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西樵山40—50 ka B P地质遗迹与古人类活动新发现

1958—1999年,在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一带发现了众多记录了史前人类活动的石器地点,石器中包括双肩石器和细石器。迄今为止,“西樵山遗址”被认定是4—7 ka B P的大型新石器时期采石场和加工场。2011—2022年,笔者经多次地质遗迹和地质环境调查,在西樵山东南麓富贤村北面发现了良好的第四纪地层剖面。地质探槽剖面测量和地质年代学研究表明:富贤地点存在2套原始沉积地层:上部为第四纪全新世沼泽相地层,AMS14C校正年龄为5052—5409 a B P;下部为第四纪晚更新世冲积-洪积相地层,AMS14C校正年龄为38420—40502 a B P,OSL (光释光)年龄为41.977—43.796 ka B P;在晚更新世地层中发现2层含旧石器层,下部A1层主要石器类型有较大型刮削器、尖刃器、舌型刃器及小型石片工具,如各类刮削器、锯齿刃器、凹缺器、石刀、使用石片、石核等,包括带铤斧型小石刀;上部A2层明显出现更多石刀类型且常常附带修背和修铤工作,其中一件用于生产细小长石片的原始楔形石核引人关注。据平均沉积速率计算,下部A1石器层年龄为46.511—47.325 ka B P,上部A2石器层年龄为41.977—42.167 ka B P;距今大于5 ka的全新世沉积物中的石制品数量虽少,但器物类型仍具有明显继承性与发展性特点。本文的发现更新并延伸了西樵山国家地质公园和“西樵山文化”的内涵,首次突破了珠江三角洲地区有确切年代的晚更新世旧石器遗存的纪录,追踪到大约40—50 ka现代人在华南沿海的足迹,揭示了同期石器工业的面貌及其文化内涵的发展特征和演变。研究表明,在MIS3间冰段相对湿热时期以及MIS2相对干冷阶段,富贤地点的古人类面临环境变化的挑战而开启了新的生计模式,这对于揭示现代人对全球和区域环境变化的响应与适应的科学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生辰祭奠中的“文化记忆”与“遗民执念”——以孙雄《名贤生日诗》为中心的讨论

清廷覆灭后,一批不愿进入新政的士人形成了生存环境与文化空间迥异于过去的遗民群体。而民初因受西方文明的强烈冲击,传统旧学进一步衰颓。道统凌夷、人心恣肆的社会现状煎烤燔燎着文化遗老的精神根柢,孙雄以清遗民自居纂辑《名贤生日诗》,一批遗民参与了名贤生日追祀活动,用文化祭奠的方式树立先正典范,体现出所持的历史观念,以及承续道统、挽救风教的遗民执念。事实上,追慕前贤,在过渡时代回望旧学存在的星光,不失为遗老们匡拯失序社会的一种方式。他们在这一旗帜下集合,也在被社会边缘化乃至弃置的痛楚与孤寂中寻找到精神依托。社会救赎与自我救赎,具有了某种同一性。

祠堂记与古代文人祠祀的集体认同

古代文人祠祀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其祠祀动机相较于传统的先贤崇祀更为特殊。士人群体奉祀文人不仅因为他们的文学才能,更出于对文人高尚品格和多舛命途的认可与同情。这些行为和观念在文人祠堂记的书写中得到了充分体现。祠堂记不仅载录和揭示了文人奉祀的来源及意义,还展现了士人群体如何精心塑造和维护文人形象,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特定集体性意识。可以说,文人祠祀承载了古代社会对文人价值的公共认知,而这些认知在相关祠堂记对奉祀对象文人身份的塑造中,得到了具体体现,凝聚了士人群体对“文人”这一社会形象的集体心理与命运共鸣。此外,一些文学批评的共识也在祠堂记书写中得到体现,这不仅展现了士人群体的文学集体观念,而且进一步推动了文人形象的塑造和文人价值的阐释。

《增广贤文》中的纺织服饰信息源考及其文化内涵探析

目前《增广贤文》中关于纺织服饰的信息解读存在着一些误解,这些误解不利于中国传统文化和纺织文化的传播。文章基于文献考据和考古实物相结合的二维互证研究方法,对《增广贤文》中关于纺织服饰的信息进行再研究,研究认为:第一,“红粉”并不是指红色的粉,而是指胭脂和粉妆。第二,“假缎染就真红色,也被旁人说是非”一句,其实是被人篡改了,“缎”应该是“饶”字,此句是一种反面警示教育,告诫即使有真本事也会被人诋毁。第三,“种麻得麻,种豆得豆”一句中的麻是指麻籽,而非麻纤维。第四,“会使不在家豪富,风流不用着衣多”“有钱堪出众,无衣懒出门”涉及“衣”的解读两句看似相互矛盾,但二句反映的是中国君子对于自己的内心强调的是淡然,对外则强调“光前裕后”,强调“礼”在生活中的重要,同时强调礼只有通过心才能起到作用。第五,“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句,体现了中国古代的纺织与世界观、宇宙观的联系。第六,“一毫之恶,劝人莫作。一毫之善,与人方便”中的毫是重量单位。

