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仕则不稼”“田则不渔”——董仲舒以社会分工制衡财富分配的理念设计

汉在建政后的最初六十多年时间内,朝廷以黄老之学为主导意识形态,所采取的是一种无为而治、休养生息、轻徭薄赋的政策,社会生产获得迅速恢复和有效发展,特别是“文景之治”近四十年,国家财富积累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

从财富分配到风险分配：中国社会结构重组的一种新路径

在开放社会背景下,推动社会结构重组的力量是多样的,不同力量对社会结构的影响各不相同,它们的相互重叠和冲突,使社会结构变得异常复杂。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有关我国社会结构的社会学研究主要是基于财富分配逻辑而进行的阶级阶层分析,在研究方法上以民族国家为基础并侧重于从经济关系看问题。本文认为,到21世纪初,风险社会作为对中国社会结构产生关键性影响的另一种力量开始崛起。一方面,风险的弥散性和普遍性使得跨越阶级、阶层、职业、性别、信仰和种族而进行全社会动员成为可能,从新的角度和新的范围带动公民社会的生产;另一方面,具体风险的分布又在一定程度上同阶级、阶层的分化同构,强化后者的分化。同时,风险的利用还可能成为生产新的社会冲突的动力。财富分配逻辑与风险分配逻辑在中国语境下的互动将使中国社会结构在新世纪出现一种新的趋势。

人工智能的财富分配效应研究

人工智能对经济不平等的影响引起学术界的广泛重视,但是现有研究以分析其对劳动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为主,关于人工智能对财富分配从而对财产性收入不平等影响的相关研究尚有欠缺。本文通过构建一个连续时间异质性个体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将人工智能对生产技术的影响看作一揽子偏向性技术进步,研究人工智能技术对财富分配的影响。分析发现,人工智能对财富不平等的影响在短期和长期表现有所不同,短期中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会提高经济中财富分配不平等程度,而长期中其财富分配效应则取决于人工智能对不同类型技术进步的促进程度。核心机制在于,人工智能技术进步的多样性在短期和长期中对资本回报率产生不同影响,短期中各类技术进步总是会提高资本回报率,而在长期,不同类型的技术进步对资本回报率的影响出现差异。基于以上结论,本文就我国如何在应用人工智能促进增长的同时预防不平等程度扩大提出了政策建议。

经济增长、财富分配与缓解贫困

随着人们对贫困内涵、贫困的性质和原因的认识日益加深,反贫困战略也从片面强调经济增长向经济增长与公平分配并重的方向转变。换句话说,反贫困战略日益重视效率与公平的统一。有效的反贫困战略是:既实现惠及贫穷人的经济增长,又实现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再分配;而增加贫穷人的受教育机会,提高其知识水平,使贫穷人享受基本的医疗保健,改善其健康状况,解决穷人的基本生活需要,改善其营养条件,是再分配战略的重要内容。

股权分置改革财富分配的公允性研究

股权分置改革是非流通股东与流通股东,通过对价支付方案制定与表决的博弈,是进行财富分配的过程。确定合理的财富分配评价标准,对现行改革方案的公允性进行判断,是保护各方投资主体利益、减少改革成本和改革顺利完成的重要保障。46家试点上市公司的实证结果表明:在股权分置改革的对价方案确定过程中,即流通股东与非流通股东财富分配的博弈过程中,非流通股东是占优方,处于有利地位。这一结果的形成可能与改革中对价方案的设计人为非流通股东有关,也与我国资本市场中的流通股东主要为中小投资者,他们缺少应有的理性判断能力有关。

美德瑞典三国财富分配借鉴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低下的发展中国家，社会贫富差距等问题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不可避免。考察分析美国和欧洲收入分配政策实践，也许能为中国处理社会收入分配问题提供有益的经验教训。

震后贫困村住房重建中的财富分配与流动——以四川省为例

作为一项社会政策的灾后住房重建资金,按照风险伤害程度的差异向下层民众集中,有缓解阶层差异的功能。但由于国家投入不足以支撑整个住房重建,从而带动了民众自有存款、银行贷款、亲友借款等资金集中投向了住房建设市场,并根据民众市场能力的不同进行了新一轮的财富分配与流动,最终导致大量的财富向农村精英阶层聚集。这一财富分配与流动的过程,不仅强化了灾前民众的财富占有与地位阶层结构,更是将阶层差异进一步扩大。随着新一轮的国家投入的启动,下层农民在陷入偿还巨额债务特别是银行贷款金融风险的同时,农村精英阶层将进一步积累更多的财富,从而使整个阶层结构陷入两极分化的断裂风险状态。

