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内部人持股的中小板企业负债政策研究

中小板的发展已经经历了五年,其发展规模已经初步形成,企业盈利更加稳定,公司治理结构日趋完善,文章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选取了2007年底前上市的中小板上市公司,从内部人持股这一角度研究了它的负债政策,发现公司的负债已经与公司内部人持股比例呈负相关。同时通过这个角度进一步分析了中小板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结构。

终极控股股东与负债融资政策

文章以2010—2015年沪深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终极所有权的性质和结构与负债水平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终极控股股东的现金流权与负债水平显著负相关,控制权与负债水平呈倒U型关系,两权分离度与负债水平显著正相关,两权分离度与负债水平间的正相关关系会受到成长性的影响而变弱;另外,考虑到终极控股股东的性质,地方所属上市公司的负债水平和两权分离度的正相关关系最显著,非国有上市公司次之,中央直属上市公司最弱。

欧央行资产负债表政策的实践及其传导渠道探究

在应对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过程中,欧央行通过采用多种类型的资产负债表政策,调整欧元体系资产负债表的"规模"与"组成",以实现其价格稳定的货币政策目标。本文重点结合2014年6月以来欧央行资产负债表政策的实践,分析其传导渠道及其效应,并对资产负债表政策持续实施的潜在风险进行了探讨。

我国央行资产负债表政策的实践与有效性研究

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作为反映货币当局资金来源和资金运用的会计报表,近年来逐渐被主要经济体发展成为一种宏观调控政策。本轮金融危机以来美联储的扩表和缩表操作就是对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政策的具体运用。本文通过对我国央行资产负债表政策的回顾,实证检验其对银行信贷和经济增长的作用,为完善我国货币政策管理框架、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提供依据。

次贷危机后美联储非常规货币政策及退出机制分析——基于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视角

次贷危机发生后,很多国家中央银行都采取了大量的非常规货币政策来确保金融系统的稳定和促进经济增长,尤其以美联储的非常规货币政策最具代表性。虽然非常规货币政策复杂多变,但是通常在央行资产负债表中清晰记录。借助于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能够全面梳理次贷危机后美联储的非常规货币政策,有助于深入理解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实施和退出机制。

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政策对新兴经济体的溢出效应研究——以巴西为例

本文主要运用FAVAR模型评估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政策对巴西金融市场的跨境影响。研究表明,美国退出QE将影响巴西市场对跨境资金流动强度的预期,对金融市场和资产价格造成不同幅度的波动。对此,巴西央行通过外汇市场干预等资产负债表措施抑制汇率大幅贬值,防范经济陷入滞胀困境。本文最后在借鉴巴西货币政策操作效果的基础上,对我国中央银行如何降低发达经济体量化宽松政策退出的冲击提出了对策建议。

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政策与金融危机管理研究

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中央银行将其资产负债表成功地打造成一项灵活的货币政策工具,使得央行在短期名义利率达到下限时,仍能继续为经济和金融体系提供必要的流动性和刺激。对一些国家或地区而言,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使用经历了从被动资产负债表政策向主动资产负债表政策的转变。如何有效地制定和实施资产负债表政策,完善央行的危机管理框架,提高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是全球各国央行面临的一项共同课题。

公司治理、负债融资政策与企业价值

论文以广东省上市家族企业为例,从公司治理的视角研究了企业负债融资政策的影响因素及其经济后果。研究发现:(1)公司实际控制人拥有的现金流权比例越高,公司董事长与总经理持股比例越高,企业就越有可能选择谨慎的负债融资政策,保持较低的负债水平;公司董事会人数或独立董事人数越多,企业就越有可能选择激进的负债融资政策,保持较高的负债水平;公司股东大会次数或董事会次数以及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设立个数等其他公司治理因素,对公司负债融资政策选择不构成显著影响。(2)在公司实际控制人直接控制上市公司的方式下,谨慎的负债融资政策降低了企业价值;相反,在公司实际控制人金字塔式控制上市公司的方式下,激进的负债融资政策降低了企业价值。

央行资产负债表政策溢出效应研究:渠道、效果与策略

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政策溢出效应指的是政策实施国采用非常规货币政策,通过不同渠道从资本流入流出、汇率、进出口贸易、资产价格等方面影响其他国家的经济。同时,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溢出效应的接受国亦会通过经济金融手段和措施应对冲击,反过来对政策实施国产生回波效应。本文剖析央行资产负债表政策溢出效应的传导渠道,从溢出和回波的角度解析溢出效应带来的影响,最后提出应对央行资产负债表政策溢出效应的思路和建议。

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政策:传导机制、国际实践及溢出效应

金融危机以来,主要国家中央银行广泛采用非常规货币政策对金融体系实施救助,这些措施不仅对其本国经济金融产生重大影响,同时也产生重大的国际溢出效应。国际清算银行经济学家Borio&Disyatat(2009)将这些非常规政策称为"资产负债表政策",以区别于传统的货币政策。本文从资产负债表政策的传导机制出发,分析它在中央银行的具体应用,运用SVAR模型实证研究它的跨国溢出效应,以期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决策提供有益参考。

