族固有的应然心理 ;其四 ,慕侠尚义习俗可以焕发人们美好的精神情趣。

唐五代以沉着宽容为豪略论

唐初,朝野上下就已开始注意对宽容的褒扬。处理家庭内部关系,唐代皇帝往往注意能宽容外姓人,不偏袒自己的骨肉。即使对敌视者,也不是睚眦必报。唐代官员这种宽容沉着,还与其善良而富有同情心结合。将某一官员品行予以肯定、定论式概括,也每多用稳重宽容这一标准。唐人还经常将人稳重宽容性情的提倡,作为"上行下效"人格品评价值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