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豳王家族与河西西域佛教

豳王为元代诸王之一,始祖为察合台系的出伯、合班兄弟,形成于14世纪初期,包括豳王、肃王、西宁王和威武西宁王,分别驻牧于酒泉、瓜州、敦煌和哈密。豳王家族虔信佛教,但史书了无记载,幸赖敦煌、酒泉等地发现的各种文献,依稀可以考见豳王家族事佛活动之一斑。从中可以看到,豳王家族不仅对西域至敦煌间的佛教活动进行保护,而且常以供养人的身份出资兴建佛寺、修缮洞窟、塑造佛像、抄写佛经,尤其是对酒泉文殊山石窟、敦煌莫高窟、瓜州榆林窟之多处石窟进行了大规模的修复。受其影响,西域至敦煌间的佛教在当时亦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使河西石窟的营建活动在元末渐趋高涨,莫高窟、榆林窟现存的14处元代洞窟大都为元朝晚期之遗存。

蒙古豳王家族与裕固族的形成

13世纪后半叶,西域窝阔台汗海都、察合台汗八剌发动反对元中央王朝的叛乱,察合台曾孙出伯、合班兄弟率骑兵万人于1276年率众东归,投奔忽必烈,受到重用,出镇河西与新疆东部地区,被封为豳王,后又派生出肃王、西宁王和威武西宁王。蒙古豳王家族优渥境内诸族,与回鹘关系极为密切,奉行佛教以抵御来自西域的伊斯兰教的渗透,促进了回鹘佛教文化在河西西部地区的持续繁荣,为裕固族佛教文化的兴盛奠定了基础。蒙古豳王家族与回鹘关系密切,为二者的融合奠定了基础,并最终形成了独特的民族共同体——裕固族。

蒙古豳王家族与元代亦集乃路之关系

蒙古豳王出伯一族系察合台后裔,1277至1282年间脱离察合台汗国而投归元廷忽必烈麾下,被委以重任,长期驻守河西走廊西端的肃、瓜、沙及西域东部的哈密地区,始终处于抵御窝阔台汗海都、察合台汗都哇等西北诸王叛乱的第一线。透过黑水城元代汉文文书,如《大德四年军粮文卷》、仁宗朝文献(编号F116:W561)、TK204文书、TK248文书等,可见作为元代之军事集结地与物资供给地的亦集乃路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了元朝西北边防线上的重要军事堡垒,而活跃于西陲重地的豳王出伯家族一直与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互相引以为援,从而进一步巩固了西北边防。

元明蒙古豳王家族史研究回顾

蒙古豳王家族崛起于13世纪后期，始祖为由西域东归投奔忽必烈汗的察合台系出伯、合班兄弟，于14世纪初期形成豳王、肃王、西宁王和威武西宁王四个乌鲁斯，分别驻牧于酒泉、瓜州、敦煌和哈密。豳王家族据守西北一隅，对元明时期河西、西域诸地之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学界对豳王家族的关注，可以说由来已久，专门的研究成果虽说不上丰硕，但涉及这一问题者却不在少数，形成了不少热点问题，如史料的缺陷与敦煌文献的重要性、西宁王速来蛮的生平事迹、豳王家族的世系、豳王家族与元代西北社会、明代的哈密王等。这些不仅是蒙古学、元史学，同时亦应是敦煌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对这些成果进行总结，并指出存在的问题，有利于学界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蒙古豳王家族与元代西北边防

蒙古豳王家族崛起于13世纪后期,始祖为由西域东归投奔忽必烈汗的察合台系出伯、合班兄弟,于14世纪初期形成豳王、肃王、西宁王和威武西宁王四个乌鲁斯,分别驻牧于酒泉、瓜州、沙州和哈密。豳王家族据守西北一隅,有效地抵御了窝阔台后王海都和察合台后王都哇等西域反叛势力对西域东部及河西走廊的侵扰,使河西及西域东部地区免受战火的蹂躏。为了巩固西北边防,豳王家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积极发展农业生产尤其是屯垦以保障供给,整饬驿站以疏通驿路,同时大力支持佛教,借以抵御伊斯兰教势力的东侵。这些措施有效地巩固了西北边防,从而确保了西北地区社会的相对稳定。

