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幼儿教育中的正向激励和负向激励

幼儿教育过程中,教育者应当以幼儿群体的基本特点为基础,结合教育过程中的个体差异和环境差异,科学地选择和利用正向激励和负向激励两种方式,促进幼儿身心的健康成长。

幼儿教育中的正向激励和负向激励的探讨

和成人一样，孩子也同样渴望得到鼓励，赞扬和肯定，但在实际教育中，不能仅仅只依靠表扬和鼓励，适当负向激励，比如刺激和抑制也是很重要的，正确的激励能够对孩子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因此，幼师应该结合学龄前儿童的身心特征，对他们进行正向激励和负向激励，从而使他们形成良好的世界观与价值观。笔者针对幼儿教育中的正向激励和负向激励做了一些分析和探讨，希望与大家共勉之。

农村低保会引致负向就业激励吗?——基于CFPS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2和2014两个年度的面板数据,使用倾向值匹配和双重差分相结合(PSM-DID)的因果识别策略,实证检验农村低保对具有劳动能力受助对象的就业激励效应,进一步考察该效应在不同群体中的异质性。研究结果发现获得农村低保会显著降低有劳动能力受助个体的就业激励,当就业状态变量纳入工作意愿信息之后,该结论仍然成立。不同的低保救助金额所产生的就业激励效应存在差异,其中,获得较低救助金额对受助个体产生的就业效应并不显著,而获得较高救助金额能够对受助个体就业产生显著的负向效应。按照社会人口特征分组后的估计结果表明农村低保在女性、年龄较大、教育水平较低以及健康状况差的群体中表现出显著的负向就业效应。按照地区分组的估计结果显示农村低保的负向就业激励在东部地区更为突出。采用多种匹配方法的分析结果表明本文上述结论具有较好的稳健性。为了缓解负向就业激励以及由此可能导致的福利依赖问题,未来农村低保制度可以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政策优化:第一,通过设置就业收入豁免和救助渐退政策来降低低保金边际税率;第二,逐步解除农村低保与其他专项救助之间的捆绑关系;第三,采取更加积极精准的就业援助措施来促进低保个体参与就业。

负向强激励背景下基层政府“层层加码”行为的逻辑阐释--以H省部分基层政府返乡防疫政策实施为例

基层政府“层层加码”行为的逻辑是制度结构—风险收益—行为策略。在层层分包体系、向上级负责制、属地管理原则、负向强激励等制度结构的现实情境下,基层政府在政治风险和政治收益的博弈互动中会选择最优执行策略。基层政府的“层层加码”行为是在负向强激励强力介入、正向激励介入不明显的情况下出现的,一方面可以有效规避政治责任风险,另一方面可以减轻基层政府工作压力和强度,是基层政府自利性行为选择。对此,可按照激励—反馈—监督路径健全和完善制度结构,通过正负向激励机制介入的平衡、对自下而上政策受众反馈的重视以及政策执行过程与结果监督的并重,有效治理基层政府“层层加码”现象。

浅谈科学运用激励手段调动企业员工积极性

企业应当根据员工的需求层次,设计不同的激励方法。激励手段是多样性的,有物资激励与精神激励相结合、激励的相对量、员工持股制、薪酬激励、正向激励与负向激励等。

浅说激励机制在国内居民生活垃圾分类中的问题与对策

激励措施在居民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占重要作用。本文针对目前国内应用较多的积分兑换、绿色账户等正向激励措施,结合国外生活垃圾分类中激励措施的应用经验,简要分析激励措施在国内分类工作中的现状与局限性。探讨居民对激励措施的心理行为应激反应、提出改进目前激励措施的对策,促进垃圾分类工作的可持续发展。

基于激励机制分析脱贫攻坚中贫困户的行为

我国脱贫攻坚行动成效显著,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但在脱贫攻坚过程中出现了部分贫困户脱贫积极性不强,甚至不愿脱贫摘帽的行为。对于这种看似非理性的行为,本文运用了激励机制理论进行了分析,发现:当前政府的扶贫模式,是一种对“贫困身份”的正向激励机制,贫困户的贫困身份为其获得了较大收益,因此建议政府在扶贫中,应适当实施负向激励机制,为贫困户提升政策期望,将政府福利发放标准增加,将贫困身份的激励变成对“脱贫行动”的激励,强化贫困户脱贫的内在动力。

