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再省思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是我国贯彻落实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探索,为我国行政争议实质性预防化解贡献了制度力量。但由于该制度的正常运行需要行政机关负责人具有较好的法律专业素质、付出更多额外的时间和精力等原因,在当前情况下,这一制度并没有在实践中得到很好实施,出庭应诉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为充分发挥该制度在依法治国和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积极作用,需要进一步明确出庭应诉的行政机关负责人范围和案件种类,衔接法治政府考核评定和责任追究,鼓励相关部门参与监督该制度的实施与完善。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实施情况考察——基于广东省22471份行政判决书的实证分析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是2014年《行政诉讼法》修改时确立的一项重要制度。该制度承载了“告官见官”的愿望,但对其实施效果说法不一。本文以广东省三级法院2014至2020年间作出的22471份行政判决书为样本,研究了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情况及其对裁判结果的影响。统计结果显示,负责人出庭应诉率较立法前有显著增长,但较低行政级别负责人出庭应诉居多;负责人在出庭应诉案件类型的选择上具有一定的偏向性;负责人在不同的法院层级、案件审级中出庭应诉情况存在明显差别;负责人出庭应诉率与行政机关所在地的经济发展状况和行政诉讼案件总量呈负相关关系。回归分析显示,负责人出庭应诉基本上不会影响法院的公正裁判,负责人“应出尽出”的规定难以得到严格执行。对此,可以通过分层目录制划定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的案件范围,减轻其出庭应诉负担,实现“出庭一次代表一类”的效果。同时,行政系统在设置行政应诉考核标准时,不应简单地考核出庭次数,而应把负责人庭审表现、纠纷化解情况等因素一并考虑在内。

功能主义视阈下的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自《行政诉讼法》修改后在全国范围内确立及推广至今已近一年,对其关注重点应从制度史梳理、正当性论证、法治意义解读等角度向制度精细化、功能实现等方面转移。以功能主义为研究进路,通过对各地出庭应诉规范文本、相关案例和数据的分析,会发现该制度立法之初的功能预设与实践表达间存在一定的差异,具体表现为规范内预期功能的达成不能、实践中潜功能的显现以及一定程度功能失灵的现象。同时,本文结合系统论的维度,从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赖以生存的行政诉讼制度及庭审结构的角度,提出规则之治的坚守、互动平台的搭建、民本文化的提升等方法,尝试为其功能回归提供一条新路径。

行政诉讼被告应诉行为定性分析

2015年行政诉讼法修改,确定了行政机关负责人行政诉讼出庭应诉制度,因此获得许多肯定与赞誉。但是,笔者认为,一项制度在没有足够实践经验以供借鉴,又尚未付诸实施以经历实践考验之前,无论是立法者、执法者还是理论研究者们都应该以更为理性、客观和审慎的态度去看待和评价它。笔者通过本文对行政诉讼被告应诉行为进行定性分析,在明确被告应诉行为究竟是诉讼权利行为还是诉讼义务行为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行政诉讼被告在实现其诉讼权利和履行其诉讼义务时应当怎么做才是正确的?更好的?笔者认为,以上问题的厘清,可以帮助我们对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做出更为理性的评价,并在实践当中真正发挥这一制度的优越性。

行政诉讼法修改及其对税收工作的影响

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8]1号司法解释)对《行政诉讼法》的具体实施进行了细化。《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中关于修改复议机关维持原行政行为的被告主体以及改变原行政行为的内容、新增相对人在对行政行为提起诉讼时可以一并请求对不含规章的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细化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等规定对税收工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基于公共选择理论分析《行政诉讼法》的修改

行政诉讼的受理难、审理难、执行难的根本原因在于法院、行政机关从公共利益的维护者蜕变为理性选择的经济人,为逃避责任而选择不受理案件、不出庭应诉、不改变行政行为。《行政诉讼法》新增的第3条中规定的行政案件受理、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修改的第26条中规定的行政复议机关作为共同被告三项制度都是专门针对此类逃避责任的行为而进行的责任强制,力图通过强制承担法律责任的设计,恢复其作为公共利益代表者的法律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