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世视野下的“资治”与“明道”——明代王宗沐与薛应旂续《通鉴》异同之探讨

明代王宗沐的《续资治通鉴》与薛应的《宋元通鉴》都是以《通鉴》原典体例来续著宋元史。这两部书著录时间相近,具有共同的时代特性,都注重正统,强调史学的经世宗旨,但它们在相同的经世视野之下却表现出“资治”与“明道”两种不同的趋向,王氏强调“史中求鉴”,重视事功,体现了史家对现实政务的强烈关注;薛氏则注重“史中求道”,强调道德修养的力量,表现出儒家的理想主义色彩。

也说族谱的存史、资治及教化功能——以湖南安仁港头(新渡)陈氏十二修族谱为例

族(家)谱对于社会、国家的细胞———家族(家庭)而言,具有与国史、方志相仿的价值和意义。前人曾概括志书有资治、存史、教化三大功能,谱牒也不例外,不过,其顺序应稍作调整,即:存史、资治、教化。湖南安仁港头(新渡)陈氏历代所修族谱是体现这三大功能的一个比较典型的样品。

晚清传教士与中国“资治”日本法律之简论

鸦片战争后,新教传教士采取多种途径,大力输入和传播日本等西方国家文明的法律思想,为清末法律改革提供了借鉴,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法律的近代转型,因而传教士是晚清时期"资治"日本法律文化的重要桥梁。

《〈资治通鉴〉标点纠谬》一文献疑——兼以实例看《资治通鉴》择取史料的严谨性

王友敏先生《〈资治通鉴〉标点纠谬》提出,《北史》《北齐书》及《资治通鉴》中的"薛孤康买"应断为"薛孤康、买",指"薛孤康、薛孤买"二人;"薛孤延康买"应为"薛孤延、康、买",指"薛孤延、薛孤康、薛孤买"三人。王先生的主要依据是《元和姓纂》的一则史料,因其论证欠严密,且以其结论比照于历史情境也存在诸多不合,故其结论恐难成立。按当时的出使惯例,"薛孤康买"作为使主,只能是姓薛孤名康买之一人,《资治通鉴》对此已有鉴别与修正之功;"薛孤延康买"当为二人,但究竟是"薛孤延、康买"还是"薛孤延、薛孤康买"尚难确论。

《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发行量突破1000万册

5月28日，万卷出版公司举行了《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新书发布会。柏杨夫人张香华，“柏杨文创”创意总监徐荣昌先生以及柏杨夫妇挚友、ING香港分公司经理陈少荃到会，分别发言并致辞。

试析史炤《资治通鉴释文》中的方言现象

史炤《资治通鉴释文》三十卷是一本作于南宋时期的音义著作,其中大量的音切集中反映了宋代的语音特点,其中的方言现象反映着客家方言定型早期的特征,既保留唐时旧音,同时又含有近、现代客家方言的音韵特点。

连建伟教授运用资生丸治验举隅

本文对连建伟教授运用资生丸的8个验案进行了分析总结,论述了资生丸在治疗内伤杂病中的重要性,为后学者治疗疑难杂症,拓宽了思路。

辽代政治与史学

辽作为新兴起且与中原王朝对峙的少数民族政权,其史学经历了逐渐发展的过程,并与辽代政治的关系尤为密切。这不仅表现在辽代史学随政治的兴衰而起伏,而且为政令的制定及问题的处理提供参照,说明史学资治作用的发挥并不完全取决于史学发展的程度,而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尚书》资治思想及当代历史价值

资治思想最早源自《尚书》的殷鉴思想,它是历史功用思想的进一步延伸。资治思想的产生与中国史官制度、实用理性主义及王道思想密切相关。虽然历史功用思想和资治思想有庸俗适用主义和牵强附会的色彩,但其对后世有历史鉴戒作用,具有重要的当代历史价值。

厚重而传统的政治说理——梁世堂先生《资治詹言》浅议

《资治詹言》采用先引经据典而后讲解、阐发的方式,即以古代先哲的思想、事迹、言谈等开宗明义,然后再作深入解说,联系当时的社会实际,从而力求使中下级官员,能够以负责任的态度和勤勉的精神面貌,刷新吏治,实现所谓"清明政治"的目标。其强烈的"民本思想",实行"仁德"政治的主张,深重的忧患意识,以及"多难兴邦"见解认识,都表现出撰写者的政治追求与思想愿望。作为冯玉祥将军主政河南时期对政府内部厅、处级官员的培训教材,《资治詹言》在当世有一定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资治·创新·求真——中国传统史著编纂的三项基本原则

