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理学的人生哲学体系与“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境界--解读冯友兰先生的“贞元六书”

冯友兰先生从"照着讲"《中国哲学史》(两卷本)转向"接着讲""贞元六书",他以逻辑分析法诠释程朱理学,创新出"理"、"气"、"道体"、"大全"四个主要概念与"真际"、"实际"两个世界,以及"自然"、"功利"、"道德"、"天地"四种境界,以自己独创的形而上学说明了宇宙与人生的问题,构建出"新理学"的哲学体系。依据冯先生一以贯之地把"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作为哲学的功能与作用、目的与意义,以及把人生哲学作为"新理学"的起点、巅峰与归宿,本文特地把他的"新理学的哲学体系"新诠为"新理学的人生哲学体系"。冯先生创立"新理学"哲学体系的激情源于对抗战胜利的信心与对民族复兴的热望,其崇高的理想与精神境界则是"为万世开太平"。

冯友兰先生《贞元六书》的历史意义

冯友兰先生于三十年代之初出版了《中国哲学史》两卷本,对中国哲学思想史的研究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六年间又撰写了《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合称贞元六书》,意图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当时中国正处在抗日战争至抗战胜利的时期。所谓“贞元”意谓“贞”下起“元”即旧时代的结束与新时代的开始,意谓抗战建国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冯先生在几本书的序言中表示了他的用意。他说:“贞元者,纪时也。当我国家族复兴之际,所谓贞下起元之时也。”(《新世训·自序》,又说:“况我国家民族,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明内圣外王之道者,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太平,我亿兆安心立命之用乎?”(《新原人·

《贞元六书》与现代述学文体

《贞元六书》是冯友兰“新理学”哲学体系的代表作。20世纪40年代,冯友兰从哲学史转向纯粹哲学研究,实现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对话,将中国哲学融入民族国家命运,立足中华民族的艰难困境,探索现代中国的思想重建、文化复兴和文体自觉的形式逻辑和内容路径。它既体现出作者的思想锐气和社会时代的学术风气,也显示了现代语体文述学思维的逻辑缜密及其语言表达的生动精当。它所彰显的命意深沉、析理明晰、文风简练等文体特点,可视为现代述学文体的典范之作。现代述学文体不仅关涉语言表达问题,而且涉及如何说理的思维方式问题,关涉思想意义建构的逻辑形式。

《贞元六书》的致思路向与内在张力

冯友兰在吸取西方哲学来改造中国哲学、建立自己哲学体系的时候,注意到了西方哲学中的逻辑主义和“逻各斯”传统,而对西方哲学中的个体能动性思想和“奴斯”精神没有予以应有的重视。这样,在冯友兰《贞元六书》的体系中,不仅“新理学”和“境界说”之间、“共相世界”和“天地境界”之间缺乏合理的过渡,而且经过冯友兰改造后的“新理学”也缺乏中国哲学原有的那种契悟、冥会和亲证、体验。冯友兰后来在运用“正的方法”的同时,又求助于“负的方法”,在重视与引进西方的理性主义的同时,又推崇和提倡中国的神秘主义,就是为了解决这一难题。

抗战催生的中国哲学——冯友兰“贞元六书”与抗日战争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的转折点,经过抗战,中华民族实现了独立,中国文化得到复兴,中国哲学也实现现代转型。在中国文化复兴和中国哲学现代化的事业中,冯友兰做出了重大贡献。抗战8年,他供职于西南联大,思考民族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发愤著述,写出《贞元六书》,建立新理学体系。抗日战争催生了冯友兰新理学的产生,冯友兰从现代化的高度总结中日战争的性质,为抗战探索致胜道路、挖掘精神资源,并以此为契机寻求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谋求中国文化复兴的大计。他视工业化为实现现代化的必要前提与必经之路,吸取西方理性主义和逻辑分析方法,变革传统思维方式,提炼人生境界学说,挖掘传统伦理的现代意义和永恒价值。

《贞元六书》中的德育思想及其对高校德育的启示

《贞元六书》是冯友兰先生抗日战争时期的著作。冯友兰用哲学的视角阐述人生的意义,提出人生志在追求天地境界的道德目标,道德是其德育思想的主体,教化是实现德育目标的重要途径。《贞元六书》蕴含的德育思想是冯友兰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当下高校德育工作的开展,具有启示意义。

《张岱年先生手迹选录》之《冯友兰先生〈贞元六书〉的历史意义》(下)

(上期:五十年代,冯先生对于自己过去的哲学思想写了一系列的批判文章;1959年发表的《四十年的回顾》是自我批判的一次总结。在这本书中,冯先生对于“新理学”的哲学体系进行了全)面的犀利的批判。中国哲学史上有关于“理在事先”与“理在事中”的争论。程朱学派主张“理在事先”,清初李恕谷反对“理在事先”,主张“理在事中”。

《张岱年先生手迹选录》之《冯友兰先生〈贞元六书〉的历史意义》(上)

冯友兰先生《贞元六书》的历史意义张岱年1990冯友兰先生于三十年代之初出版了《中国哲学史》两卷本,对中国哲学思想史的研究做出重大的贡献。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六年间又撰写了《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合称《贞元六书》,意图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当时中国正处在抗日战争至抗战胜利的时期。所谓“贞元”意谓“贞”下起“元”,即旧时代的结束与新时代的开始,意谓抗战建国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冯先生在几本书的序言中表示了他的用意。

冯友兰《贞元六书》与民族精神

冯友兰先生的代表著作就是他在抗日战争时期所写的《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等六部著作。人们对上述著作已经进行了不同角度的研究，笔者以为对于其中所体现的反映我们民族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和深沉真挚的爱国主...