债券虚假陈述中评级机构侵权责任的合理限定

证券评级机构承担债券虚假陈述侵权责任是正当的,其承担侵权责任的基本限度应由评级机构的地位和作用来决定。同时,其责任配置应兼顾两方,单方面让投资者或者评级机构承担过重的责任都会带来问题。近年来,国内外的司法实践中均出现了限制中介机构(包括评级机构)责任的法治转向。结合我国实际并考虑到实践的丰富性,建议适当顾及对投资者权益的维护,并根据案件情况通过多元责任形态分析对证券评级机构实现精准追责。

我国养老金待遇的结构性差别及其成因研究——基于河北省实地调研数据的分析

自1997年"统账结合"的养老金体系施行以来,由于各种历史与现实层面的复杂原因,使得离退休群体的养老金水平存在普遍的行业性、部门性巨大差异,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危及社会稳定的隐患。通过对我国养老金制度设置的理论梳理,结合河北省8个地级市的广泛实地调研,我们对我国养老金待遇的结构性差别及其原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结论表明,产生养老金结构性差别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1)在制度设置上,现有制度在转轨成本、融资以及基金的保值、增值等关键环节缺乏配套政策,使得养老金在分配的起点存在显著的差异;(2)在政策执行的操作层面上,由于缺乏统一、明确的具体政策规范,在养老金的待遇调整上存在普遍的不公平现象,客观上强化了结构性差异的程度。

持续损伤中能量的传递和遗失对焊接钢桥结构影响

焊接钢桥结构持续损伤至破坏的过程可以从两方面加以分析:一方面要考虑此过程中能量的耗散;另一方面要考虑此过程中焊接部位损伤负向激励。基于Griffth能量准则思想,提出了结合动态能量相互传递与遗失理论(TETL)和损伤负向激励机制(MDPE)并考虑焊接钢桥结构剩余寿命的综合评估方法。将提出的综合评估标准应用到钢桥结构中,耦合了损伤负向激励机制与焊接结构参数之间的关系。从而有机地促进了能量相互传递与遗失理论和损伤负向激励两个方向的整体结合。为验证方法的有效性,给出悬臂梁和X形框墩二者的焊接连接的数值算例,并与基于S-N曲线的CD法和检测评估方法进行了分析比较,为钢桥结构安全寿命提供了一种较为实用的预测途径。

我国耕地保护的困境及几点思考

耕地保护在我国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社会地位。当前耕地保护的困境:一是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形势不容乐观;二是政府和农民作为耕地保护的主体在耕地保护中均存在负向激励效应。建议:(1)进一步推动地方政府职能由经营性向公益性转变;(2)推动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降低农业收益风险,完善集体土地产权;(3)推动耕地保护精准化,由数量保护向位置保护转变。

精准激励:国家监察驱动营商环境优化

监察是一种负向激励,根据激励强度不同,存在约束过度、约束适度和约束不力等三大作用象限。激励理念不开放、监察制度不完善、监察执法不严格、监察信息不对称等共同造成了约束不足或约束过度。当约束不足时,事前威慑过弱会“诱使”公职人员有意消极履职,事中纠偏不力则会“放任”甚至“鼓励”公职人员继续消极履职。当约束过度时,事前威慑过猛会“逼迫”公职人员“避责”,事中纠偏过当会“刺激”公职人员加剧消极履职。公职人员消极履职会阻碍惠企纾困政策的落实和体制机制的高质量运转,恶化营商环境。因此,优化营商环境,克服监察失灵,必须提升监察精准度,推进“适度监察”,充分发挥监察的威慑功能,削弱公职人员的越轨动机,控制监察的执法力度,激发公职人员积极履职。

脱贫攻坚中的政治势能与政策执行——基于扶贫政策文本与地方政府行为的分析

政治势能是学者新近提出的一个具有鲜明中国风格的学术概念,有助于我们理解公共政策执行失灵或良性落地的原因和机制。基于新中国成立以来70多年扶贫政策的案例分析,研究发现权力和功能位阶产生了公共政策的政治势能,这是扶贫政策执行状况变化的主要动因。从客观现实需要出发,并且经最高层级权力位阶的确认和推动,精准扶贫、脱贫攻坚作为近年来中国的一项重大公共政策,无疑带有极强的政治性。相比常规性公共政策,政治性公共政策具有更强的政治势能,需要执行者付出较大的精力和较多的资源,只有辅之以严格的负向激励,才能在有限时间内实现政策变现。精准扶贫、脱贫攻坚仅用短短数年能够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关键,便在于此。

