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充:专制体制下矛盾冲突的悲剧个体

贾充是魏晋之际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人物 ,他不仅是魏晋嬗变的焦点所在 ,而且在晋初政治上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于这样一个历史人物 ,历来史家大多持否定态度。实际上 ,贾充远非正史所载的那样奸佞无比 ,罪大恶极 ;相反 ,贾充是一个在诸多方面都有着重大贡献的人物 ,缺点虽有 。

贾充与魏末晋初政治

作为魏晋之际重要的政治人物,贾充竭力协助司马氏扫除异己、巩固权势,甚而不惜背上弑君之罪,为亡魏成晋立下汗马功劳,从而跻身于统治核心,与司马氏结成了特殊关系。西晋初年,贾充成为各派政治势力矛盾冲突的焦点,这与他在魏晋禅让过程中的表现有直接关系。透过贾充这个人物,可以看到司马氏统治集团内部早就隐伏着深刻、复杂的矛盾,这是西晋政权凝聚力、皇统合法性匮乏的体现。

再析“羊祜亦党贾充论”

羊祜和贾充是活跃西晋政坛的两个核心人物,在一些政事的处理上,他们有矛盾,也有互助。历史上关于他们的关系也有不同说法,有人说是仇敌,也有人说是同党。本文通过对羊祜"密启留充"事件的细致梳理,从政治身份、政治处境、为官的个性和风格对贾充和羊祜进行分析比较后认为,羊祜和贾充都是司马氏旧臣和外戚,政治上都属于晋武帝所信任和重用的心腹重臣,但他们在为官行事的个性和风格上却是迥然有别,羊祜以清心寡欲、刚正不阿、谦逊退让著称,而贾充却因贪图权势、献媚求荣、察言观色而遭诟病。

晋武帝立嗣背景下的贾充

宋代叶适在《习学记言序目》卷29'传'条有一则札记云:'晋武帝时大议论有四:惠帝定嗣,一也;贾后冢妇,二也;贾充、荀勖进退,三也;齐王攸去留,四也;晋之治乱存亡虽在此四者,然不过一本。'此四者归根到底,仍然以晋武帝的立嗣问题影响最巨。贾充作为西晋的佐命功臣,在朝中的地位自无需赘述,对于他的历史事迹,前人已有总结。西晋前期,晋武帝立嗣一直是牵动朝野的大事,以贾充的地位很难绕过这一重大问题。不仅如此,贾充本人同时是争夺的双方即齐王攸和晋惠帝二人的岳父,这就使他处在了政治天平的中央,其进退维谷的境地可想而知。因为他在朝中的影响,最终其取向又会很大程度影响立嗣的结果,所以他的选择又成为评价他历史地位的重要因素。

贾充初探

客观的评价历史人物,必然离不开其生存的社会环境。贾充作为西晋的开国功臣,是晋初政治中的关键人物,位高权重,不可否认他的功勋卓著。对于这样的历史人物,《晋书》的编纂者和后代传统史学家,一改正史中对于开国元勋褒多于贬的惯常笔法,对贾充的评价很低,认为贾充"无方公之操,不能正身率下,专以谄媚取容。"对此,我们不禁想要探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贾充的实干与在玄学影响下造就的追求自我解放的社会官场风气的不相吻合,是否影响着时人对贾充的评价,造成了历史对贾充的误读。

贾充与司马攸之死

作为西晋的开国元勋和太子司马衷、齐王司马攸的岳父,贾充对司马衷和司马攸的态度与晋武帝立嗣过程密切相关。贾充在其出镇一事、夏侯和事件和卫瓘进言事件中都没有明确表示过自己的态度,正因如此,晋武帝在司马攸的问题上才比较谨慎,直到贾充死后才开始着手处理,可以说,司马攸之死与贾充之死直接相关。

晋武帝立嗣问题考辨

晋武帝于泰始三年(267年)立司马衷为太子时并不清楚他的智力状况,他确知司马衷智力低下的时间是在泰始八年(272年)纳贾充之女为太子妃后.这场婚姻的目的在于加强与贾充及其同党的联系,以求达到与齐王攸的政治平衡,因此晋武帝很难下决心废黜司马衷而另立太子.