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政策的可持续性和退出路径研究

美国进入加息周期,资产负债表政策的可持续问题和退出路径被提上日程。文章从美联储财务实力入手,发现当财务实力较强时,资产负债表政策表现较好。通过建立VAR模型分析发现:资产负债表政策对金融稳定性的边际效用呈现递减趋势;利率政策同资产负债表政策之间存在替代效应;资产负债表政策存在"价格之谜"。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政策已经在逐步退出,但是仍然要谨慎选择退出路径、工具和时机,实现资产负债表政策向传统政策的平稳过渡。

欧央行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组合及其相互关系探讨

2014年6月以来,欧央行非常规货币政策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面对持续疲弱的通货膨胀,欧央行推出了一系列新的非常规政策工具,包括负利率政策、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以及一系列针对公共和私人证券的资产购买计划,并且强化了"前瞻性指导",形成了"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组合"。当多种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同时使用时,彼此之间既可能相互促进,也可能存在潜在的金融风险。本文结合2014年6月以来欧央行的实践,分析不同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对未来这些非常规工具能否纳入央行常规工具箱进行探讨。

浅析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正常化的背景、路径及影响

金融危机之后,全球主要经济体央行相继实施了以资产负债表扩张为代表的非常规货币政策,以提供流动性,促进经济复苏。随着近年来经济形势转好,主要经济体央行货币政策开始走向正常化。由于各国经济复苏态势存在差异,美、日、欧等主要发达经济体处于货币政策正常化的不同阶段,但其货币政策正常化的原因、路径和影响仍有较多相似之处。同时,本轮货币政策正常化与以往紧缩周期相比呈现出一定的新特点,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

财务资源配置的政策选择

财务资源配置中风险政策的选择是至关重要的,正确运用财务风险政策、负债经营政策和股利分配政策,合理配置财务资源,将为企业资本结构优化创造条件.

浅议公司财务政策选择

公司财务政策是一套自主的理财行动指南和规则，其目标是配合企业经营改革，调整财务行为，提高财务效率。财务政策的内容包括负债经营政策、公司信用政策、营运资金管理政策、固定资产折旧政策、工资分配政策、股利分配政策以及在企业改制、改组、非经营性资产剥离中一些...

基于资产组合再平衡渠道的央行资产负债表政策溢出效应研究

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政策成为各国央行实行货币政策操作的核心工具,但对其溢出效应的研究还停留在传统的传导渠道层面。文章基于非传统传导渠道的视角,先构建以CAPM为基础的模型理论说明资产组合再平衡传导渠道的机制,再以MSVAR模型实证检验日本央行资产负债表政策通过资产组合再平衡渠道对中国的溢出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日本央行资产负债表的扩张使中国长期国债收益率下降、通货膨胀上升、产出水平下降,并且在不同区制下溢出效应的程度有所不同。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政策、资产组合再平衡渠道和信号渠道是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新机制。这一结论对中国人民银行改革货币政策框架及加强国际货币协调有现实意义。

欧元区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政策传导渠道有效性分析

本文运用因素增广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了欧元区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政策的传导渠道有效性。在此基础上,比较了我国结构性货币政策与欧元区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政策传导渠道的异同。研究发现:(1)从资产组合重新配置渠道来看,欧元区的资产组合重新配置渠道使投资者更倾向于持有国债等安全资产;而中国结构性货币政策则相反,使投资者持有更多风险资产。虽然二者的传导渠道都是有效的,但其作用迥异。(2)从对实体经济影响来看,欧元区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政策并未推高CPI,但中国结构性货币政策使CPI不断上升。同时,欧元区和中国的政策对投资类变量的影响具有相似性,都推高了固定资产投资,但对工业产出的刺激能力有限。(3)从对就业等指标的影响来看,相对欧元区来说,短期内我国政策对就业的影响虽然更有效,但长期来看政策效果没有持续性。我国结构性货币政策应关注实体经济的流动性与CPI之间的平衡,同时关注政策对投资者偏好的引导,控制投资者对风险资产的需求。

基于FAVAR模型的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政策效应实证研究--美国和日本两国的经验

为应对金融危机等困难局面,各国央行往往采用包括资产负债表政策在内的非传统货币政策工具。本文运用FAVAR模型比较分析了美联储和日本银行资产负债表政策冲击的影响。研究发现,两国就业率、通货膨胀率、汇率等宏观经济指标均有积极响应。但在货币供应量方面,虽然基础货币均有正响应,但M2在一段时间后反而出现负响应。在其他政策效应方面,日本在引导国债利率下行、本币贬值以及推升未来通胀等方面更突出,而美国在促进房地产和股票市场复苏方面效应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