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负面清单对安全审查范围的标定

安全审查制度的不确定性,根植于该制度的功能与目的,旨在保障东道国规制权力的弹性边界。国际法上甚难通过立法或条约解释的方式实现对安全审查制度的协调;国内的安全审查制度立法及其适用更是倾向于维护这一不确定性。负面清单制度已经成为外资管理的基本体制,可以以其统御安全审查制度的运行,以"标定"安全审查的交易范围,提高安全审查制度实施的透明度。

负面清单模式下外国投资安全审查机制的完善

根据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我国将进一步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逐步放宽投资准入标准,加快自贸区建设。2014年中韩、中澳自贸区逐步完成实质性谈判,中美BIT也重启谈判。对此,中国同意采取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的模式与美方进行后续谈判。我国以往采取"正面清单"和准入后国民待遇的模式,此次转变有利于更好地融入国际经济秩序新规则,不断提升参与度和话语权。然而,负面清单为我国带来经济发展新机会的同时"国家安全"成为其制度完善所不可回避的话题。负面清单模式下,我国外国投资安全审查机制存在的问题,应当借鉴国内外实践和相关理论予以完善。

负面清单模式下我国外资安全审查制度的升级路径

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制度是我国放宽市场准入、深化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也是促进投资自由、优化营商环境的有效手段。随着负面清单中限制和禁止类投资措施不断减少,外资入境引发的一系列安全隐患逐渐成为我国经济安全中的重要议题。相较于欧美成熟的外资安全审查机制,我国的外资安全审查的法律体系尚不健全,审查机制仍需完善。平衡好"利用外资"与"国家安全"的关系,升级我国现有的外资安全审查制度,不仅关乎我国能否有效利用外资,而且对我国在该领域内引领国际投资规则制定意义深远。

VIE架构的监管该何去何从——负面清单时代下的再审视

我国企业搭建VIE架构的最终原因在于实现境外上市融资。面对实质上对国内外资准入规则构成违反的VIE架构,立法者长期以来表现出的犹豫不决使得试图明确该架构下各概念的一次次立法走向失败,并无形中给VIE架构披上了“默认合法”的外衣。然而,我国迈入外资准入的负面清单时代后,国内融资渠道大大扩宽、外资控制威胁不断增大以及外资准入规则空前宽松等,这些伴随时代发生改变的种种因素让我国不应再对VIE架构监管保持沉默,而宜对该架构监管的核心概念“控制”予以明确。在明确此概念时,应避免僵硬地将“协议控制”与“外商投资”划上等号,并考虑引入“实质控制”等具有弹性的概念,从而保留我国在VIE架构问题上的自由裁量空间。同时,完善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与国内融资程序等相关规则,进而从源头上减少VIE架构的使用动机也是解决该架构监管问题的重要一环。

招投标领域出台重磅监管措施 八部门联合印发《招标投标领域公平竞争审查规则》

本刊讯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8部门联合印发《招标投标领域公平竞争审查规则》(以下简称《规则》),首次为招投标领域出台政策措施列明“负面清单”。

“准入前国民待遇”背景下我国外资安全审查功能定位探析

我国2019年初通过的《外商投资法》全面推行了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制度,这意味着已实施数十年的外资审批制度的终结。然而,此次改革所引发的风险却不应由外资审查制度进行对冲。在外资审批制度项下,我国审批机关需考量宏观经济、企业内部经营、公共政策三方面因素;而在司法实践当中,则大量出现外资准入法律被应用于民事诉讼、以形式瑕疵为由否认法律行为合法性的情形。从外资审批到外资审查,我国需废止对企业内部经营的过度干预,将关注重心转移至外资对经济、社会的影响。

富阳晒出首份工业投资项目负面清单

为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近日浙江省富阳市在门户网站公布了《富阳市工业投资项目负面清单》，共涉及19个行业、24个大类、76个中类以及211个小类。列入国家及各级地方政府产业政策的禁止（淘汰）类及落后产品目录内的项目不予审批，不再单独制定清单。负面清单是富阳市投资项目不再进行审批试点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凡负面清单中的行业按照规定程序严格审批，负面清单外的工业投资项目则实行告知性备案。进入负面清单的行业主要是国家和地方产业政策列入限制类的项目、国家专门制定的产业政策和行业准入条件的项目以及关系国家安全、生态安全、高能耗、高污染、产能相对过剩或落后、正在大力实施整合提升的行业和资源性行业。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18年版)》拟定原则

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商务部主要从五方面确立《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18年版)》拟定原则:一是法治原则。二是安全原则。三是渐进原则。四是必要原则。五是公开原则。

负面清单模式下我国外资安全审查制度的完善及监督

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制度是我国促进投资自由、优化投资环境的重要手段。随着我国负面清单中限制和禁止类投资的不断减少,外国投资入境可能引发的经济安全问题引发了越来越多的讨论。相较于欧美成熟的外资安全审查机制,我国的外资安全审查机制仍需完善。完善我国现有的外资安全审查制度,平衡外资引进和国家经济安全之间的关系,不仅是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也对我国在该领域内引领国际投资规则制定意义深远。因此,本文从四个部分来对如何完善我国的安全审查制度进行探析。文章第一部分就国家安全审查制度进行概述;第二部分介绍了我国负面清单制度的发展历史;第三部分就我国安全审查制度的不足进行分析;第四部分提出了一些建议。