元代状元释褐职任考

元代共有32位状元,目前只能找到19位状元的释褐资料。据此可知,元代虽对科举选士不算很重视,但对状元释褐职任却很重视,开科伊始就将其释褐官资定在金后期的最高点——从六品。两三科后即形成定制,左榜状元授承务郎、翰林院修撰,右榜状元授承务郎、集贤院修撰,只是在特殊情况下再加兼职或做小调整。明清状元释褐职任格局实际是对元代的继承。

建立育人“村落”,磨砺至贤品格

顾润生:“‘至贤校园村’场境中的弘毅行动”项目的实施背景是什么?章建锋:结合国家育人要求、学校品质追求和学生成长诉求,江苏省梅村高级中学(以下简称“梅村高中”)实施“‘至贤校园村’场境中的弘毅行动”项目,以至贤品格为培育目标,以“校园村”为育人载体,以弘毅行动为驱动方式,构建“至贤校园村”品格提升涵育体系,培养有理想、有信念、有能力、有行动的博学弘毅青年。项目实施背景具体包括以下三点。

浅谈宋代女性择偶标准

宋代社会经济高度发展,科举制度完备,婚姻文化出现了新的特点,反映在女性择偶标准上,集中表现为注重才学,论婚于中第之后,重视门当户对、钱财、道德品质。

贤按煤田煤岩煤质特征及成煤环境研究

对贤按煤田合山组钻孔煤样进行了元素分析和煤岩煤质分析,结果表明:贤按煤田合山组煤样整体为特低全水分、特高灰分、高挥发分、特低固定碳煤。有机组分以镜质组为主,含少量惰质组,不含壳质组。镜质组以基质镜质体为主,偶见均质镜质体、结构镜质体。惰质组偶见碎屑惰质体和半丝质体。有机质总量平均值为30.18%。无机组分以黏土为主。合山组煤主要形成于温暖潮湿的海陆过渡相缺氧还原环境。

钩沉攫微话铭贤——探究铭贤学校图书馆

铭贤学校是山西农业大学前身。作为近代一所新型学校,从1907年创办小学、中学,进而铭贤农工专科学校、铭贤学院,到1951年政府接管铭贤学院成为山西农学院,历经44年。笔者通过查阅大量铭贤档案以及其他一切可获得的铭贤史料钩沉攫微,试图根据史料,从馆舍、藏书及图书馆的管理等方面再现铭贤学校图书馆的发展历程,还原当时铭贤学校图书馆的历史,探究近代图书馆的发展,丰富图书馆史研究的内容。

“中兴”想象:同治金陵雅集活动的现实关切

同治年间,金陵开展了丰富的雅集活动,接续了战前的风雅传统,是重建地方文化和想象“盛世”的重要方式。雅集诗歌除了表现诗酒之乐外,更重要的是还关切现实,想象和期待“中兴”,表达对国家恢复承平盛世的普遍愿望和政治立场。这种思想情感层面的群体认同,对于战后江南地区“务期于正”的恢复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雅集活动以诗酒弦歌彰显升平,抒写“雅颂”之声,涤荡兵戈沴气,推动社会风气趋于雅正祥和。但随着曾国藩逝世,当初雅集的文人星散各地,短暂的“中兴”想象也就宣告终结。

马祖常墓志铭创作中的儒家思想认同

马祖常的墓志铭创作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墓志铭体现了儒家思想中的忠孝观念、礼贤观念和民本观念,反映出马祖常对儒家思想的深刻认同,对于鼓励个人的自我完善以及营造和谐的社会氛围方面具有积极意义。

乡村振兴战略下河南新乡贤文化档案的作用和发展路径研究

河南新乡贤文化档案是记录河南新乡贤在生产、劳动、居住和生活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形成的乡风文明、精神文脉的重要载体,是传承河南乡贤文化的重要纽带。新时期,亟须建立新乡贤文化档案及乡情资源库,以文化振兴助推乡村振兴。文章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根据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内在要求,阐述河南新乡贤文化档案的时代价值,提出利用和发展河南新乡贤文化档案的路径与措施。

齐文化人才思想的流风遗韵——以叔孙通“起礼乐”为中心的考察

齐文化人才思想的核心要素为“尊贤上功”的根本指导思想、“大人才观”的选拔标准与“终身树人”的培养思想。通过论证齐国对薛地的长期统治与薛地盛行的礼乐文化与任侠文化、叔孙通“稷嗣君”封号与稷下学风的渊源,可以发现齐文化在薛地长期处于主流地位并影响了身为薛人的叔孙通。通观叔孙通在为汉家“起礼乐”过程中对待人才的方式,本文认为其人才理念与齐文化人才思想基本一脉相承而又有新特征,具体表现为对“大人才观”选拔标准的细化与坚守。叔孙通躬身践行、重视时效的做法,不仅是齐文化“尊贤上功”人才思想的流风所及,也是以稷下学派为代表的、以“务为治”的中华文化精神与先秦士人品格的回响。

