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韩愈与贞元士人思想学术之歧——以文道观念为中心

韩愈在中唐的真实影响力值得商榷,贞元士人有不少关于韩愈的批评。在文道关系、道论建构和论学的心性旨趣三个方面,韩愈与贞元士人存有分歧。韩愈认可文的独立性,又以道为文之质,文、道一体而有别。韩愈以弘道为儒士之责,并论证人之天性可以近道,为道寻找内在依据,发展出了言心性的旨趣。贞元主流则分沿文、道思考中兴,前者主张将文回向风雅传统;后者强调以道经世,以天人相分诠释历史,洞察天命。道被诠释为蕴含在礼乐刑政之中的历史规律,并形成了以制度实现中兴的思想进路。而性命之学内向于人,被贞元士人挡在经世主题之外。这些思想学术的分歧折射出中唐文化转型的复杂性。

新理学的人生哲学体系与“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境界--解读冯友兰先生的“贞元六书”

冯友兰先生从"照着讲"《中国哲学史》(两卷本)转向"接着讲""贞元六书",他以逻辑分析法诠释程朱理学,创新出"理"、"气"、"道体"、"大全"四个主要概念与"真际"、"实际"两个世界,以及"自然"、"功利"、"道德"、"天地"四种境界,以自己独创的形而上学说明了宇宙与人生的问题,构建出"新理学"的哲学体系。依据冯先生一以贯之地把"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作为哲学的功能与作用、目的与意义,以及把人生哲学作为"新理学"的起点、巅峰与归宿,本文特地把他的"新理学的哲学体系"新诠为"新理学的人生哲学体系"。冯先生创立"新理学"哲学体系的激情源于对抗战胜利的信心与对民族复兴的热望,其崇高的理想与精神境界则是"为万世开太平"。

贞元诗歌的总体特征及诗史意义——以顾况、李益、孟郊的诗歌创作为中心

贞元时期的诗歌创作长期以来为学界所轻视。其实,它是有其独特风貌及诗史意义的。诗歌思想格调的"由上返下"、情感指数的"由冷变热"、审美趣味的"由平转奇"这三个方面的特征,在勾勒出贞元诗歌疏荡奇崛的总体特征的同时,也显示了其从大历诗风向元和诗风过渡的诗史意义。

论包佶、李纾与贞元诗风

新出土的《郭晞墓志》,叙述了郭晞一生由戎马弓刀到弦觞风月的变化过程。这一转变的政治契机是"泾原兵变",文学契机是与李纾、包佶的交游关系。以《郭晞墓志》为切入点,以"泾原之变"这一重要政治事件为考察背景,以包佶、李纾的文学影响为基础以研究贞元文学,是一个特殊的视角。具体的关注目标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泾原之变"与"尚荡"之风的形成,二是包佶、李纾与贞元诗坛的关系,三是"贞元之风尚荡"的文学表征。

从贞元士人财富观的变化看唐宋变革

唐宋文化的差异是中外学者的共识,但学界尚未对变革发生的大致时段和差异的具体表现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分析认为,唐宋变革在贞元时期比较明显。此期文人的创作透露出了诸多变革气息:1、义利不再是截然对立的两种价值;2、官商界限不再分明,新型的士商关系出现;3、写作成为重要的谋生手段等。这些现象均说明在贞元时期,"士"的构成、价值观念以及人生追求均与之前有比较大的差异而与宋代有许多相似。由此推论,唐宋变革在唐德宗贞元时期表现得比较突出。

论贞元诗坛的创作轨迹

纵观贞元诗坛三大创作群体的诗歌创作,就会发现其中确实存在着一些变化轨迹,具体而言包括:在诗歌题材上,对现实的关注更加深入、普遍;在诗体形式上,古体诗的比重逐渐加大;在诗歌风格上,日益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展现出渐变的态势。贞元诗坛的上述变化在元和时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和壮大,并最终成就了元和诗坛作为唐诗第二高峰的历史地位。这也就进一步证明了贞元诗坛作为元和诗坛发展的基础以及作为开元、天宝和元和两大诗歌高峰过渡的历史价值和地位。

