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个人收入所得税制度对我国扩内需的可行性分析

能否有效加强对就业和居民消费的支持,以扩大内需、稳定宏观经济和基本民生,是近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一些专家提出了“负个人收入所得税制度”的政策选择,重点作用于促就业、稳消费,目的是扩大我国内需。本文用SWOT分析法对“负个人收入所得税制度”的这一政策选项进行研究分析,并结合国外的经验总结出对我国的启示。

情绪调节对个体非理性风险决策的干预作用——负性收入冲击情境下的实验研究

现有研究认为,负性收入冲击能够通过诱发个体的负面情绪,引发个体的非理性风险决策,但对情绪调节在负性收入冲击时个体风险决策中的作用的探讨还不足。运用实验法验证负性收入冲击、负性情绪以及个体风险决策的关系并探究注意分散作为情绪调节方式对负性收入冲击下个体的风险决策的干预作用,结果表明:负性收入冲击引发个体负性情绪,由此个体在做出即时反应时表现出较高的风险规避水平;注意分散能够帮助经受负性收入冲击的个体恢复情绪状态,从而做出更加客观、理性的风险决策。

发展因子公式的证明及应用

发展因子公式的发现,源于相对最大购买力数学模型的研究,它是相对最大购买力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此,运用数学公理化思想方法和对称原理,证明了发展因子公式,并将发展因子与幸福指数联系起来,阐明了幸福指数与相对幸福感的辩证关系。同时,提出了收入强度、负收入和负债强度的新概念,实现了不同时间、不同地区居民家庭相对收入的比较,并将发展因子公式拓展到政府负债领域。

“扶贫羊”悖论——基于资产型贫困陷阱

本文利用CFPS2010年—2018年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基于“负收入增长概率”构造检验统计量来检验我国农村地区是否存在资产型贫困陷阱。结果表明:我国农村家庭不存在资产型贫困陷阱,主要原因是农村家庭资本产出弹性的持续性增长以及不同富裕程度家庭的技术水平无显著差异。当存在资产型贫困陷阱时,以“扶贫羊”为代表的无偿援助确实是一种高效的扶贫方式,但在生产要素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下,物质资产的投入只能产生短期效应。因此疫情当下,为抑制返贫应优先考虑增加农村家庭的生产性资产和自用性资产,找到内生性致贫原因,为实现持续性脱贫和乡村振兴打下坚实基础。

GQ模型在测算中国农村贫困中的缺陷

贫困问题在中国受到很大关注,准确测度贫困非常重要。本文对大多文献采用的GQ模型拟合洛伦茨曲线来测算中国农村贫困的做法提出了质疑,结论认为当某些居民的纯收入为负数时,采用GQ模型拟合洛伦茨曲线是有偏的,以此计算的贫困指数与实际贫困存在系统性偏差。依据我国农村居民收入的分组数据,GQ模型测算的贫困发生率高估了实际数值,而贫困缺口指数和平方贫困缺口指数则被低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