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最低刑事责任年龄规定的规范适用

《刑法修正案(十一)》附条件地降低了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刑法》第17条第3款的适用应持谨慎态度,类案中对情节恶劣的判断应当坚持主客观综合评价的标准。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仅是程序条件,是否负刑事责任仍应当由法院判决确定。核准追诉应当以不核准为原则,以核准为例外,具体应当重点考察除前几项条件以外的能够不核准的事由。对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被核准追诉的被告人裁判时,应当同时适用《刑法》第49条和第17条第4款的规定,不能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在低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中,刑法的公平正义并不全部体现于对犯罪人的惩罚与保护,也有部分体现于安抚被害人的情绪,需要构建更加全面的被害人安抚制度。未成年人司法应避免被情绪干扰,以确保实质正义的实现。

最低刑事责任年龄条款的理论表述和司法展开

《刑法》第十七条第三款是特殊的例外处罚规定,这是阐明实体内涵与设计程序应坚守的立法原意。在刑法解释限度上,一般应遵从具体罪名的限制解释而非具体行为的扩张解释;“致人死亡”属于提示性规定,强调是最严重的罪行,“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亦是提示性的处罚规定,与前者具有同质性;“情节恶劣”不是具体标准而是整体标准,亦非对犯罪构成的“再强化”,应综合性、类型化地归结“情节恶劣”的判断与识别规则。第十七条第三款设定了特别的核准追诉程序,应当配备前置的侦查程序以及移送程序,检察机关在逐级报请程序内宜采取形式审查,并辅以“申请式”刑事责任能力鉴定程序。鉴于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程序的相对封闭性与书面化等,应当设置“诉讼化”的听证程序,强化以“复核”为核心的救济程序,确保程序分流的正当与合法。

关于我国刑法适用恶意补足年龄规则的思考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日益严重,犯罪总量呈现快速增长态势,犯罪年龄越来越趋于低龄化,犯罪手段的凶残性和暴力性愈发明显。与之对应的是,我国刑法的刑事责任年龄制度过于刚性的规定和缺陷,使得刑法在预防和惩治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方面陷入困境,这引起了公众的不满,影响社会的公平正义。引入恶意补足年龄规则,弥补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的缺陷,才能回应时代需要,为刑法在低龄未成年人案件中的适用提供法律依据,从而平衡法益,弘扬社会正气。

二元模式下触罪未成年人法律规制的空间与局限

触罪未成年人是指实施了刑法规定所禁止的行为,因不满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不受刑事司法管辖的未成年人。我国没有独立的少年司法制度,对越轨未成年人的行为规制体系具有刑事司法与行政二元规制的特点,修法进一步加强了二元模式的构建。《刑法修正案(十一)》限定性地降低了刑事责任年龄,将触罪未成年人进入刑事司法管辖的核准追诉权赋予最高人民检察院。《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修订明确了触罪行为的定义,填补了修法前对触罪行为在立法规制上的不足,但新设的专门矫治教育仍延续行政干预的模式,未能实现司法化。修法后发生的案例使人们再次反思对触罪未成年人法律规制的整体制度设计问题。独立少年司法制度的缺失,使得刑事责任年龄成为刑事司法管辖的分水岭,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后,一旦有更低龄未成年人恶性案件发生,人们仍会不停追问刑事司法制度的效能。对修法前后立法样态、司法困境与社会现实的观察与反思,将有助于从整体上构建触罪未成年人法律规制体系,力求实现公平与效率、未成年人保护与社会防卫的统一。

我国最低刑事责任年龄规定的关键问题

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既包括犯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也包括犯其他罪时实施的故意杀人行为、故意伤害行为。“特别残忍手段”是指常规手段之外的,能够额外增加被害人精神或身体上的痛苦,明显违背人伦道德与善良风俗使社会一般公众难以忍受的伤害行为。作为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承担刑事责任的条件之一,“情节恶劣”在性质上属于立法拟制的客观处罚条件,可以是事中情节,也可以是事前或事后的情节,但不包括过往违反学校纪律或法律法规的偏差行为或造成的社会影响等。根据责任事由或者综合评价各类量刑情节,可以对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适用较轻的法定刑幅度。对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的量刑,应当着重分析各低龄未成年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分工以及所起的作用,结合各自的主观恶性与人身危险性,做到区别对待以实现量刑个别化。

核准追诉低龄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设条款,即在满足限制条件的情况下核准追诉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此条款既符合当前国内的现实需要,又顺应国际社会对刑事责任年龄规定的发展趋势。在适用该条款时,应当将故意杀人罪与故意伤害罪理解为相对应的犯罪行为,包括故意杀人未遂、转化型故意杀人罪和转化型故意伤害罪。适用该条款还应严格审查限制条件,包括“特别残忍手段”“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的标准。在低龄未成年人核准追诉程序中,行为人与被害人的权利应同样受到重视。