中国传统史著编纂坚持资治、创新、求真三项基本原则。资治原则要求编纂史著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是传统史著编纂的灵魂。创新原则要求编纂史著根据时代需要,不断创造新的编纂形式,更新编纂内容,提供新的历史现点,是传统史著编纂的生命。求真原则要求编纂史著必须广泛搜集和精审考证资料,如实地揭示人类活动的基本轨迹,追求真理,探讨历史发展的规律,为资治和创新提供科学的依据,是传统史著编纂的骨骼。三项基本原则推动了传统史著的编纂工作,保证了史著社会功能的发挥。

资治者何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我总是心怀敬意，对于那些经典著作常有高山仰止的感觉。但是，也不是有关传统文化的每一部著作都令我们景仰乃至要将其作为教科书。否则，往往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甚至是差之千里，失之万里。事实上，有好多传统文化著作如果被作为资治教科书，确实会令人不寒而栗。人们常说开卷有益，其实还要看看所开为何卷，该卷有何用，教育机构又是如何引导的。

“实学”:清初“文治”语境中的关键词探究

清初知识界所普遍遵循的弃"虚"蹈"实"治学风格,是在文化统治阶层与文化受制阶层的共同努力下逐渐发展壮大而成。因此,欲对这一时期"实学"学风的形成过程有一准确认识,必须结合清初"文治"的学术语境及官方所倡导之"崇实尊经"的历史场景加以研究。顺治、康熙两朝的"文治"策略不仅顺应了明末以降知识界"实学"理念不断深化的学术趋势,同时也驱策清初知识分子逐渐走上了"通经"以"明道","明道"以"致用"的治学道路。而其中"经世致用"的内涵则经过顺、康两朝官方所倡导的"实学"导向,最终蜕变为狭隘的"资治"目的论。

以“中国之志”资治“中国之治”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中国之治”这 一人类制度文明史上的伟大创造。做好新时代地方志工作,就是以“中国之志”资政辅治、记录传承“中国之治”,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辽代史学的“资治”作用

"资治"是传统史学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是其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辽代史学并不发达,却发挥了明显的资治作用,辽代史学在治国原则的确立、帝王风范的培养方面发挥重大作用,并为辽政权的正统性提供了依据。说明史学资治作用的发挥并不完全取决于史学发展的程度。

论王宗沐《续资治通鉴》的“资治”特色

明代王宗沐的《续资治通鉴》是元明时期第一部以《通鉴》原典体例来续著宋元史的续通鉴类史书。与其它续通鉴类史书的“明道”主旨不同,它更强调史学的“资治”功能,这反映了史家对现实政务的强烈关注,体现出续通鉴类史书对《通鉴》原典的重视以及“资治”原旨的回归。

读史知今资治有宝典

６５卷本的新编《河南省志》（含１００部分志，约２０００万字）已经出版了，这是河南省文化建设事业中的大事，可喜可贺。中国自古就有“盛世修志”的光荣传统。中国修志的历史源远流长。仅以河南而论，如果从东汉光武帝刘秀下诏修《南阳风俗传》算起，至今已有１９００...

《续资治通监长编》标点质疑（上）

宋代官制极为繁杂，给有关宋代古籍的整理点校带来了不少困难。本文以官制为中心，对点校本《续资治通监长编》（以下简称点校本）中的几处标点进行勘误．

《春秋》再现 资治宝典——司马迁继《春秋》撰著《史记》综论

《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国学之根柢、资治之宝典"。司马迁继《春秋》撰著《史记》,是"春秋再现",继之《春秋》,胜于《春秋》。司马迁推崇《春秋》,其目的在于自比《春秋》,推重《史记》;《春秋》"道义",《史记》"资治",意在"承敝通变",探求资治之道,"述往事,思来者",为后王立法;为强化意旨,《春秋》采用"微言""曲笔"方法,任意褒贬,而《史记》采用创立五体、行事褒贬、互文见义、直言实录、直发议论的五位一体方法,立体阐发,深度思考,将资治理念和资治内容通贯全书,使之更有价值,真正成为"资治宝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