贞元宫廷诗歌活动及其诗学史意义

贞元宫廷诗歌活动是指以唐德宗为中心的宫廷诗人群体活动,多发生于时令节日,具有制度化、集体娱乐等特点。以权德舆为中心的台阁诗人群体活动是宫廷诗风的延伸,具有日常化、以诗为娱等特征。两种群体活动的发生,与贞元时期相对稳定的政局、帝王的提倡以及大历台阁诗人的影响密切相关。贞元宫廷诗人发扬了儒家诗学"化下"的一面,抛弃了"刺上"传统。在前人影响的焦虑之下,他们对诗歌之"丽"极度追求,实践和发展了"丽"的宫廷诗学。同时,宫廷诗学又与复古诗学形成二元对立,为诗学发展提供了动力。

贞元的价值及意义——兼及对古代文学史分期的思考

文学史上,唐德宗贞元时期是一个处于文化"夹缝"间,少被研究者重视,但又有着丰富文化蕴含的时期。它新旧杂陈,既有浓重的大历气息,又有元和文学的很多质素。文化史上,贞元文学是"唐宋变革"的一个关节点;文学史上,它奠定了宋代文学的一个发展方向。通过对贞元时期的审视,认为古代文学史应该打破王朝分期界限;古代文学史家应当以更通达的眼光和多元的思路、方法来构建文学史框架,以期对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有一个更接近于历史真实的描述。

唐贞元元和年间韩愈刘禹锡关系考辨

中唐时期文学巨匠韩愈与刘禹锡私谊究竟如何?两人之间是否存在巨大的思想分歧?评法批儒运动后人们对此一直持有怀疑。本文从韩、刘“昔遇”及二、三两次相晤进行纵向考证,对所谓“哲学分歧”问题以及韩愈的“谀墓”之嫌做了辩驳。最后指出所谓“思想分歧”是人为的附会,韩、刘之间是一种互相信赖的挚友关系。

冯友兰先生《贞元六书》的历史意义

冯友兰先生于三十年代之初出版了《中国哲学史》两卷本,对中国哲学思想史的研究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六年间又撰写了《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合称贞元六书》,意图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当时中国正处在抗日战争至抗战胜利的时期。所谓“贞元”意谓“贞”下起“元”即旧时代的结束与新时代的开始,意谓抗战建国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冯先生在几本书的序言中表示了他的用意。他说:“贞元者,纪时也。当我国家族复兴之际,所谓贞下起元之时也。”(《新世训·自序》,又说:“况我国家民族,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明内圣外王之道者,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太平,我亿兆安心立命之用乎?”(《新原人·

敦煌本《贞元十道录》及其价值

P．2522写本存长条矩形残纸两叶，每叶写字四行，双面书写，共存字十六行，内容为唐地志剑南道十二州残文，注录顺序是：

论贞元“尚荡”之风对唐代诗史的转关作用

唐贞元时期,社会风气、社会心理、思维方式、情感表达、行为方式都远离了传统而呈现出"荡"的特征,在士人的思想和创作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引导、促成了元和诗风的大变,即"怪"的风格特征的形成。贞元之"荡"可以称之为元和诗风大变的前导,贞元时期是诗歌从盛唐走向中唐的关节点,在唐代诗史流变中具有重要意义。

同气相求:贞元时期刘禹锡、柳宗元、韩愈的思想与创作

贞元前期,正当元稹、白居易、李绅定交,准备科举试,酝酿新的文学、政事活动之时,刘禹锡、柳宗元、韩愈在政坛、文坛上初步展示了他们的才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事业,从而成为贞元前期文坛、政坛的新秀。比较接近的思想认识,是刘、柳、韩定交的基础,由此也开始了其共同的政事活动和文学创作。考察这一细微之处,有助于认识刘、柳、韩的思想发展和创作成就。

