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编纂中的财产性人格权研究

人格权商品化现象冲击了经典民法体系中人格权与财产权的二元分立结构,进而威胁人格权在民法典中的独立品格,我国《民法总则》对此也缺乏明确规定。有必要通过提出财产性人格权理论并构建相关法律制度的形式,化解这一威胁。美国法上的"公开权"制度和日本法上的"商品化权"理论为财产性人格权制度在中国的建立提供了有益经验。我国《民法总则》有必要对专属性人格权与财产性人格权的并立做出原则性规定,在我国民法典分则中,则要以我国民法典中人格权独立成编的形式实现两类制度的区分:专属性人格权以一切人格利益为客体,与生俱来,无须取得,不能转让或继承,以精神损害赔偿为主要救济方式;财产性人格权以标识性人格利益为客体,通过主动或被动的方式取得,可以转让或继承,以经济损害赔偿为主要救济方式。

专属性人格权与财产性人格权分离论——基于人格权商品化研究之检讨

民法典的制定必然涉及人格权。当前学界对人格权商品化的研究有缺陷,它将一个有限性的现象误读为普遍性的趋势,从而造成财产权属性全面侵袭人格权理论,人格权的独立品格因此有受损害的可能。人格权商品化的客体范围是有限的,仅局限于姓名、与姓名相类似的名称或称号、肖像、依公序良俗可商品化的典型身体特征等可商品化的标识性人格利益。人格权商品化的主体范围也是有限的,对非公众人物来说,人格权商品化的价值通常较低。应当基于人格权商品化的有限性对人格权体系进行重构,建立起专属性人格权与财产性人格权相分野的新型化人格权结构。

财产性人格权:知名权在法国法上的引入

法国立法者、法官和学说至今都无法很好地处理人格利益的财产化利用问题。将财产性权利纳入人格权现在并不完全令人满意。有关理论从未真正准确地分析必须给予这些特权以什么样的地位;法官对待这些财产性权利的态度是完全混乱的。人格利益的财产化利用确实导致了一种新的权利——“知名权”的产生,该权利应与人格权并列,其并不隶属于人格权而是独立于人格权。知名权这一权利的确立将使财产性人格权在法国法上的模糊地位最终得到明确。知名度是知名权这一独立权利的客体,也是这一独特权利的支撑。

法人的人格权研究(下)--法人人格权的类型、性质及侵害后果

在民法上,法人享有的人格权类型众多,除了相应的自由权和以满足法人个体化为目的的人格权之外,法人还享有生命权、身体权、名誉权、回应权、隐私权、无罪推定受尊重权以及著作权等。法人的人格权在性质上既可能是一种财产权,也可能是一种非财产权,它们享有的人格权究竟是一种财产权还是一种非财产权,不能够一概而论,应当作出具体分析,尤其是要考虑法人的性质。之所以要区分法人人格权的不同性质,是因为当行为人侵犯法人享有的人格权时,他们对法人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的性质也因此不同,即如果行为人侵犯法人享有的具有财产权性质的人格权,则他们应当赔偿法人遭受的财产损害;相反,如果他们侵犯法人享有的具有非财产权性质的人格权,则他们应当赔偿法人遭受的非财产损害。在责令行为人赔偿法人遭受的非财产损害时,法官应当结合众多因素综合考虑。

自然人人格财产性解读

人格是一个历史变动的范畴。经由古代法——近代法——现代法的时空推演,人格历经了身份性——财产性——伦理性进化的历史路程。而现代的伦理人格,不仅包括了人们可以先验感知到的独立、自由、平等、安全、尊严等非财产性要素;也包括虽未由法律明确阐明,也未被学理上予以足够重视,但仍然是可以被感知和考证的财产要素。

仲裁价值研究

仲裁的价值不单是应然的追求,而是主体在国家法治框架中实现个人自由的现实理性选择。从主体方面讲,仲裁属性集中在财产方面,是一种半司法、半民间的具有边缘性质的制度,其存在的价值是国家权力介入的结果。从客体方面讲,仲裁是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的一种形式,其存在依据是当事人合意启动的契约性精神。因此,仲裁归属价值当为财产性人格主体在国家司法权框架内以程序自治和契约自由解决纠纷的一种理性选择。

论人工智能的电子法人地位

人工智能的自主性、交互性和深度学习能力,决定了其既不是物,也不是人,而是介于人与物之间的客观存在,其本质不在于工具性,而在于财产性。对于人工智能致害、获益及其生成物归属难题,将责任、收益以及权利完全归于任一单方主体的方式并不合理,通过保险将风险全部社会化亦有失公平。考虑到人工智能具有财产方面的意思能力和责任能力,但不具有人身性人格,其自主行为背后体现的也是多方主体的意志,以财产性人格的进路将其拟制为电子法人,既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未来的民法典应该对此有所回应。人工智能在特定领域可自为意思表示、自负行为后果,因其“擅自”行为背后是多方主体混合意志的体现,须按相应比例在多方主体之间分摊权责,从而实现法人之责任有限与权责分摊的目的,且不危及人类自身安全和主体支配地位。

广义财产观下的人格权及其宪法性回归

随着人格权的发展,其中包含的财产性(广义财产)线索发生中断,人格权因此完成了民法化并以精神性主线在当代获得了发展。这使人格权的宪法性回归最有可能在寻回财产性线索的同时,以广义财产理论结合一般人格权制度的方式率先在局部实现。这在社会转型期的俄罗斯已通过公有财产分割取得权与公共财产公共利用权获得了实证,同时它也可以在我国成为改善社会民生的重要法律手段。

一般人格权:观念转型与制度重构

是否确立"一般人格权"是我国人格权法起草中的关键问题。然而,在正反两方激烈论争的背后,潜藏的是"客观主义权利观"和"财产性人格"的观念共识,这使得"一般人格权"在权利内涵上无法证立,在概念外延上又与"人格权"发生重合。共识困境的发掘和观念转型的探索需要以"人权伦理"和"行为导向"为基础重塑"一般人格权",其不但充分论证了"一般人格权"的权利属性,而且妥当处理了一般人格权、具体人格权和人格权的逻辑关系,进而消除了我国人格权立法中的理论窒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