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商代巫、史以及贞卜机构的政治意向

商代存在着巫官合一现象，亦官亦巫是商代社会的一个特点。商代主管典册的变职机构兼行着某些神事。商代贞卜机构在运行过程中突出地表现为贞卜活动中的王权意向。

贞卜人物与卜辞刻手的关系

甲骨文中,同一贞卜人物署名刻辞或字形多变,或布局不一,或风格迥异,甚至其署名在一版之内也常变换不同写法,董作宾将之解释为字形尚未固定或者书写随便不规则,也有学者认为这是刻写时间错开而产生的差异性,其实,这些现象正说明了贞卜人物并不一定是卜辞刻手。从字形书体的层面,重新梳理刻手与贞卜人物的关系,并在文末提出每个贞卜人物名下有刻手若干人,每个刻手又服务于若干个贞卜人物的观点。

《周易》“元亨利贞”新解——兼论周代习贞习惯与《周易》卦爻辞的形成

《周易.乾卦》头四个字是"元亨利贞",历来有根本不同的解释。《易经.文言传》有著名的"四德"说,将"元"、"亨"、"利"和"贞"都读作单独的名词,即"善之长"、"嘉之会"、"义之和"和"事之干"。与此不同,不少注疏家将四个字分成两段,即"元亨"和"利贞",但是没有一致的理解。譬如,朱熹以为"利贞"是"利在于正"的意思,而高亨谓"利贞犹言利占也"。本文采取后一种译法,但是与朱熹和高亨又有不同。本文首先论证"亨"原文应该是"饗","元亨"或"元饗"的意思是本次贞卜的祷告被鬼神享受,然后又提出"利贞"应该读作"利于贞卜"的意思。表面看来,第一次贞卜的结果告诉贞卜者再进行贞卜似乎有违情理,然而本文论证中国古代卜法往往进行习贞。"利贞"是指导贞卜者再作习贞。

文学与神明：饶宗颐教授论文艺观

文学心灵的培养,取资于宗教为常见的事。文学家不一定具有某种宗教的坚定信仰,儒、释、道三教著述,既多所涉猎,自然对他们的思想起了渗透的作用。讲文学,必须讲神明。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当然,探研文学与神明这一命题,并不意味着将文学当神学看待。神明的位置,说天上的神与心中的神;贞卜以断志,说天、地、人三者的沟通与协调;神明的见证,说文学是人与神沟通与协调的产物。刘勰以为,文章之道有三;本文提出,应当是四,即于形文、声文、情文之外,还应当加上理文。这是六朝人的补充。文学的高峰,在南北朝时期。

殷墟卜辞中的“”与“帝”

殷墟卜辞中的“”与“帝”范毓周甲骨文中有＂＂字，多见于自组卜辞和历组卜辞。王国维最先释定此字为＂示＂字的异文，指出：＂殷人于人鬼亦称示，……或作诸形，皆示之异文。＂①商承祚先生师承其说，也说：＂三示、四示之示，一作，一作，王谓皆示之异文，是也。＂...

寺庙灵签的流传与风水信仰的扩散——以闽台为中心的探讨

本文主要利用闽台民间寺庙的签诗资料 ,分析了灵签贞卜与风水信仰的密切关系。灵签文本中的风水主题 ,既暗藏了民间社会生活和文化习俗的真实信息 ,也反映了签诗 (或解签 )作者的文化认知心态。而抽 (解 )签者参与灵签文本的风水知识资源或风水吉凶判断的解释和批评的过程 ,显然刺激了风水信仰与神灵崇拜之内涵的互为触动 ,不仅使得风水信仰逐渐沉潜为民众的“社会记忆”及文化习俗成为可能 ,而且使得传统道德观念和伦理准则化入民众的社会意识结构成为可能。在抽签这种“依附性宗教仪式”中 ,理性与非理性、道德与功利缠绕成经纬线 ,共同编织了风水信仰的神圣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