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本《贞观政要》文献价值刍议

西夏本是现存《贞观政要》唯一的少数民族文字版本,也是目前所知《贞观政要》最古之版本,比现存最早之汉文本--建治本(1275)至少要早半个世纪,反映了是书定型于元代戈直集解本之前的某种版本情况,具有丰富的文献价值和版本价值。本文通过比较西夏本与汉文诸本之间的差异,对西夏本《贞观政要》的版本、校勘、辑佚价值进行了讨论,展示了少数民族文献在推动传统汉文典籍整理中的作用。

基于《贞观政要》文本解读的儒家伦理与领导纳谏行为关系研究

在不确定性因素剧烈增加的组织经营环境中,领导纳谏行为成为推动企业创新的关键力量。通过提炼《贞观政要》中唐太宗纳谏背后的儒家伦理因素与制度要素,从领导者的角度,挖掘儒家伦理与制度对领导纳谏行为的影响过程,探索中国本土情境下领导纳谏行为的生成机制,探究领导纳谏与员工建言之内在关系及作用过程。进而建构儒家文化背景下本土企业领导纳谏行为的生成机制,以修正组织行为学所常用的'心理动机—行为模式—绩效'的研究框架和分析进路,将中国文化情境中的儒家伦理要素置于领导纳谏行为考察的核心位置,并挖掘其在组织领导活动中的现代价值和作用方式。

论《贞观政要》的官德思想

《贞观政要》不仅是一本"帝王学"著作,而且含有丰富的官德思想,其官德思想可以概括为"正己修德,修身治国"、"以史为鉴,居安思危"等方面,这些官德在贞观时期成为唐太宗君臣的为官之德,并被实践于贞观年间的治国理民之中,是"贞观之治"盛世得以出现的重要原因。《贞观政要》的官德思想继承了前代官德的优良传统,更对后世官箴的书写及官吏道德规范的制定提供了借鉴。

论《贞观政要》的官德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唐初贞观政治集团治世期间,其将乱世快速转为盛世,在国家统治上常怀畏惧,勤政为民,各当其任,同心协力,开创了政治清明的大治局面,形成了独特的官德思想体系。《贞观政要》书中的克己修身、勤政为民,居安思危、慎行抑欲,谏言至上、诚信任贤等丰富的治国思想和官德思想,展现了唐朝贞观王朝治国安邦的大智慧。其中的官德思想能够为现代经济体制急剧转型及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廉政道路指出可行路径,为执政党的全面从严治党及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官德建设找到立足本国国情的良方。

试解《贞观政要》成书之“谜”

《贞观政要》一书,在唐代后期乃至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一度受到重视和推崇。近年来,更有以“中国帝王学”名此书者。然而,这样一部名著是什么时候、怎样写成的,千余年来众说纷纭,竟成了“千古之谜”。究其原因,大都未深入到武则天退位到玄宗前期的历史变动中去进行考察,又缺乏对该书作者吴兢现存其它著述的深入研究。本文试从这一角度来解开此谜,以期与同仁取得共识。

《贞观政要》的德治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唐太宗深刻吸取隋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在国家治理上提倡励精图治,日省三身,形成了系统的德治观。唐太宗执政期间追求内修德性,外修纲纪,在内修上标树正身修德、以德为怀、崇俭寡欲、谦下纳谏等德治思想,这对我国新时期官德思想的培养以及廉政制度建构颇具历史借鉴意义。

俄、英藏西夏文译《贞观政要》的版本关系

俄、英藏西夏文译《贞观政要》无论是内容上还是版刻形制上,都表现出了极大的一致性,应是同一版本。依据目前英藏黑水城文献与俄藏黑水城文献多有衔接,推测两份文献很有可能原为同一份文献。

人性、人格和人文:《贞观政要》官德生成的三重伦理向度

立足于儒家的政治哲学,《贞观政要》之官德以人性、人格和人文三重伦理向度为其形成的内外机制。其中,人性论和人格论构成官德的内在生成机制;由君德决定的人文政治伦理环境形成官德生成的外在动力机制。这一官德生成思想既具传统儒家政治伦理的德性主义与理想主义之共性;鉴于贞观政治之特殊性,又具有实践性与普遍性等特点,从而赋予贞观官德以独特的历史魅力和现实的价值。

唐初对自然灾害的认识及政府赈灾决策述论——读《贞观政要》札记

文章主要依据唐代人吴兢撰写的《贞观政要》并结合其它史料,就唐太宗贞观(627-649年)时期赈灾、防灾和减灾的指导思想、决策过程、社会效果、赈灾的目标等进行了初步分析,认为民本思想是当时赈灾的指导思想,减灾与赈灾并重是贞观年间最基本的措施,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是贞观时期减灾、赈灾的主要目标。

汲古阁原藏《贞观政要》版本初考

《贞观政要》是唐代史学家吴兢编写的一部政论史书，流传至元代，经史学评论家戈直采集唐柳芳等二十二家有关议论合为集论，因又名《贞观政要集论》，在四部分类中归为史部杂史类事实之属。这部书明代以前的印本流传极少，清莫友芝《鄙亭知见传本书目》记录有“宋小字本”，清于敏中等人编《天禄琳琅书目·金版史部》著录颜体刻本一部，这两版宋、金本都已不存。元代刻本的记录虽不只一种，至今也很难见到实物。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汲古阁原藏十卷本《贞观政要》一部（索书号71393），被汲古阁、商丘宋氏认定为元代刻本，罕见稀传，汲古阁自家之外很少有人谈起过，一直未引起特别重视。近来在古籍核查中偶然遇见，经过一番查考，在版本方面有一些新的认识，下面简要谈谈。