论贞元进士科试经验教训及其对高考改革的启示

贞元时期科举出身者成为高级官员的主要来源,考试录取重视真才实学,为贫寒子弟考试创造了好的机会,许多考官尽量减少请托之风的干扰,使录取做到大体上公平,因而选拔出不少人才,此期的科举考试受到后代"知人"与"得人"的评价。与此同时,科举考试中请托的弊病也不同程度的存在,但还没有发展到恶化的地步。这一时期科举的经验教训给当前高考改革的主要启示是:高考改革坚持公平公正性应为核心诉求;在增加大学录取自主权时,如何有效减少请托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贞元六书》与现代述学文体

《贞元六书》是冯友兰“新理学”哲学体系的代表作。20世纪40年代,冯友兰从哲学史转向纯粹哲学研究,实现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对话,将中国哲学融入民族国家命运,立足中华民族的艰难困境,探索现代中国的思想重建、文化复兴和文体自觉的形式逻辑和内容路径。它既体现出作者的思想锐气和社会时代的学术风气,也显示了现代语体文述学思维的逻辑缜密及其语言表达的生动精当。它所彰显的命意深沉、析理明晰、文风简练等文体特点,可视为现代述学文体的典范之作。现代述学文体不仅关涉语言表达问题,而且涉及如何说理的思维方式问题,关涉思想意义建构的逻辑形式。

走向贞元文坛宗主地位的阶梯——权德舆的家世背景及学术渊源考察

权德舆乃贞元文坛的盟主 ,在当时影响巨大 ,元和文坛的重要作家均蒙其提携 ,对元和文学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早年“孤弱”的权氏之所以登上文坛盟主的地位 ,除其自身的聪明才智和不懈努力而外 ,其良好的家世背景。

《贞元六书》的致思路向与内在张力

冯友兰在吸取西方哲学来改造中国哲学、建立自己哲学体系的时候,注意到了西方哲学中的逻辑主义和“逻各斯”传统,而对西方哲学中的个体能动性思想和“奴斯”精神没有予以应有的重视。这样,在冯友兰《贞元六书》的体系中,不仅“新理学”和“境界说”之间、“共相世界”和“天地境界”之间缺乏合理的过渡,而且经过冯友兰改造后的“新理学”也缺乏中国哲学原有的那种契悟、冥会和亲证、体验。冯友兰后来在运用“正的方法”的同时,又求助于“负的方法”,在重视与引进西方的理性主义的同时,又推崇和提倡中国的神秘主义,就是为了解决这一难题。

敦煌写本P.2522的性质及《贞元十道录》逸文问题

P.2522体例与《魏国公〈贞元十道录〉序》所说的《贞元十道录》分章与章次编排相矛盾,与其他文献记载也颇有抵牾,可以断言,它不应该是《贞元十道录》或其缩编本。《太平寰宇记》引《贞元十道图》和《太平寰宇记》“阆州”条引《十道录》的文字,应该是《贞元十道录》的逸文。《太平寰宇记》引《贞元略》记载州与周边州的距离,也应该源自《贞元十道录》。

抗战催生的中国哲学——冯友兰“贞元六书”与抗日战争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的转折点,经过抗战,中华民族实现了独立,中国文化得到复兴,中国哲学也实现现代转型。在中国文化复兴和中国哲学现代化的事业中,冯友兰做出了重大贡献。抗战8年,他供职于西南联大,思考民族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发愤著述,写出《贞元六书》,建立新理学体系。抗日战争催生了冯友兰新理学的产生,冯友兰从现代化的高度总结中日战争的性质,为抗战探索致胜道路、挖掘精神资源,并以此为契机寻求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谋求中国文化复兴的大计。他视工业化为实现现代化的必要前提与必经之路,吸取西方理性主义和逻辑分析方法,变革传统思维方式,提炼人生境界学说,挖掘传统伦理的现代意义和永恒价值。

元稹贞元末年部分诗文编年疏解

元稹贞元末年的诗歌散佚本来就较多,有的元稹研究者对元稹贞元末年的幸存诗歌随意编年,致使元稹这一时期诸多事迹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之中。今举数例,以探寻青年时期元稹的本来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