TPP和TISA对中国金融业的影响研究

TPP和TISA反映了金融服务贸易的全球化和自由化大趋势,在给中国金融业带来更多挑战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机遇。中国金融贸易规模不大,但总体在逐年增加;结构在改善,但仍以保险服务贸易为主;逆差逐年扩大,国际竞争力弱。面对TPP和TISA的冲击,中国金融服务业应该从专业人才、国际竞争力、产业结构、法律法规、市场机制、经营和监管模式等方面作出努力。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外资安全审查机制的探索与创新

外国投资国家安全审查立法历来是东道国管理外国投资的"安全阀"之一,发挥着平衡国家安全与投资需求的重要作用。从这一立法演进的角度来看,外国投资国家安全审查立法的探索与创新本就是不断地适应或引领外部投资环境以及内部经济基础变革所带来的新形势、新发展的结果。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着力实行外商投资准入新模式的背景下,我国的外国投资国家安全审查立法应该审时度势,在自贸试验区内进行适当的优化与调整,来为未来推行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外资管理模式提供"先行先试"的有益经验。

外商投资法对营商环境的影响及面临的问题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始终坚持改革开放战略,不断完善对外开放的政策和制度。改革开放之初,在国内还未有公司法、合同法的情况下,我国于1979年制定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以法律宣示中国利用外资、对外开放的信号和决心.

优化外资营商环境背景下《外商投资法》规则适用问题研究

在我国高度重视外资营商环境的优化之际,《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以下简称《外商投资法》)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其确立的负面清单制度、外资安全审查制度以及外商投资服务体系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外资营商环境的优化。但是,《外商投资法》并未明确界定“外商投资”的范围,同时负面清单制度和外资安全审查制度在适用过程中存在着稳定性不足和透明度缺乏等问题。通过明确规定“外资投资”判断标准,引入听证程序并采取“现在不符措施+将来不符措施”模式设置负面清单,列明安全考量因素的同时赋予投资者必要的司法审查救济权利可以帮助界定“外商投资”的范畴,提升负面清单的稳定性和外资安全审查程序的透明度,促进《外商投资法》中规则的全面适用,更好优化外资营商环境。

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第80期“经济每月谈”综述

2016年2月23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举办第80期"经济每月谈"活动,主题为"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与会嘉宾认为,需要尽快构建我国的自由贸易网络体系,包括发展"定向自由贸易区",加快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自由贸易区,把与周边国家设立跨境经济合作区等升级为自贸区,分类推进自贸区进程,推动与我国主要伙伴的自贸区谈判。建议加快复制上海自贸区成功经验,以开放的主动赢得经济发展的主动。通过完善国家安全审查机制、提高反垄断的专业化、打造社会多元共治监管平台等手段,完善负面清单模式下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

我国外国投资法的立法原则、技术与规则设计

商务部正在努力推进《外国投资法》的立法工作,各界给予了广泛的关注。外国投资立法应立足于协调、开放、共赢、务实的立法原则,采用科学的立法技术,厘清立法边界,详略得当,作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制度设计。目前争议较大的问题包括:外国投资者的界定、安全审查制度的设置、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的制定等,立法应充分参考学者意见,就这些问题进行严谨的论证,作出合理的制度安排。

我国外商投资法律体系反思与重构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外资法律体系从无到有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变化,对促进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国际投资自由化和国内改革纵深推进影响下,现行外资法律体系弊端日益凸显,体系重构已是必然。未来改革应在结合现行外资法律体系自有特点、优势和国际投资趋势的基础上,通过集中立法方式制定单独、统一的外国投资法,并于其中确立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基本外资管理模式、备案申报制和国家安全审查等核心制度。

中美相互直接投资的障碍及应对策略

近年来,很多赴美国投资的中国企业由于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过高的劳工和环保标准等原因以失败而告终。同时赴中国投资的美国企业对中国的市场限入、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制度颇有怨言。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仍然存在诸多分歧点,应加快中美BIT谈判进程,审慎推进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的投资管理制度,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从而促进两国相互直接投资,增进两国福利水平。

高水平开放下我国外商投资准入制度的完善

无论是《外商投资法》将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模式以法律形式确认,还是RCEP的顺利推进,我国正以积极姿态革新外商投资准入制度,以提高我国吸引外资能力及对外开放水平。新模式必然带来新挑战和新契机:国际上,高水平新型投资协定带来高标准和严要求;国内,外商投资准入制度全面升级使得制度建设和引资实践中涌现出一些阶段性问题,文章对此提出了对应的建议及措施。

浅析外商投资法的实施机制

2019年3月15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表决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以下称《外商投资法》),成为中国第一部统一的外资法典,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是贯彻落实党中央扩大对外开放、促进外商投资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外商投资法》将于2020年1月1日起生效实施,取代1979年颁布实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外商投资制度刍议

外商投资制度是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的重要连接点,体现一国对外开放的程度以及对外商投资活动的态度。当前我国外商投资制度尚不完善,负面清单、事中事后监管、外资安全审查等方面仍存在问题。本文在梳理我国外商投资制度现状、具体问题的基础上,认为应尽快建立负面清单修改指导规则,并提高公众对负面清单修改的参与度。同时,应加强事前审批与事中事后监管的有效衔接,丰富投资争端解决方式,并完善外资安全审查立法工作,设立外资安全审查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