潘岳与晋初政坛

潘岳具有良好的家庭背景和个人条件,一开始出仕就在最高层机构里任职,一般来说前途是非常看好的,而此后他却一直沉沦下僚,原因在于卷入了当时官场的派别纷争。他过于紧跟录尚书事、太尉贾充,而贾充其人在西晋初年的政坛上地位相当微妙,受到中书、门下二省的抵制,因而潘岳也遭山涛等对立面的嫉恨,而山涛长期主管官员任用,于是潘岳就一再碰壁,不得不一度归隐。

西晋之“清议”呼籲简析及推论

西晋之＂清议＂呼籲简析及推论阎步克一西晋之＂清议＂呼吁西晋初年社会进入短暂统一，似有小康景象；但这仍如业师田馀庆先生所论，这个统一只是个＂低层次的统一＂。魏晋以来，官僚帝国体制开始呈现衰败和变态，西晋时权贵奢华，士族放诞，法纪松弛，政治萎靡。对此古人...

四名无子者与西晋的建立和衰亡

西晋建立前后,有四名重要官员即钟会、羊祜、贾充、王沈无子。王沈死后,族人以其私生子为后,方结束无子历史。四人均参与了西晋建立的准备活动。司马昭、司马炎父子对四人多加重用。四人中,钟会早亡,但为司马氏代魏奠定了政治基础;羊祜死于西晋统一中国之前,但为西晋灭吴奠定了物质和人力基础;贾充和王沈对西晋的建立,尽管也起到了作用,但是,二人同时也为西晋的衰落种下了祸根,贾充女贾南风作为皇后和王沈私生子王浚作为幽州刺史的恶劣政治行为,加速了西晋的衰亡。可见西晋的建立和衰亡与这四人关系极为密切。

晋武帝延缓灭吴之因辨析

西晋灭吴之战一再延缓,绝非偶然,因为无论从西晋的内部条件,还是外部环境来看,至少面临着四大问题:其一,以贾充为代表的伐吴反对派力量十分强大,屡屡阻挠伐吴大计;其二,秦凉之变迫使西晋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平叛,更为严重的是,影响到西晋的整体战略方针——平吴战略部署的执行;其三,汉晋之际疫病大流行导致人口大量死亡,咸宁二年(276)前后,瘟疫大规模暴发,几乎危及晋武帝本人生命,甚至连皇太子的储位都发生了动摇。在此情况下,武帝不可能顾及伐吴之事;其四,西晋拥有一支约五十万人的军队,但其中大部分是步军和骑兵,缺少水军和战船。与吴军水师相比,明显处于下风,所以难以逾越长江天险。

再评“二十四友”

再评“二十四友”王欣欣我在《评二十四友》（《山西大学学报》１９９１年第四期）中，对“二十四友”的身份地位、品德节操、成就影响、最后结局等作了评价，今就其形成的社会背景加以分析，以探讨“二十四友”产生的社会根源。三国分裂数十年后，世家豪族司马氏于公元２...

漫谈“人日游草堂”

每到旧历人日,成都人都爱提食携浆,呼亲邀朋,前往杜甫草堂访杜赏梅。人日,即农历正月初七。旧俗从正月初一至初七各有所属。《北齐书·魏收传》引董勋《答问礼俗》:"正月一日为鸡、二日为狗、三日为猪、四日为羊、五日为牛、六日为马、七日为人。"实际上"人日"本是古代中国人民的传统节日。其地位形同上元、寒食、清明……据《荆楚岁时记》及贾充《李夫人典戒》:在荆楚一带,人们在人日这天以七种菜为羹,又剪彩为人,或镂金箔为人,以贴屏风,亦戴之头鬓.还制花胜(妇女首饰)相赠。可是在蜀地。"人日"如何便演成一个专门凭吊杜甫故居的日子——窃以为大致出自以下情由:盛唐时期还有一位以"边塞诗"称著的高适,与杜甫素为"忘形之交"。杜甫在草堂穷愁潦倒时,每每得到高适解囊相助。杜甫在《奉简高三十五使君》中曾发慨叹:"……行色秋将晚,交情老更亲。天涯喜相见。

魏晋士族妇女的风貌

魏晋时期的中国人,经历着政局动荡的痛苦。然而,在中国人的生活史上,又是一个畸形发展的自由、解放的松弛时期。玄风的炽盛,追求率真自然、潇洒脱俗的艺术性人生构成了魏晋人的生活主旋律。“人性以从欲为欢”,“从欲则得自然”。