财富分配与风险分配:现代性的两种进路

现代性是现代化的表征,现代性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在简单现代性条件下,财富分配是社会发展的主导逻辑;在反思现代性阶段,风险分配成为社会发展的主导逻辑。财富分配和风险分配体现了现代性的两种不同进路。在当代中国现代性建构过程中,财富分配和风险分配的历时性问题共时性呈现。为了更好地解决之,必须加强财富分配和风险分配的制度化建设。其举措为:要坚持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并通过社会的再分配,实现物质财富的公平分配;要最大限度地杜绝"有组织地不负责任"现象,建立健全风险预警、风险应急、风险教育、风险分担、风险转移惩罚等项制度,努力克服风险分配中的制度性失效现象。同时,要加强风险治理的国际合作,构建风险的全球治理模式。

财富分配、风险分配与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变迁

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速推进,财富分配与风险分配问题日益凸显,由此进一步影响了社会阶层的变迁,导致其呈现出流动性、随机性、交叉性和碎片性等特点,严重阻碍了社会公正发展、国家富强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为此,必须加强制度建设,完善分配机制;坚持分配正义,合理规避风险;优化阶层结构,化解社会矛盾;加强阶层合作,提升治理效能;完善保障机制,弱化风险危害。唯如此,才能正确处理财富分配与风险分配之关系,合理化解阶层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论中西古代财富分配思想与消费思想

从追求财富的目的上来看,中西古代社会追求财富的本旨是一致的,但是中西古代社会在追求同样的价值本旨中却形成了特性迥然的财富分配思想与消费思想。通过中西古代社会"均无贫"的等级财富分配思想与"渐进悬殊"的财富分配思想的比较以及"崇俭黜奢"的消费思想与"伦理主义"的消费思想的比较可以看出,中西古代社会财富分配和消费思想的特性分异与社会的思维方式、精神动力有密切的关联。

全球化进程中世界财富分配控制权的实现方式

世界财富分配权的控制方式,其实是特定时代国际秩序的"投影"。传统财富分配权控制与转移,都是与军事力量的兴衰和战争的态势紧密关联的。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各国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加深。尽管传统财富分配权的控制方式仍然有着重要地位,甚至在某些领域仍然发挥着主导作用,但非物质性权力在控制国际财富分配中的作用日益凸现,越来越成为霸权国家谋求世界经济主导权和控制权的常用手段。在现行的国际体系中,全球价值链与财富流动呈现出高端产业的价值链在发达国家内部循环、低端产业价值链在后发国家内部循环的双闭合结构,沟通这两个高低端循环的是,财富由低端循环结构向高端循环结构流动。后发国家受到更为显著的冲击,民族国家的疆界"屏障"日渐丧失,国家经济主权和传统政治权威日渐削弱;而霸权国家始终控制着"国际产权"的分配,主导世界财富的流向,尽管内容、形式在不断地扩展和变换,并且权力资源的控制方式日益被打上合法的、普遍认可的共同利益的印记。把握这些非物质性权力的作用方式与作用空间,有助于深刻理会世界财富分配权的逻辑线索,最大限度地实现和捍卫国家利益。

房产税财富分配效应的微观模拟分析

房产税是对财产征收的存量税,研究其财富分配效应,对于缩小贫富差距,构建有利于财富公平分配的房产税制度具有关键作用。笔者运用微观模拟方法,基于44 343个家庭的调查数据,以及12种房产税改革方案,对房产税的整体财富分配效应进行测度,并深入研究影响财富分配效应的各税制要素及其影响程度。分析结果显示:房产税对调节财富分配不公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且主要在调节城镇住房财富的分配方面具有比较明显的效果;房产税财富分配效应程度主要取决于纵向公平效应的大小,亦即由平均税负与税收累进性决定。平均税负对房产税纵向公平效应的影响大于累进性的影响,是房产税调节财富分配的主要方式。根据上述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针对城镇居民存量房开征房产税,制定基于适中的免征额与较高的累进税率的房产税改革方案。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财富分配原则