平息组织纷争中以“利”安抚的“海蛇效应”分析及鉴戒

领导者在平息组织纷争的过程中,若一味以"利"安抚,则很可能出现越安抚越嚣张、越退让越过分、越给予越索取、越引导越刺激的"海蛇效应"。究其原因,在于部分对峙者的投机心理、威胁心理、利用心理、僭越心理。这就需要领导者"利""责"结合,抓住问题关键,辨析纷争性质;把握个体性格,慎选平息方式;遵循制度规则,严守基本红线;分析心理感受,平衡宽严法则。

“收入特赦”不合时宜

所谓'收入特赦'就是国家制定某种法律,确定一个时点,把这个时点上的全部个人收入合法化,而不论其收入为合法的还是非法的、是贪污盗窃的而来的还是勤劳努力致富的、是黑钱还是白钱,而在这个时点之后,个人的收入完全合法化及'阳光化'。如果这个时点之后有人试想违反新的规则或法律获得不义之财,则严惩不贷。这是从以往逢皇帝登基或皇帝有大喜事对判刑者'大赦'的意义中引伸一个概念。香港1977年1月1日的特赦令宣布对这个时点之前警察的贪污行为一律不追究就是'收入特赦'一个意义。

论互联网金融的激励性监管

互联网与金融的深度融合给监管机构以及传统的金融监管体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考验。传统"许可准入式"监管强调较高的准入门槛,不利于互联网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缺乏互动性与沟通性;同样地,传统"信息披露式"监管通过强制被监管者披露信息进而解决信息偏在问题,但成本高,极易诱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对持续创新中的互联网金融施以监管,可引入激励相容的理念,通过建立行政指导制度、正负向激励机制以及签订合规协议,激发互联网金融从业机构的自主性和自觉性,使其在自愿选择有利于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时,悄然促进金融监管所追求的社会公共利益目标的实现。

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评价的激励功能

激励功能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评价的最直接、最现实、最本质的功能之一,是具有"归宿"意义的功能。激励功能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评价来说,既是手段又是目的,既是形式又是内容。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评价的激励功能中,通过积极的评价来增强教师和学生的自信心,提高自我肯定度,称为正向激励;通过适度的否定的评价来使教师和学生知不足而改进,增强其责任感和创造性,称为负向激励。

党内激励机制在重大突发事件中的运用与调适

全面从严治党的一个根本目的,是激励干部清廉担当有为、促进事业健康发展。坚持严管与厚爱相结合、激发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精气神",需要建立科学的党内激励机制。从性质与向度看,党内激励可以分为正向激励与负向激励。其中,正向激励以鼓励与奖励为要义,以提拔晋升、提高物质待遇、冠以荣誉称号等为主要举措;负向激励则以惩戒为要义,主要聚焦在问责、追责与惩处上。一般而言,党内激励机制在"常态"与"非常态"下的运用有所不同。面对重大突发事件等"非常态",要在紧急状态下尽快激发党员干部的工作积极性与责任担当,需要当机立断,正向激励与负向激励连提并用。然而,任何科学的制度都包括相应的救济制度与纠错机制。在重大突发事件等"非常态"下运用党内激励机制尤其是负向激励,需要在事后进行进一步审视,以克服紧急状态下问责与惩处的"极化"或简单化倾向,并辅之以必要的救济制度与纠错机制。

半强制分红政策与中国上市公司分红行为

本文实证检验了中国独特的半强制分红政策对上市公司分红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1)半强制分红政策及其各个阶段都显著提高了中国资本市场的派现意愿和派现水平,但相比而言,明确了最低分红"门槛"的2006年和2008年政策反而比2001年和2004年的引导性政策具有更弱的约束效应。(2)半强制分红政策的监管压力推动非竞争性行业、高盈利的公司提高了派现水平,但其规定的再融资资格也迫使那些高成长、有再融资需求的公司不得不进行派现。(3)半强制分红政策难以约束"铁公鸡"公司派现,也没有降低"铁公鸡"公司占比。(4)2006年和2008年政策实施后,发放"门槛"股利和"微股利"的公司明显增加,原因在于偏低的分红"门槛"对高派现公司产生了明显的"负向激励"。总体而言,半强制分红政策对于改善上市公司分红状况卓有成效,但其局限性亦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