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鄂西土司贡马制探析

明朝定鼎南京后,鄂西土司陆续表示臣服,积极前往贡马。考察鄂西土司贡马的频率和规模,以嘉靖四年、二十二年为节点,可分为三个特征迥异的阶段。贡马不仅仅是土司履行义务的载体,更是土司开展文化交流和赎罪的工具。嘉靖帝令土司贡马"易银储库"后,贡马数量骤减,也反映明代马政发生显著变化。鄂西土司的贡马未能发展成为"茶马互市"制度或朝贡贸易,原因在于其政治意义远高于经济意义。贡马不仅彰显明朝对鄂西土司的"羁縻"性质,更是中央王朝与鄂西土司互动的媒介,是明朝在武陵山区构建有效统治秩序的象征。

明朝、高丽的贡马之争与明丽关系

明朝初年,由于战事频仍,战马消耗甚大,特别是岭北之战后,明军骑兵主力损失殆尽,明朝急需大批优质的战马充实战备。为此,朱元璋向高丽提出了贡马的要求。高丽基于元丽关系及自身战略安全的考虑,总是虚与委蛇,双方因贡马之争引发了明丽关系的外交风波。

贡马：明代汉藏关系的一种历史人类学阐释

文章考察了史书中记载的明代"番僧"贡马的起源、兴盛和衰亡的过程,并把这个过程与明代朝廷上下的作为宇宙观的"天下观"从天下心态到商人心态的转变、"番僧"对朝贡制度的利用以及他们对明廷心态转变的应对态度和措施联系起来理解。文章认为,马一度被两个文明选择作为交往的中介,根本原因在于汉藏文明各自的宇宙观在与对方衔接时的并接结构以及马具有的汉藏文化之间的通约性;而贡马之衰落,正是由于该并接结构基于心态转变而导致的转型所致。

清代贡马井乡村人文研究

文章就贡马井新碑所涉及的清代贡马井及周边地区民众的姓氏构成、宗教信仰、人文思想和绅士与社会等方面进行更深一步的探讨。贡马井新见清代碑刻展示出:清代中期,贡马井及周边地区人口众多,在贡马井特殊的经济条件下,产生了四大元君、关帝、文昌星、三圣母等宗教信仰;贡马井民众在社会经济交往中,逐渐形成了重视教育、崇尚节孝、团结向上、善于吸纳的人文思想;贡马井乡绅起到了引领乡民、接济穷苦、团结商客的作用。

明代贵州土司贡马与国家认同

朝贡制度是中央王朝贯彻“羁縻”的主要手段,在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有明一代,明王朝在贵州推行土司制度,为了表示对中央王朝的臣服之意,贵州土司积极向朝廷贡马,履行定期朝贡的基本职责。通过考察明代贵州土司贡马活动的时空分布,本文认为明代贵州土司贡马可分为三个时间段,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特点。贡马不仅代表着历史上贵州山地农牧业繁荣的景象,而且反映了土司对于中央王朝政权的高度服从,有利于加强土司的国家认同感,同时也是中央王朝与土司双向互动交流的纽带,推动了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促进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贡马井乡村社会商贸研究

文章对2022年4月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北部山区贡井新出的8通碑刻进行了研究,碑文展现出:清代中期,贡马井地区经济繁荣,集市昌盛,商客云集,商贸活动频繁,是北山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贡马井商贸交通通达,是清代兰州商贸交通东线捷径上的贸易货物中转站,也是一条城水烟贸易东线商贸要道上的重要支点。

从满文档案和美术史资料看清朝与哈萨克诸部关系史——以《哈萨克贡马图》源流为中心

《哈萨克贡马图》是清朝与哈萨克诸部关系史上最重要的宫廷纪实画作,源于哈萨克右部(大玉兹)乾隆二十三年正式归附并遣使朝觐贡马。本文通过满文档案与美术史资料的结合,讨论郎世宁画《哈萨克贡马图》源流与乾隆帝如何看待哈萨克右部归附事件,对哈萨克右部归附、遣使、贡马过程做一综合考察,进而探讨这一画作反映出的政治与文化双重意涵,认为乾隆朝君臣将左、右哈萨克部纳入藩属体系后,通过系统整合历史资源和盛世文化,在宫廷画作中展现出清朝上承汉唐旧疆、下启后昆新识的全新西域叙事与国家意象。

从明代碑文看肃王贡马营的变迁

榆中发现了两块有关明肃王贡马营的碑文。根据碑文提示的线索。笔者进行考证，查出贡马营原址在新营黄坪村，万历三十七年（1609）迁入新营。随着贡马营集市的变迁，商品贸易日益繁荣，贡马营集市管理模式也由肃王单一管理走向多元化管理。

从佛郎国献天马事看蒙古人的尚马情结

意大利罗马教皇委派佛罗伦萨教士马黎诺里向元顺帝妥欢帖睦尔进呈教皇信件和一匹佛郎国(今法国)异马,引起元廷震动,谓之天马。顺帝在朝中举行盛会,令文人学士和画家著诗文、作画来记述这一盛事,《元史》亦有记载。蒙古族作为马背民族,对于马寄有深厚的感情。此时的域外贡马之事,引起朝中蒙古族上层对自己民族往事的回顾与追忆。他们在马身上寄托和传承着美好的理想和追求。同时,也表现出元末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接触频繁,其文化交流处在良性循环的状态之中。

甘肃榆中新见清代碑刻考释

2022年4月,甘肃榆中县北部山区贡井镇出土8通清代碑刻,包括4通庙碑、3通墓碑、1通功德碑。碑文内容丰富,信息量大,对于研究清代贡马井地区的经济、社会、交通和文化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文章对碑刻碑文进行录文、校释,以展开后期相关研究工作。

明代蓟镇互市贸易补论

明代蓟镇的喜峰口是官方指定的兀良哈三卫入贡通道。有文献证据表明,兀良哈三卫除了在喜峰口进献贡马,还会出售余马。16世纪中叶以来,喀喇沁部和东土默特部控制了部分朵颜部众,因而也得以参与喜峰口互市。到崇祯初年,随着明朝与朵颜部间朝贡关系的断绝,该市口应该也就此关闭。至晚从万历朝末期起,直至崇祯朝后期,蓟镇沿边诸关口还出现了木市,向塞外蒙古人购入木材。木税还成为边镇衙门公费开支的重要财政来源。入清以后,其中一些关口仍然是重要的税关,但木税已变为工部掌控的财政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