走出经学的新理学——论《贞元六书》的诠释学意蕴

冯友兰的《贞元六书》,是要自觉地走出传统经学而转入新理学。这种自觉,基于他对传统经学的整体把握,也基于他立足时代背景下所拥有的历史意识。旧瓶新酒说、接着讲与照着讲的区分,都体现了这种自觉和追求。新理学作为宋明理学的接续,其实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与后者大不相同,因为后者在本质上仍属于经学系统。清学和汉学则更具经学的典型特征,却成为冯友兰建构新理学时重点扬弃的对象。

冯友兰《贞元六书》中的工夫理论与境界哲学

冯友兰以四境界说谈哲学体系的分类系统,其中的最高境界即是觉解的结果,但仍须有一持守的工夫以使境界常住,这就是冯友兰系统中的境界哲学与工夫理论问题的交涉之处,他巧妙地以程颐的“涵养需用敬,进学在致知”之说结合象山的“先立乎其大者”之说处理此事。天地境界与大全概念正是一对可以结合的系统,结合之后从中国哲学史的讨论上看,道佛特别能发挥大全概念的不思议、不言说意境,于是冯友兰极为肯定此说,但却仍在道德境界问题上批判道佛,于是有了道德境界与天地境界所论不一致的现象。冯友兰以大全概念为标准,以宋明儒学家的系统为典范,批评了道佛的方内方外之分以及动静对立的哲学方法。

形式抽象的哲学与人生意境的哲学——论冯友兰哲学及其方法论的内在张力

形式抽象的哲学与人生意境的哲学———论冯友兰哲学及其方法论的内在张力郭齐勇冯友兰先生的哲学代表作《新理学》等“贞元六书”的杰出贡献、价值及其在２０世纪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自不待言①。本文试图从另一个侧面，探讨冯先生重建中国传统哲学过程中的内在矛盾...

尊理性而道中庸:浅析《新世训》之于冯友兰哲学

《新世训》是一部根据于新理学世界观、并与其人生境界说相表里的生活方法新论,是"贞元六书"中唯一对"道中庸"和人伦日用之理进行充分阐述的著作。在冯友兰人生哲学的建构过程中,具有承启和转折的作用。作为一部泛伦理学的著作,《新世训》发展和更新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方法论。在诸多哲学概念上,与《人生哲学》和其他"贞元之际"所著书之间存在着逻辑联系。《新世训》从尊德性到尊理性,完成了对宋明道学的超越,同时,又从重思辨到重觉解,实现了"新理学"的内在超越。

冯友兰先生晚年的治学思想

1949年,我听冯先生(友兰师)讲授《中国哲学史》。此时,芝生师从美国宾州讲学归国不久,新中国已诞生。一边听课,一边课外阅读《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心中萌发出一个疑窦:中国的古典哲学是否从此终结?

《新原道》的判教思想研究

冯友兰先生所著"贞元六书"中的《新原道》一书,体现了冯友兰先生丰富的判教思想,是"贞元六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冯友兰先生以"极高明而道中庸"为标准,评判中国哲学史上各主要时期以及各主要学派的哲学思想,并以自己所创立的"新理学"体系为结,阐述了"新理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继往开来的地位。本文对《新原道》的判教思想进行具体研究,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冯友兰与柏拉图

冯友兰与柏拉图柴毅龙（昆明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冯友兰先生是一位地地道道的中国传统哲学的传承者。他把自己的一生都贡献给了中国哲学事业。一般认为，４９年以前对冯友兰先生影响较大的是现代西方哲学中的新实在论。事实上，真正对他的内在思想发生重大深层影响的西方哲...

现代著名哲学家冯友兰的“人生境界说”探析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在我国具有非常高的声誉,许多篇目还被编入学校教材,由《新理学》作为核心的"贞元六书",是我国新儒学的奠基之作。

试析冯友兰《新世训》道德人格思想的现代价值

《新世训》是"贞元六书"中最贴近人伦人用的一部著作,这部书最大特点就是将以往难以企及的"圣人人格"生活化,它讲人伦日用中的内圣之道和外王之方,是每个人照着做都可以做到的。作为接着宋明道学往下讲的生活方法论,《新世训》既继承了宋明道学关于道德人格思想的精华,又对其进行扬弃。面对道德人格这个古老而又常新的问题,笔者尝试探讨冯友兰《新世训》中道德人格思想的现代价值。

理性·情感·生活——冯友兰、蒙培元、黄玉顺之间的学术嬗变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和转型,催生了学术上纵向（古今）和横向（中外）的融合创新。随着西风东渐,西学的种种主义和方法经由不同的方式传入中国,对中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并由于中国哲学自身在宋明时期发展出了一套完整的理学,所以,学者们热衷于在现代的情势下对中国（古代）哲学进行理性的系统化建构.近代西方哲学以理性主义为基本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