财富的合理分配是财富伦理的首要问题。但现有的文献缺乏有说服力的论证来为具体的财富分配政策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本文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从效率和公平两方面澄清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富合理分配原则。

教育对政治信任与财富分配公平感影响的性别差异

采用2014年武汉市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分析教育对人们财富与收入分配公平感知的直接和间接效应,及两性之间的差异。为此,在建立的结构方程模型中共设置了三条路径,第一条路径是教育对财富分配公平感的直接效应,第二条路径通过社会经济地位隐变量考察教育的经济效应,第三条路径则把政治信任作为中介变量考察教育在财富分配公平感中发挥的非经济效应。分析结果显示,第一条路径中,教育并不能对女性的财富分配公平感产生直接影响。在男性样本中,这一结果则比较显著。存在显著的两性差异。第二条路径中,教育所带来的社会经济地位提升,能够显著影响男性对财富分配公平的判断。这一结论在女性群体中则不成立,存在两性差异。第三条路径,经由政治信任分析教育对财富分配公平感的影响,在男女两性样本中均比较显著,没有性别差异。总体来说,教育对男性的财富分配公平的感知具有全面的显著影响。对女性的影响则没有那么显著。尤其是随着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女性对财富分配公平感的判断并没有得到相应加强。

中国财富分配三大差距的演变及其控制 (下篇 )

财富分配的不平等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作为一种现象，备受世人关注。本文围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财富分配问题展开讨论。在此，我们不但关注经济学意义上的不平等，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注意到社会学和政治学意义上的不平等问题。

转型期中国的社会公正感探析——以社会期望与财富分配的互动关系为视角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贫富分化日益严重,民众的社会不公正感逐渐增强。一方面,改革开放促进了民众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公民文化与平等意识的萌发,增强了他们对现代化生活方式的憧憬,引发了普泛性的生存比较,所有这些都普遍提高了民众的社会期望。另一方面,转型期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全方位扩大,财富分配极不合理,既有市场化改革自身引发的巨大收入差距,也普遍存在由双轨制、非正当致富等导致的贫富悬殊。这种期望与指望的差距造成了社会不公正感。用公式可表示为:社会不公正感=社会期望/财富分配。提高民众的社会公正感须从调整财富分配入手,应做到起点公正、过程公正和结果公正。

财富分配问题新论

分配问题始终是主流经济学的关注焦点。总体来看,初次分配、再分配等研究视角大都以货币性收入(消费性收入)为基础,注重资本、土地、劳动、技术等市场性生产要素的报酬获取,这符合经济学关于投入获得回报的基本规律。但是在国民财富的创造过程中,制度、政策、教育、安全等公共性要素也参与其中,理应进入分配过程。因此,在财富分配问题的研究中,应该首先分析财富的创造过程再讨论分配问题,这符合经济学的基本逻辑。基于此,在财富分配问题上,应将市场性与公共性生产要素都纳入财富的创造过程,并进一步将财富分配划分为市场分配与公共分配,以个体收益、共同收益、公共收益作为财富类别,进行全面的考量分析。

财富分配差距对区域协同发展的影响——基于京津冀与“长三角”比较的视角

区域协同发展不仅取决于要素累积、产业关联、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同时也受财富分配的影响。合理的区域财富分配差距有利于形成要素合理流动的梯度空间格局,促进优势要素的集聚与集中,构筑良好的激励与竞争机制;然而过于悬殊的财富分配差距,在马太效应下只会加剧要素流失,来自发达地区的虹吸效应更是会造成落后地区积重难返。全面剖析京津冀地区的财富分配现状,并与长三角地区的财富分配进行对比,有助于深化对目前京津冀地区财富分配差距的认识,进而采取相关政策措施,以财富分配的均等化助推区域协同发展进程的深化。

财富分配的历史与现实——兼论缓解当前分配矛盾

围绕价值的形成和财富的分配的争论在历史上已经持续了很久,出现了诸多流派和观点,尽管阶级立场和出发点各不相同,但其中有一些也能有助于缓解目前的收入分配矛盾。根据当前的一些突出问题,对于收入分配的调节应适当掌握按劳分配原则,通过劳动量的衡量来确保分配的相对公平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是物质资本维持人力资本的生存,而是人力资本保证了物质资本的保值增值,应实现人力成本向人力资本的转变;应尽快建立工资集体协商谈判制度,强化监督机制,减少制度性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