刑法第十七条低龄未成年人核准追诉条款在司法适用中的具体把握

《刑法修正案(十一)》将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下调至12周岁,是对恶性犯罪低龄化问题治理的积极回应,是责任主义的一种体现,而非对欧美法系国家“恶意补足年龄”规则的改造。在对行为要件的把握上,将刑法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理解为罪名更符合我国的少年司法政策。为避免刑法适用在个案适用中出现不平衡现象,“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应当包含拟制的故意杀人罪和故意伤害罪。同时,对结果要件、情节要件、程序要件等应尽可能统一考察认定标准和程序,最大限度避免在司法适用中的随意性。

青少年犯罪低龄化问题之应对——以“恶意补足年龄”规则本土化为视角

未成年人犯罪的低龄化与恶性化趋势逐渐加剧。《刑法修正案(十一)》下调刑事责任年龄的立法模式因条件严苛和规定僵化等缺陷,无法回应未成年人身心发育的特殊性与差异化问题。英美法系国家的“恶意补足年龄”规则对打破僵化年龄制度束缚和遏制犯罪低龄化具有积极作用。为了应对我国青少年犯罪问题,建议推进“恶意补足年龄”规则的本土化适用,明确规则适用标准范围与证明程序,构建独立的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体系,在打击犯罪低龄化现象的同时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核准追诉低龄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研究

近年来频发的低龄未成年恶性案件将未成年犯罪再一次推上风口浪尖,随着《刑法修正案(十一)》出台,刑事责任年龄的下调所构建“年龄+实体罪行+程序形式”的模式,体现惩治触罪低龄未成年恶性犯罪与审慎追诉保护未成年之内涵。对于核准追诉相关实体与程序要件的理解适用难题需要结合司法实际,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从整体上进行把握理解。实体要件上采用“罪名+罪行”路径理解“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的射程;探究“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与罪名要件的排列组合及其因果关系;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理解“情节恶劣”积极因素与阻却消极因素。程序要件上探讨核准追诉的内涵、核准期间对未成年处置、未成年权利保障。贯彻落实对未成年教育惩戒为主原则,力求对低龄未成年犯罪的正确处置。

“恶意补足年龄”规则的价值与本土化适用

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总体呈上升趋势,且未成年人犯罪愈发呈现低龄化的特点。与此同时,各地陆续曝光的低龄未成年人特别是刑事责任年龄以下未成年人恶性案件呈增多趋势,未成年人犯罪的极端化、暴力化也趋于严重,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古代未成年犯罪的教育与惩戒

恤幼是中国传统法律的基本原则,从西周时期开始直至明清的传统法律,围绕未成年人犯罪,无论是定罪量刑还是刑罚执行,都充分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中国古代以来形成的恤幼传统,为未成年人犯罪保护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来源,虽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此种优待是以维护王朝统治为核心的,但律例条文中所反映出来的理念和制度仍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宝贵遗产。

个别下调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条款的适用路径

表达主义强调刑事立法明确特定保护法益的重要性从而具有引导个人行为选择和刑事司法实务导向的回应性功能,这解释了《刑法》第17条第3款立法过程的科学性,并反映了对实施了严重暴力涉罪行为低龄未成年人的特殊预防必要性。不过,由于专门学校和专门教育处于更新发展的初始阶段,《刑法》第17条第3款应采取功能性扩张适用路径。该路径以特殊预防必要性的规范目的为指引,在概括性实体条件要素解释和核准追诉标准把握等方面依法采取严厉的刑事政策导向。关于该路径的具体把握,应坚持“最严重的罪行”“最严格的证明标准”和“最谨慎的核准追诉程序”的总体要求,并遵循四步骤逐项检验的操作规程。

刑事责任年龄个别下调的刑事诉讼应对

《刑法修正案(十一)》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个别下调不仅是一个刑法调整问题,同时也需要刑事诉讼制度予以配合.在法理上,刑事诉讼具有调整、补充和限制刑法功能实现的效果.刑事诉讼理论一方面应当促进对低龄未成年人恶性犯罪的惩治,另一方面也要充分实现对未成年犯罪人的保护与矫治.刑事责任年龄个别下调需要谨慎的诉讼应对,其中,作为诉讼要件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成了关键环节,理应对其体系定位和规范效力进行充分讨论,以妥善处理核准追诉前强制措施采取及不核准的法律后果等问题.在具体诉讼制度上,应认真对待不起诉制度、认罪认罚从宽和犯罪记录封存在低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中的适用问题.拓展未成年人特别诉讼程序的制度设计,更加重视辩护律师的帮助,坚持宽严相济和教育挽救未成年人的刑事政策,以求得对低龄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诉讼正确处置.