青州松林书院张连登碑原碑考

松林书院张连登碑原拓片的发现还原了碑刻原貌,弥补了历史缺憾。碑文“松林书院谒宋十三贤感赋”,系张连登所撰五言诗五首,表达对宋代青州“十三贤”的敬仰之情,真实再现了张连登增修松林书院、拜谒宋十三贤祠的史实,反映了清代青州府官员通过祭祀先贤名宦达到敬道崇德、教化人心的目的。原碑拓片丰富了古青州府文化,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艺术价值和重要的史料价值。

论胡安国《春秋传》“亲亲、尊尊、贤贤”的逻辑进路

胡安国《春秋传》原亲于情,通过亲亲容情和亲亲容隐赋予传统儒家人伦关系以情感的基础,并对其合理性进行了论证。在此基础上,将父子人伦推展为以尊君为大的政治建构,而这种政治又反过来制约人情的泛滥,这就是“不以亲亲害尊尊”,从而不但保证了政治的严肃性,而且强化了君主集权,促进了文明的进步。同时在君主集权下,社会治理主要依靠对贤人的使用,而贤人的使用不仅能够保证君主贵族的亲亲之情,而且能够保证整个社会以亲亲之情贯连,这就是“尊贤为亲亲之本”的意蕴。总之,胡安国以“亲亲”为根据而建构人伦秩序、君主集权和贤人治世的经世理念,彰显了其与时俱进、经世致用的经学诠释旨趣。

论元代墨竹谱对湖州竹派的观念阐释与知识生成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竹文化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正如元代诗人柯谦在其《集贤大学士息斋李公〈竹谱〉序》中说:“草木之族,为竹最盛。”对于在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竹文化来说,竹谱是其直接载体,它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中国历史上各个社会时期的艺术和文化。从南朝刘宋直到清代,作为竹文化艺术浓缩的历代竹谱,流传至今的有数十部之多。

构建15分钟社区生活圈促进新城高质量发展——以上海奉贤新城为例

1引言随着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和新发展理念的提出,城镇化建设也进入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阶段,城市开发建设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围绕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需求,让城市生活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构建15分钟社区生活圈是落实以人为核心新型城镇化理念的具体举措。15分钟社区生活圈以居民的日常生活需求为中心,在步行15分钟可达范围内,配置居民基本生活所需的各项功能和设施,以提高居民的生活品质,促进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方学渐“一圣三贤”的道统论及其意义

方学渐将尧舜以来的道统传承谱系中言心体尤为真切者称为“一圣三贤”,“一圣”是指舜,“三贤”是指孟子、陆九渊和王阳明,又泛指孔孟和宋明诸儒。方学渐认为“道统肇自尧舜”,尧舜“执中”之道乃性善真面目。孔孟“如叙族谱”,宋明诸儒混气言性,王阳明虽是“圣学嫡派”,然其“造语太高”。也就是说,孔孟之后的道统乃每况愈下,以至于出现“无善无恶”说。不过,“道统肇自尧舜”是以有典可考而言,无文字记载的伏羲亦以道治天下,因此从根源上说,道就存于天地之间。方学渐道统论的意义有三,一是尧舜“执中”得之宇宙天地,这无疑开启了直面天地的实证新路向。二是王龙溪的“无善无恶”说容易滋生蔑视伦理纲常之流弊,方学渐教人止于日用彝伦尤其是孝悌,成为明末“外转”经世的新兴力量。三是对方以智的影响,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尧舜得之乾坤”的道统论,开眼读“天地之书”的方法论,察“百谷草木、鸟兽虫鱼”的实证精神,以及“立在千古圣人之上”的学术信心。

琴操·猗兰操

《猗兰操》又名《幽兰操》。《猗兰操》者,孔子所作也。孔子历聘诸侯,诸侯莫能任。自卫反鲁,过隐谷之中,见芗独茂,喟然叹曰:夫兰当为王者香,今乃独茂,与众草为伍,譬犹贤者不逢时,与鄙夫为伦也。乃止车援琴鼓之云:习习谷风,以阴以雨。之子于归,远送于野。何彼苍天,不得其所。逍遥九州,无有定处。世人暗蔽,不知贤者。年纪逝迈,一身将老。伤不逢时,寄兰作操。韩愈补录轶文:兰之猗猗,扬扬其香。不采而佩,于兰何伤。

从贾谊政论看汉初墨家思想的再发展

贾谊作为汉初著名的学者,学识渊博,兼通诸子百家之书。他继承了墨家“兼爱”“尚贤”“节用”“有备无患”等思想,并结合汉初的社会现实对其进行了改造,以“以民为本”“知贤任贤”“节俭抑奢”“重农重蓄”的新面貌展现在政论文中,为西汉的发展建言献策。通过解读贾谊政治、经济思想与墨家的关系,分析先秦墨学在汉初的变化,对证明墨家思想在汉初的再发展以及反驳墨家“西汉中绝”论有一定的意义,说明墨家思想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起到过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