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财产性权利:农村宅基地的属性与价值辨析

宅基地使用权能否自由流转并非是单纯的经济或私人权利问题。宅基地的自然、社会和政治法律等多重属性决定宅基地是非完整商品,不能自由流转。95%的农村宅基地由于不具备交易的市场和条件而没有交换价值,因而,即使放开宅基地使用权自由流转也不能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在实践中,农民和国家分别基于长远生计保障和社会稳定的考虑,共同选择了作为保障性权利而非财产性权利的宅基地使用权。综上可以得出,我国政府坚持限制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无疑是明智稳妥之举。

犯罪被害人财产性权利司法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犯罪被害人财产性权利保护最常见模式。但具体司法实践中,这一模式常受到保护范围和诉讼程序方面因素的制约,表现为精神损害和间接损害赔偿不充分及犯罪被害人知情权、庭审质证和辩论权、最后陈述权、刑罚执行阶段的参与权等难有保障。

完善犯罪被害人财产性权利保护机制的改革构想

犯罪被害人财产性权利保护机制的完善主要应从现有的保护模式的优化组合和新的保障制度创设两个方面进行努力。现有保护模式的优化组合应坚持"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模式为主、以刑事和解模式为辅、保留赃款赃物的退赔返还模式、以独立民事诉讼模式为补充"的原则。新的保障制度创设重在创建国家补偿制度、创建被害人保险制度以及尝试刑事损害赔偿刑罚化等。

大数据时代信息集合上的财产性权利之赋权基础——以数据和信息在大数据生命周期中的“关系化”为出发点

大数据时代下,对数据、信息的概念及其相互之间关系的明确具有重要的法学研究价值。这种价值不仅仅是在概念的明晰上,更重要的是通过对数据、信息在大数据时代的再认识,结合数据、信息本身在大数据周期中'关系化'的过程,来探讨在数据信息资源之上赋予财产性权利的正当性问题。数据在大数据生命周期中转化为信息,信息在新一轮的大数据生命周期中作为数据进行转化,成为新的信息。数据不断的'关系化'为信息的过程,是数据使用价值提升的过程,而提升数据的使用价值,是大数据时代价值流转的根本原因。促进数据开放的同时,对能够提升数据使用价值的市场主体赋予一定的财产性补偿,是大数据时代平衡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唯一路径。

数据产权刑法保护模式的构建

数据产权是一种具有财产权属性的新型权利,该权利与虚拟财产权和知识产权具有明显差异。数据产权属于刑法保护的公法益范畴,其应归属于市场经济秩序法益之中。现行刑法有关财产犯罪、知识产权犯罪和数据犯罪的规定均无法实现对数据产权的全面保护。刑法对数据产权的保护应以促进数据流通为主要目标,且应当覆盖数据处理的各流程阶段。对侵犯数据产权行为进行刑法规制时,应对“未经同意”获取数据行为审慎入罪。应增设妨害数据流通管理秩序罪,对“情节严重的”妨害数据流通管理秩序行为予以刑法规制。

从数据到信息:大数据的法学定位困境及其澄清

当前大数据概念的模糊不清是法学研究者在法律论证与学术论辩时面临的首要困境。大数据概念模糊的原因是大数据在不同视角下呈现出数据、信息、技术的多重面相,大数据的法学定位也应在此三层面进行考虑。互联网平台大数据的本质是信息的集合,其赋权基础在于平台对信息的价值添附。虽然大数据的原始生产者是数据的提供者,但是互联网平台通过对数据中信息的收集、整合、清理,使信息集合超越单个信息总和而产生了新的价值,由此互联网平台得以对此大数据享有权利。

本刊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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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销、财产与普通法

适用于欺诈性买卖合同的撤销权规则出现了错误。这个规则认为如果合同被撤销,那么转移财产权的方式也将被撤销。但是财产权转移的方式不仅限于合同,交付就是另一种方式。尽管被欺诈的出卖人有权撤销买卖合同,但这并不附带回复财产权的功能。此立场也适用于合同自始即属无效的情形。如果买受人破产,被欺诈的出卖人也只能成为无担保债权人。对"财产权可以因合同撤销而回复"这一理论的历史考察揭示了它来自于帕克勋爵在Load v Green案的创造。但此项创造的依据,Parker v Patrick案,其实恰恰是支持抽象原则的先例。与普通法上基于不当得利或不法行为产生的其他权利相比,这种财产性权利也显得非常另类。基于买受人破产的情形对法律赋予此种权利的正当性证成也不能成立。

论无形财产的法律定位——以财产法变迁为背景

传统大陆法系财产法具有稳固的结构 ,明确指向有形财产。但随着以无形财产兴起为代表的经济情势的变迁 ,传统财产法已面临着必须调整的抉择。无形财产为财产之一种 ,包括两种类型 :信息类无形财产和可转让的财产性权利类无形财产 ,这种分类是一种纯思维结果。事实上 ,新型无形财产在不断出现。

论合伙企业的破产财产

自新《破产法》及新《合伙企业法》颁布施行以来,合伙企业的破产问题再次成为人们的关注焦点。其中,合伙企业的破产财产如何界定,具体涉及哪些范围,引发诸多争论,也是本文探讨的主要内容。本文认为,合伙企业的破产财产应仅涉及合伙企业自身的财产,不涉及合伙人的个人财产;对合伙企业破产财产的具体范围,也提出了针对现行立法的相应建议。