同心圆模式:未成年人罪错行为治理体系之构建

近年来,未成年人恶性犯罪案件迭出,并呈现低龄化态势,对此《刑法修正案(十一)》以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予以回应。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仅是权宜之计,而真正解决低龄化犯罪的困境需要实现对未成年人罪错行为的类型化规制。罪错行为区分为不良行为、行政违法行为、触犯刑法行为,对其处罚应以“责任、保护、处罚”为原则,以修复式理念为圆点,以分类教育矫治为短半径,以长效系统保护与规制为长半径,形成同心圆式的保护机制,方能治本。

低龄未成年人犯罪的应对立场及其展开——以最低刑事责任年龄调整为切入

《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调整,虽在表象上为最低刑事责任年龄调整与否之争按下了暂停键,但引出了新阶段如何应对低龄未成年人犯罪的新问题。刑事责任年龄个别调整论所蕴含的价值追求,为低龄未成年人犯罪的应对指明了方向。低龄未成年人犯罪的应对,应坚持预防为主并辅之以必要报应的基本立场,应在坚持特殊保护未成年人的基准上,强化低龄未成年人犯罪的事前预防,完善低龄未成年人的刑罚执行。

刑事责任年龄降低的理论证成——基于发展心理学的视角

在过往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争论中,基于心理学理论进行分析的成果并不多见。在确定是否修改刑事责任年龄的过程中,责任主义不能让位于预防主义,行为人本身是否具有承担刑事责任的能力是最重要的考量因素。而对该问题的探究,又必须依赖发展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应从认知能力的发展和社会化进程的发展两个角度来评判行为人是否具有辨认和控制能力。认知能力的发展包括对规范(行为构成)的认知和对法益的认知;在社会化进程的发展中,道德发展进程是影响刑事责任能力的最主要因素。从这些方面进行辨析后可以发现,《刑法修正案(十一)》将故意杀人罪和故意伤害罪的刑事责任年龄有限度地调低,总体上是符合心理学发展规律和责任主义刑法观的。

浅析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责任年龄及刑事责任

未成年人是一类特殊的犯罪主体,随着社会发展、未成年人受教育程度和智力水平的提高,未成年人犯罪出现低龄化趋势。本文主要分析了当前我国刑法中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方面的刑事责任年龄与刑事责任能力规定,对刑法中未成年人犯罪所承担的刑事责任相关规定中存在哪些不足进行了探讨,并提出完善建议。

贯彻双向保护原则的体系化立法进路——以刑事责任年龄制度为楔

当前我国未成年人犯罪主要呈现低龄化、恶性化的趋势,部分个案造成的社会影响极为恶劣,双向保护原则的贯彻与平衡受到挑战。应客观评价学界对最低刑事责任年龄调整的降低论、维持论和弹性论,并理性看待恶意补足年龄规则的局限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出未成年人犯罪治理需要衔接非刑罚化的处遇措施,应当提倡少年刑法的体系化建构,通过刑法典和附属刑法的二元立法模式整合未成年人犯罪相关法律规范,并通过具体化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的评估标准,进而明确适用专门矫治教育的条件。

论刑事责任年龄的法理依据

《刑法修正案(十一)》的出台没有消除刑法专家和人大代表就是否应当降低刑事责任年龄问题的争议。主要原因在于,现有文献对刑事责任年龄的法理依据研究不足。就国际法理来说,《北京规则》《儿童权利公约》《利雅得准则》《哈瓦那规则》《第10号一般性意见(2007年)》《曼德拉规则》《刑事司法系统中儿童问题行动指南》基于儿童最大利益、司法最后手段、非必要不监禁、监禁最后手段和最短时间等原则,阐明了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基本法理。就国内法来说,虽然两部未成年人专门法、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存在关于涉罪未成年人的特别规定,但呈现出内容新、时间短、配套规定不足等问题。在惩罚和威吓导向值得商榷,非司法措施使用不够、非监禁刑难以用于严重犯罪等背景下,单纯降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法理依据并不充足。中国少年立法和司法最大的困境和难点不是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本身,而是如何激活专门教育、缓刑、附条件不诉等非罪和非监禁措施。

秦及汉初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界定

秦汉社会对成年人的界定不仅有多重标准,还经历了从身高到年龄的变化过程。一般而言,赋役的成人年龄标准要低于刑事责任年龄标准,且汉制基本沿袭了秦制。从简牍反映的刑事责任年龄的界定来看,秦汉法律充分考虑到了青少年成长过程中身高、性别、劳动能力的各种变化,以一段时期而非一个时间点来界定刑事责任年龄,反映了秦汉法律严密务实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