元代敦煌伊斯兰文化觅踪

学术界存在一种观点,认为敦煌文化尽管丰富多彩,但与伊斯兰教无关,马可波罗所言敦煌少量穆斯林的记载也被视为不实之辞。其实,这一观点未必正确。1276年,原本信奉伊斯兰教的蒙古豳王家族成员脱离中亚察合台汗国而投奔元朝,受命驻扎河西以对抗察合台汗国之侵扰。敦煌之《莫高窟六字真言碣》和《重修皇庆寺记》就是该家族于元朝晚期勒立的,功德主速来蛮、速丹沙等明显带有伊斯兰文化色彩,《肃镇华夷志》言其回回出身,二者相合;莫高窟北区出土回鹘文佛教诗歌中竟有称颂穆斯林和阿拉伯帝国的内容;瓜州锁阳城、玉门西域城、赤金城西北角都为圆形角台,具有明显伊斯兰建筑特点,意在表示对麦加克尔白天房的敬奉。这些足证元代晚期伊斯兰文化在敦煌一带是真实存在的。

欧亚学视阈下的裕固族历史文化

裕固族为甘肃省特有少数民族之一,由古代活跃于蒙古高原和河西走廊的回鹘与蒙古融合而成。古往今来,裕固族及其先民之活动范围与影响广及内陆欧亚诸多地区。裕固族人口虽少,却使用两种不同的语言,东部操恩格尔语(习称东部裕固语),西部操尧乎尔语(西部裕固语),分别属于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和突厥语族,乃我国古往今来仅见之范例,其中的西部裕固语与其他突厥语言相比,具有独特之处,直接继承了古代突厥语、回鹘语的特点,对世界突厥语的研究具有活化石意义;裕固族活动区域地处丝绸之路黄金地段,对于丝绸之路的畅通起到过重要作用,而且在河西,尤其是敦煌地区留下了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其文化与匈牙利文化之间还存在着不少值得探究的共同性和近似性;丝绸之路的畅通,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频繁,大大充实了裕固族历史文化的内涵,影响内陆欧亚区域的四大文化圈,即东部的汉文化圈、西部的地中海文化圈、南部的印度文化圈和北部突厥—蒙古文化圈都和裕固族息息相关,在裕固族古今文化中不仅随处可见汉文化、印度佛教文化、藏文化的影响,而且不无伊斯兰文化、摩尼教文化、景教的遗迹;裕固族的部落制度由唐而兴,以至于今,尤其是部落形成史脉络清晰,千年不绝,同样为欧亚区域古代民族形成发展史的研究提供了难得的范例。

藏传佛教噶玛噶举黑帽系乳必多吉活佛巡礼沙州并布施文殊窟斟议

1362至1365年间,藏传佛教噶玛噶举黑帽系第四世活佛乳必多吉巡礼西北,其间曾对敦煌的两座文殊窟进行布施。这两座文殊窟,其一应为敦煌莫高窟第61窟,其二应为瓜州榆林窟第2窟。当时蒙古豳王家族统治敦煌,推崇藏传佛教,在莫高窟、榆林窟大兴佛事,将敦煌藏传佛教的发展和石窟营建推向高潮。蒙古豳王家族成员及其境内的河西回鹘人都敬奉文殊菩萨,崇拜五台山,从回鹘文题记可以看出,他们把莫高窟第61窟和榆林窟第2窟都视作文殊菩萨的道场。藏传佛教的盛行与蒙古豳王家族对文殊菩萨的崇奉,应系乳必多吉巡礼沙州并对文殊窟进行布施的原因所在。

裕固族先民的文殊信仰及其心目中的文殊道场——以莫高窟、榆林窟回鹘文题记为中心

宋元时期,回鹘佛教流行,文殊菩萨信仰和五台山崇拜在敦煌莫高窟和瓜州榆林窟的回鹘文文献和题壁中多有体现。13世纪后期,蒙古豳王家族入居河西走廊,成为河西回鹘的统治者。沙州、瓜州等地的回鹘人与蒙古人经过数十年的碰撞与磨合,至明代初期,在文化上逐步趋同,互相融合而成为裕固族这一新的民族共同体。明朝中叶,由于受到外来势力的侵扰,裕固族不得不由沙州、瓜州东迁至肃州一带。肃州原本是蒙古豳王家族的大本营,文殊山也成为蒙古豳王家族的皇家寺院,后来逐步演变成为裕固族佛教徒心目中的文殊道场。从文殊山发现的回鹘文碑铭、题记可以看出,元明清时代当地文殊信仰流行,裕固族先民所称颂、拜谒的文殊道场不是山西五台山而是今天酒泉的文殊山。此外,莫高窟第61窟和榆林窟第3窟也被裕固族先民视作殊道场。