知识产权保护中的地域性研究

任何一种民事权利都依附本国的法律制度,具有地域性。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对财产性权利的保护逐渐突破地域限制,实现了跨地域保护。然而,由于知识产权具有“非物质性”的特征,国际社会往往难以突破地域限制对其进行有效保护。随着国家之间的交往逐渐加深,出现了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条约并吸引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的加入。这些国际条约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知识产权保护的地域性限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知识产权的地域性彻底消失,其应当受到严格的限制,以期更好地保护各国的智力成果。

从集体成员权到法人成员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成员权的内容构造

相关政策和法律文件中,对农村村民存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和“农民集体成员”两种表述。实际上,“农民集体”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并非同一概念,前者性质上属于总有团体,后者则属于集体财产所有权行使主体,但在相关政策性文件在成员权益方面并未对二者作出明确区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成员权与农民集体成员权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农民集体成员权中的自益权即财产性权利,其中包括集体土地占有使用权、集体财产收益权、集体剩余财产分配权;共益权即非财产性权利,其中包括决策参与权和监督权。农民集体成员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特别法人成员,除享有原“农民集体”成员的自益权和共益权外,还应享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发展股认购权、招标项目优先承担权、股东诉权等权利。

基层的土地制度创新:都市边缘区农地大规模流转的特征与机制——基于广州市白云区百村调查

新一轮土地改革的目标是实现农地产权结构由"两权分离"走向"三权分立",城乡规划学科也应加强对农村社会经济变迁的摸查,以利于城乡统筹发展及乡村规划探索。本文以广州市白云区北部三镇的村小组(经济社)为空间单元,调查农村社会经济变迁及农地市场发育情况。调查发现:(1)大部分经济社已经实现了收入非农化及农业生产主体的非本地化;(2)农业总体处于"城郊型"阶段,生产组织化和专业化程度不高,生计导向型与收益导向型两种模式并存;(3)农地的小规模租赁市场普遍,但地权细碎化且调整频繁,农地向专业合作社及农业龙头企业等先进生产组织流转比例不高;(4)农地大规模流转介于14%到35.01%之间,市场需求推动了农地"承包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及自下而上的制度创新,促进了农地大规模流转,且制度创新在空间分布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相邻权与规划管理相关问题研究——从一个案例谈起

从规划管理的实例出发,分析相邻权的涵义及我国法律对相邻权的解释,对规划管理与相邻权问题的关系进行研究,并提出对策。

知识产权融资担保标的物分析

近年来 ,我国的民营高科技企业、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比较突出。可通过发展传统的担保制度即拓宽担保标的物的范围来解决这一难题。只要符合可转让性和财产性两个条件 ,就可作为担保标的物来进行担保融资。

快速非农化下大都市边缘区农地规模化流转的制度创新——以广州市白云区为例

快速非农化下,城市管理学科需要总结源于基层的土地制度创新经验,以期对大都市边缘区的城乡统筹发展有所助益。通过对广州市白云区及其北部四镇的村小组(经济社)为空间单元的农村非农化特征及农地市场发育情况的调查,可将农村快速非农化的总体特征总结为"五化":空间快速城市化、农地持有产权细碎化、农民职业非农化、农民收入非农化及农产品非粮化。受非农化正外部性作用,农地产权由传统的"两权分立"走向"三权分置"。承包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是市场需求下农地租金诱发的结果。尽管地权面临调整频繁,但通过稳定产权的空间边界,保障了农地规模流转长期化。

数据权利界定的路径

权属清晰、边界明确的财产性权利是妥善协调各方利益、明确数据权利关系的前提,也是实现数据资源市场化流动、发挥数据生产要素价值、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对于产业发展和社会治理将起到积极作用。我国有必要界定并建立相应的数据权利,完善数据财产权属及利用规则,充分发挥数据生产要素的价值,促进数据的创造、使用和共享,及时回应数据产业中的问题与挑战,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全面而充足的保护。

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中的农房抵押贷款问题——以绍兴为分析样本

有序推进农房抵押贷款,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基本要求,也是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必然要求。其目的既是为了扩大农民的融资渠道,增强其创业创新能力,也旨在通过农房确权加速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像全国其他许多地方一样,绍兴也在国家法律框架内做了一些有益探索,既盘活了农民的资产,也积累了社会治理的经验。但是,在农村宅基地使用权不能抵押的大框架下,加上其他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实践中也遇到了一些瓶颈问题,需要继续探索,逐一解决。

浅谈林权流转的几个问题

林权流转．是指在不改变林地所有权和林地用途的前提下，按照一定程序和方式，有偿或无偿地由一方转移给另一方的行为。流转的林权，包括森林、林木的所有权或使用权．林地的使用权以及农村林地承包经营权等财产性权利。它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林业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山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近年来。各地积极探索商品林经营改革的新途径．林权流转日趋活跃．呈现蓬勃发展势态。在新形势下，开展对林权流转问题的研究，对于推进林权制度改革．完善森林资源市场，维护广大林权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浅析林权管理存在的问题、成因及对策

林权,即森林、林木和林地的所有权或使用权,包括处理权（如采伐权、采集权、流转权、抵押权等）、收益权（如补偿权等）,以及农村林地承包经营权等财产性权利.林权管理是森林资源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林业发展的根本和林区秩序稳定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