西晋前期的党争与武帝的对策

本文界定的西晋前期，是指晋武帝司马炎在位期间而言的。在这一时期，朝廷之内的朋党纷争异常激烈，武帝也殚思竭虑地采取了一系列的相应对策。它构成了当时高层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不但对于西晋前期的政治格局影响甚大，而且牵动了王朝后来的历史命运。到目前为止，史学界尚未有人系统地研究过这个值得注意的课题，笔者拟拾遗补阙，就此作一探讨。

西晋墓志的意义

自清末以来,迄今出土的西晋墓志(也叫“墓志碑”)有20多块。本文拟通过整理每块墓志,分析其共同的特征,从而考察西晋墓志的意义。西晋墓志的形状特征为碑形,可细分为(1)圭形。(2)圆首。(3)方首。与东汉的墓碑相比,西晋的墓志是置于墓室之内的,而墓碑则置于地面上。西晋的墓志一般高度为40～60厘米,最高的华芳的墓志为131厘米,与高度多为2米以上的汉碑相比,可称得上是小型的。从刻文方面看,北魏的墓志已定型化,具有题(题额、标题)和散文式的志(序)、韵文式的铭等一整套墓志铭的书写方式。

“八王之乱”爆发原因新探

历来,对西晋“八王之乱”爆发原因论述颇多,有人认为西晋门阀制度是根本原因;有人说是晋武帝分封宗王所致,亦有人认为是派遣宗王出专方面重镇导致;也有人说是武帝选嗣和选辅政大臣不得其人。凡此种种,各从某一角度分析“八王之乱”的爆发原因。然而笔者认为,如果从各方面作综合分析,大约比较容易得出较为客观的结论。因此,笔者以综合论的观点,提出些粗浅看法,供研究者参考。

不应把左思列入贾谧的“二十四友”之中

左思是我国西晋时代杰出的诗人。他出身寒门,仕进不得意,对当时门阀森严的世族统治感到非常不满。在他的代表作《咏吏》八首中揭露了门阀制度的不合理,抒写了自己的怀抱,表现了他蔑视权贵的反抗精神。但是在《晋书·贾充传孙谧附传》中却把左思列入权贵贾谧的“二十四友之中: “……谧好学,有才思。既为充嗣,继佐命之后,又贾后专恣,谧权过人主……负其骄宠,奢侈逾度室宇崇僭,器服珍丽,歌僮舞女,选极一时。开阁延宾,海内辐凑,贵游豪戚及浮竞之徒,莫不尽礼事之……渤海石崇欧阳建、荥阳潘岳、吴国陆机陆云、兰陵缪征、京兆杜斌挚虞、琅邪诸葛诠、弘农王粹、襄城杜育、南阳邹捷、齐国左思、清河崔基、沛国刘瑰、汝南和郁周恢、安平牵秀、颖川陈眕、太原郭彰、高阳许猛,彭城刘讷、中山刘舆刘琨皆傅会于谧,号曰二十四友,其余不得预焉。”强烈反对门阀制度,具有“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的高旷襟怀的诗人左思难道真的曾经投入贾谧门下,傅会权贵吗?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试论张祜的傲诞狂荡

在百花竞放的中晚唐诗坛,诗人们都以自己独特的诗歌风貌争奇斗艳。其时各种诗歌风格的形成与诗人显著的各具面目的人品个性有着密切关系。无论是元轻白俗,还是郊寒岛瘦,无论是韩愈的雄奇奔放,还是李贺的虚荒诞幻,从其诗歌风格中,都可以找到与他们的人品性格相一致的东西。这一事实表明,研究中晚唐诗人的人品个性,是研究这一阶段文学的重要一环。在这一研究中,笔记小说中那些充分展示诗人的人品个性的故事,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剔其荒诞,取其精神意旨,并注重用诗人的具体作品来说明与揭示传说故事所未说清的思想内涵,纠正人们因传说故事而形成的某些表面偏颇的印象,这是很有必要的。本文即本着这一精神,对长期以来诗人张祜在人们心目中的“傲诞”、“狂荡”形象,略伸管见,并揭示其思想内涵,探究形成张祜这一外表形迹的原因,及对其人生道路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