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初期广东沿海贡舶贸易港考

澳门兴起前的广东贡舶贸易主要在浪白等沿海澳口进行 ,正德时商舶兴起 ,出现贡舶与商舶并存的局面。广东市舶司迁徙至高州电白县 ,除政治原因外 ,与电白县的地理位置有关。由于浪白等澳“风高浪大 ,水土甚恶 ,难以久住”,嘉靖十二年后 ,“蚝镜独为舶薮”。近现代由于海岸线不断向外推移 ,许多港口位置难以确定 ,本文对此一一予以考证。

中国古代海外贸易的管理传统与早期海关

清康熙二十三至二十四年(1684—1685),清廷相继设立闽(福州、厦门)、粤(广州)、浙(宁波)、江(镇江云台山)四海关。从此,中国古代的海外贸易正式被置于海关的管辖之下。海关长官称监督,其出任途径不同,闽海关由将军兼;江、浙海关由巡抚兼;粤海关在总共一百七十多任监督中,由督抚兼职者不过五十六人。

明代广东的对外贸易

在明代,广东是对外贸易的重要地区之一。明代广东的对外贸易,若从贸易的方式看,可以分为市舶贸易和商舶贸易两种。明人王圻说:“贡舶与市舶一事也。……贡舶者王法之所许,市舶之所司,乃贸易之公也。海商者王法之所不许,市舶之所不经,乃贸易之私也。”①这种解释,在严格执行海禁时期,从法的观点来划分,分为合法贸易,即贡舶贸易,非法贸易,即商舶贸易,是对的。但隆庆以后,海禁松弛,允许海商出洋贸易,商舶贸易不再是非法而是合法的了。因此,本文所说的贡舶贸易,以王圻所说为据,商舶贸易则包括海商的合法非法贸易在内,并不拘泥于海商的非法贸易的叙述。今为便于叙述起见,先从贡舶贸易谈起。

明代广州对外贸易试探

明代广州对外贸易,可分为贡舶贸易和商舶贸易两种形式.按照明人王圻在《续文献通考》一书中的说法,贡舶贸易,“为王法所许,司于市舶,贸易之公也”,亦即合法的官方贸易;它确立于洪武间,永乐、宣德间臻于鼎盛,但正德之后就趋于衰微.商舶贸易,“为王法所不许,不司于市舶,贸易之私也”,亦即私人贸易;在隆庆改元之前,这种贸易形式是非法的,受到明廷的禁止,但在此之后,开放海禁,这种贸易勃兴而居广州对外贸易的主导地位.因此,我们可以隆庆改元为界标,把明代广州对外贸易分为前后二个时期:前期:洪武至隆庆改元,为贡舶贸易时期.后期:隆庆改元后至明终,为商舶贸易时期.本文要探讨的,就是这二大时期广州对外贸易两种形式的发展、内容、影响等问题.

明后期广州市场的转型

本文论述了从明中叶起,广州市场开始发生转型,从贡舶向商舶贸易转化,从经营高值奢侈品到兼及民生日用百货转化,以及广州庶民商人崛起、市场网络扩大、城区扩建等一系列变化。广州市场的转型刺激了珠江三角洲经济的发展。

庙港一体:对外贸易视野下南海神庙聚落空间形态的美学特征

自古以来,海上对外贸易活动对于广州这样一个沿海城市的发展即产生着极深远的影响。作为6-16世纪广州外贸港口的南海神庙与扶胥港,愈来愈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在当时国家政策、贸易制度以及贸易方式的影响下,南海神庙"庙港一体"的聚落空间形态体现出"纪念性"、"中心性"、"独立性"的美学特征。

明代广州的海外贸易

广州于秦汉年间最早形成中国第一个港市之后,至南宋初年,一直是中国最大的海外贸易港口。到了元代,泉州港崛起,广州才退居第二位,但仍然保持繁荣的局面。降至明代,广州的海外贸易又复兴盛,成为全国海外贸易的中心。正如明工部织染局使、顺德人孙(艹赉)在《广州歌》中所描绘的: 广南富庶天下闻,四时风气长如春。……闽姬越女颜如花,蛮歌野语声咿哑。苛峨大舶映云日,

明代广东的海外贸易

明代,广东是对外贸易的重要地区之一,有贡舶贸易和海商贸易。贡舶贸易是真腊、苏门答刺等十余国,在朝贡物品之外,还运载大批货物前来互市,多是椒木、铜鼓、戒指、宝石之类。管理朝贡和贸易的机关是广东市舶提举司。主要商品均由官府专卖,非从官库"博买"出去转售民间者,即属非法。在市舶司主持下,有牙行作外商和内商的中介人。牙行制度和博买制度,都是明政府统治对外贸易政策的产物,以控制商人的活动,限制商品经济的发展。明政府对各国朝贡贸易的时间、船只、人数都有严格规定,使每次贸易的数量和规模都不大,因此,

康乾盛世与海疆政策

清朝康乾时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其水平超越元明,远胜汉唐。但如与同时期的西方进步国家相比,十八世纪的清王朝又显得黯然失色。早在清朝入关之初,中国传统的海疆格局即已发生了历史性巨变,东南海上的门户洞开,郊垌形同于内地,古老的贡舶贸易渐被殖民主义的掠夺贸易破坏殆尽。所以十八世纪的康熙、雍正、乾隆皇帝,他们所面临的环境压力与历代封建统治者迥然不同,这种压力来自内外两个方面,即内部的反清势力和外部的殖民主义侵扰。而十八世纪中叶以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