《贞观政要》的刑法理念对会计文化建设的启发

唐代史臣吴兢在《贞观政要》中提出的"刑法"理念对会计文化建设的启发在于十二个方面:"公直良善,断狱允当"就是秉公执法;"守文定罪,宜录奏闻"就是反复核实;"抚兹庶事,履薄临渊"就是高度重视;"如水如镜,物之鉴者"就是勤于思考;"省复有据,情有可矜"就是依法办案;"明德慎罚,惟刑恤哉"就是量刑得当;"贵不骄期,富不侈期"就是明察秋毫;"静之则安,动之则乱"就是深刻醒悟;"三思而动,在乎慎守"就是规避风险;"行畴恭俭,尽善尽美"就是励行节约;"明加纠访,肃清奸恶"就是深入调查;"深宜禁止,务在宽平"就是宽大处理。

本土化领导纳谏机制生成研究--基于对《贞观政要》的解读

《贞观政要》集中展现了任贤纳谏的管理思想,论述了儒家仁义观、礼仪观、诚信观、忠贤观与领导纳谏的关系。领导者要提升自我纳谏内在动机,形成德行领导,在此基础上通过制度和激励对员工纳谏进行引导,形成"谏言-纳谏"良性互动机制。

中西君德思想之差异——《贞观政要》与《君王论》的比较研究

《贞观政要》与《君王论》虽然同为封建帝王学的专著,又各自在其民族文化的发展史上具有代表性并产生过巨大影响,但二者在君德思想上有着极大差异。前者重君德,表现为君德观上的理想主义,后者重君术,表现为君德观上的现实主义。对二者进行比较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从学术上明了产生这种差异的必然性,从而获得一定的启示。

从《贞观政要》的广泛流传看史学批评的社会意义

《贞观政要》是一部集历史叙事与历史研究为一体的史学著作,其书不同于《太宗实录》之处,不只是它的化繁为简,还在于它融入了作者对贞观政治的认识,寄寓了当时朝野士庶的致治追求,并提出了一些带有普遍性的治国理政的问题。也正因为如此,《贞观政要》得到后世求治的君臣和学人的普遍赞誉,进而使它得到持久而广泛的流传。从中晚唐到清末的千余年间,《贞观政要》拥有非一般史书可比的稳定的读者群体,尤以君主和士人为主。值得重视的是,关于《贞观政要》的评论,不仅引发了仿效其立意及体例的政治史著述的不断面世,诸如《三朝宝训》《三朝圣政录》《洪武圣政记》等,更有传递古代政治文化之功,各代君主和文臣潜心研读,传扬唐太宗嘉言善行、良法美政的同时,往往给予现实政治以启发和指导,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世的政治观念和施政实践。

论《贞观政要》的进奏时间

《贞观政要》(简称《政要》)不仅对认识唐朝开元天宝时期由盛转衰的历史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而且对认识唐朝初年特别是唐太宗时期的历史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甚至对今天和未来的政治建设的参考意义也相当大。正确认识该书的价值、意义,要求学者能精准认识其编纂进奏的时间。谢保成先生新近著文论《政要》的进奏时间。这是《贞观政要》研究的新进展,值得学界重视。谢先生认为,《政要》的进奏时间在开元十七年七八月间或稍后。但笔者不同意这个意见。笔者认为,《政要》的进奏时间乃在开元十年十月之前。

英藏西夏文译《贞观政要》初探

本文对英藏西夏文译《贞观政要》中的19枚残叶进行了考释,并以汉文《贞观政要》为校读参照,对该文献的内容特点、翻译用词等进行了分析。文献中还发现了两个未见于西夏字书的西夏字。

《贞观政要》元、明刻本比较

本文主要比较现存《贞观政要》最具代表性的三种刻本,即日藏元刻本、宋濂作序本、戈直集论本。据戈直集论本22处注文提到的"旧本",知日藏元刻本、宋濂作序本分别据戈直集论本之前的"旧本"刻印,但与戈直所据"旧本"并不完全相同。戈直集论本有元代刻本、明代刻本之别,我们统称戈直集论本为"戈本",称其至顺四年本刻印、无成化元年御制序者为"戈甲本",成化元年本刻印、有成化元年御制序者为"戈乙本"。宋濂作序本有吴兢《上贞观政要表》,是保存《贞观政要》"中秘本"面貌的刻本,而且是这一版本系统的初刻本。

四论《贞观政要》之成书时间——与谢保成先生商榷

本文是对谢保成先生关于《贞观政要》成书时间意见的商讨。笔者认为,《贞观政要》成书时间在开元九年九月至十年十月之间,着手编辑的时间的上限可以定在长安元年(公元701年),正式的编辑时间可以定在开元八年五月至十年十月之间。谢保成先生则认为,《贞观政要》“着手编录”“大约”始于开元五年(717年);正式编录时间在开元八至九年(720～721年),而“基本撰成”时间的下限在开元十三年(725年);进呈玄宗的时间在开元十七年(729年)。故其意见不为笔者所同意。

从《贞观政要》看魏征的治国主张

魏征是辅佐唐太宗创下贞观之治的大唐名相。《贞观政要》一书介绍了魏征从平民到宰相的人生历程,记载了他的治国主张,主要是他提出的关于人心思治的教化方针,长治久安的治国之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