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塚茂树的中国史研究

贝塚茂树是日本著名的中国史学家,在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有着深厚的造诣。他通过对甲骨文、金文的研究,释读了大量甲骨文和金文文献,完善了中国学者提出的甲骨文断代法和金文编年法。他将“都市国家”作为主线和引领,比较全面地考述了商周和春秋战国时代的国家形态。他对《史记》《史通》等中国古代史学名著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考察,对推动上述史学著作的研究及其在日本的传播做出了有益的贡献。在此基础上,他以《中国的历史》为依托,同时充分借鉴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建构起了规模宏大、体系完备的中国通史。

世界考古学展望

许多考古学家认为,世界上最终会出现一种统一的考古学.我认为这是一种过于简单的看法,考古学的许多方法在过去一个世纪中已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采用.但是有许多方面的差异仍然很大,并在可见的将来没有消除和融合的迹象.如果我们把考古学作为一个统一的学科看待,并估价其未来的发展,我们必须了解它的各个方面.考古学方法的提高和发展决不可能是把自己与其他学科割裂开来所能达到的.这种提高和发展往往迅速地从一个研究领域渗透到另一个领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世界性的考古学早在19世纪中叶已经存在了.1847年,哥本哈根科学院建立了一个交叉学科的贝冢委员会来研究丹麦沿海的地质史,参加者有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和生物学家.他们不仅对史前贝冢断代,而且成功地复原了史前环境和史前居民的生活方式.他们的成果为多学科研究提供了范例,并为稍后于瑞士进行的“湖居”遗址的交叉学科研究提供了榜样.一篇刊登在1860年史密森研究中心年度报告上有关丹麦和瑞士考古研究的译文,激起了对北美东西两岸贝冢的大规模研究.

释“寤”

殷墟甲骨文有字写作(甲骨照片见《甲骨文断代研究法的再检讨》附图2.4和《京人》Plate246。拓本见《京人》S.3099,又收入《合集》20966。摹本有二:一为《京人·本文篇》图109;一为严一萍先生所摹,见《甲骨文断代研究新例》附图11.37,以及《甲骨学》下册第七章“断代”图37),日本贝冢茂树先生和伊藤道治先生释为客字的异体,与宾字同义,殆作动词用。严一萍先生隶写为寤,无说;丁驌先生从之。

《高丽图经》里的徐兢航路和群山岛

中国从元丰年间开始一直到南宋时期主要利用黄海南部斜断航路。宋朝使臣团访问高丽和回国时都利用过这条航路,因此又被称为"徐兢航路"。南宋时期以使臣团为首,国际商人们也主要利用这条航路作为国际贸易路线,而这条航路的中间点即为群山岛。群山岛和徐兢航路是高丽时期的漕运路和陶瓷运输通路的要道。宋朝使臣徐兢编篡的《高丽图经》里详细记录了有关黄海南部斜断航路的内容。从文献里对建筑物及其意义的介绍来看,群山岛是通过徐兢航路和沿海航路的海路中心。并且当时也很可能在群山岛造船。贝冢和坟墓遗址是了解群山岛海洋文化最必不可少的。

台湾左镇的古人类化石

“缅瀛海于鸿蒙,环九洲而无穷,览形胜于台郡,乃屹立乎海中。”这是清人王克捷《台湾颂》的诗句。台湾——祖国美丽的宝岛,象一颗晶莹的碧玉,镶嵌在东南海疆。自从清光绪廿二年(1896)台北市圆山发现石器时代的遗迹——“圆山贝冢”之后,人类学家对台湾“洪荒时代”的远古历史,引起了极大的注意。1965年,高雄狮公山(林园乡凤鼻头山),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100余件黑陶、彩陶、红陶、灰陶,还有50余件石器以及许多骨器、角器,据研究,这些是4000多年前当地居民留下的器物。后来,台北八里乡大岔坑遗址,发现了大量赤陶、粗砂陶和绳纹陶等,据研究,这是距今六、七千年前到这里“安家落户”的人们留下的物件。那么,生活在台湾最早的古人类,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呢?“左镇人”化石的发现,渐渐揭开了历史的面纱。

鄂霍茨克文化遗址的地点选定条件及其背景

一、鄂霍茨克文化时期日本的古环境与古气候 大约在2～1.8万年前的最后冰期,为日本海水位的最大低落期,直到约5500年前绳文海进最盛期(最大海进期),海水位呈现迅速上升,此后,直到现在其变化速度趋于平缓,这就是全新世日本海水水位的变化曲线(太田等,1982年)。因而,受波浪影响较少的海底及其周围地形(包括堆积物)和含化石的地层适合于研究绳文海进最盛期以后的海水水位低落期或停滞期(太田等,1982年)。另一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