莫高窟第61窟甬道为元代西夏遗民营建说

敦煌莫高窟第61窟甬道近期被推定为西夏国时期之物,认为敦煌在西夏统治时期繁荣,元代衰落,元代没有能力修造诸如61窟之类的大窟。其实,恰恰相反,西夏时代敦煌地位不彰,元代后期敦煌成为蒙古西宁王所在地,经济发达,文化昌明;文殊洞外的皇庆寺由西宁王速来蛮修建,此人驻守敦煌20余年,却被误读作访客;助缘僧多用汉文西夏文合璧题名,被误认为西夏国时代特有现象,其实元代西夏文更流行,汉夏合璧题名更是元代多见,西夏国时代少见;甬道南北壁的助缘僧题名,汉姓与西夏姓各居其半,与元代情况近似,而与西夏国时代迥然有别;甬道北壁的供养人被误解为僧人守朗或西夏国师,甚至被误视作出家为尼的西夏罗太后,其实应为元代后期施资重修莫高窟61窟甬道和皇庆寺的施主西宁王速来蛮,其瘗窟很可能就在该窟甬道之北壁。莫高窟第61窟是元代敦煌西夏人在蒙古豳王家族支持下重修的,可称作元代西夏遗民窟,至于'西夏艺术风格',目前的界定较为混乱,不足以作为石窟断代的依凭,需要结合银川山嘴沟石窟、鄂尔多斯阿尔寨石窟等,予以重新界定,从而为西夏石窟的确定建立较为可信的坐标。

榆林窟第二、三、四窟为五台山组窟说

瓜州榆林窟第2、3、4窟为底层相毗连的三窟,构成相对独立的一个小单元。三窟所绘壁画都有与文殊信仰相关的内容,绘画风格近似,窟形也大体一致,第2窟有西夏装男女供养人,第4窟有蒙古装男女供养人,中间的第3窟则具西夏装男女供养人和蒙古装男女供养人。这里的西夏人,并非西夏国时代的西夏人,而是元代敦煌的西夏遗民。这些石窟均非西夏之物,而均为元代之遗墨。回鹘文题记显示,榆林窟第2窟和第3窟都被视作文殊菩萨的道场——五台山,第4窟绘有五台山建于1301年的大白塔和元代所建具有藏传佛教风格的黄寺。可以看出,榆林窟第2、3、4窟都被视作文殊菩萨的道场,三者互为一体,构成五台山组窟。这一现象的形成,与元代蒙古豳王家族对文殊菩萨的崇奉息息相关。

“裕固学”应擎起河西回鹘研究的大旗

裕固族的直系祖先来自河西回鹘而非学界常说的西州回鹘,裕固族东迁传说中的西至哈至指的是沙州瓜州而非吐鲁番。元代蒙古豳王家族入居河西西端,与当地回鹘融合而形成裕固族这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宋代以后见诸史册的黄头回纥,其实就是沙州回鹘之另称。对裕固族形成史的研究,应特别关注河西回鹘,同样地,对裕固族文化的认识,也需要与河西回鹘相联系。只有把裕固族历史文化置于河西回鹘大背景中来认识,将河西回鹘之源与蒙古豳王家族之流做通盘考虑,才能真正解决裕固学研究中的诸多难解之谜。

古代维吾尔人与裕固族的佛教书写——杨富学《回鹘文佛教文献研究》读后

杨富学先生的《回鹘文佛教文献研究》是国内兼容回鹘学与敦煌学于一体的又一部力作,是其近二十年来回鹘佛教研究之结晶。书中揭橥了见于各种载体的回鹘文佛教文献,考析了回鹘文化对多元宗教文化(印度、汉、藏等)的接纳吸收及其对西夏、契丹、女真、蒙古等北方民族的巨大影响,对今天维吾尔族、蒙古族及裕固族之关联亦有新解。

黑水城文书中的别(柏)奇帖木儿大王

黑水城出土汉文文书中提到的"别奇帖木儿大王"和"柏奇帖木儿大王"应当是同一个人,其身份并非末哥之孙伯帖木儿,而应该是出伯的曾孙、第八位豳王别儿怯帖木儿,也就是必立杰帖木儿大王。作为元顺帝朝西部蒙古诸王的首领,他在甘肃行省拥有很大权力。

论裕固族藏传佛教信仰的形成

元明时期,镇守于河西西部和西域东部的蒙古豳王家族与河西回鹘保持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蒙古豳王家族对藏传佛教的推崇与支持,受到了回鹘僧徒的欢迎,纷纷皈依藏传佛教;该家族尽管在政治上处于支配地位,但在文化上却颇受回鹘影响并逐步回鹘化。藏传佛教如同粘合剂,将二者紧密联系在一起,进而促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裕固族的诞生。这个新民族一方面以藏传佛教为共同信仰,从而有别于全民信仰伊斯兰教的新疆维吾尔族,另一方面又以回鹘文化为基石,也与今天的蒙古族迥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