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企纾困补贴与常规财政货币政策组合的效果比较——基于DSGE模型的模拟分析

自2020年新冠疫情发生以来,我国各级政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助企纾困补贴政策。本文构建包含招聘摩擦和工资粘性的DSGE模型,探究助企纾困补贴政策与宽松货币政策、降低消费税、扩张性财政政策等三种常规政策的搭配对就业和产出的影响机制,并比较分析三种政策组合的效果差异。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在增加就业、促进经济恢复方面,“助企纾困补贴+宽松货币政策”的效果最好,“助企纾困补贴+降低消费税”次之,“助企纾困补贴+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效果最不明显。第二,助企纾困补贴政策并不是补贴力度越大越好,超过最佳补贴力度之后,其对稳定经济和促进就业的作用不够明显,甚至可能对社会福利产生负向影响。第三,在降低企业边际成本效果方面,“助企纾困补贴+降低消费税”从短期来看是三种政策组合中效果最好的,但是从长期来看“助企纾困补贴+宽松货币政策”的效果最好。上述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在推行助企纾困补贴政策的同时应实施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政策协同效应;实施助企纾困补贴政策不能搞“大水漫灌”,要掌握好补贴政策的力度,提高补贴资金使用效率;精准地找到积极财政政策的着力点,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就业政策的协调配合,更好地发挥财政政策稳就业、促复苏的作用。

结构性需求冲击、政策独立性与财政货币政策协调机制研究

结构性需求冲击非对称地影响不同生产部门产品需求。本文研究此类负向冲击下,财政货币政策如何实施及配合才能实现“稳就业、促消费”目标。本文建立了区分直接和未直接受冲击部门的DSGE模型,考察财政货币政策工具及政策协调机制的有效性。结果表明:政府消费和对企业补贴适用于稳定就业;对家庭转移支付和降低个人所得税适用于促进消费;利率工具比法定存准率工具更有效。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有利于财政货币政策组合发挥作用。

国债管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关键点

国债兼具财政和金融功能,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互动最为频繁活跃的领域,而货币政策的立场和操作也会直接影响赤字融资的来源与成本。因此,国债管理是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关键切入点。鉴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的国际经验,针对我国政策协调配合中面临的挑战,我国应根据经济形势适时调整宏观政策调控机制;推动央行开展公开市场买卖国债;稳步推进国债市场的国际化建设;完善债务约束机制,科学设置债务上限;优化国库现金与央行流动性管理;积极发挥财政部在债务管理与国债市场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建立统一高效的政府债券市场;协同健全国债收益率曲线,共同推动曲线深入应用;进一步加强以国债为基础的金融市场流动性机制安排;在更高层面确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机制;保持两大政策部门更为畅通的信息交流。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高质量就业——基于TVP-SV-VAR模型的动态分析

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文章采用中国2000—2021年的季度时间序列数据,基于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TVP-SV-VAR)模型,实证检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就业质量的时变及动态影响。研究发现:落实减税降费政策、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在短期和中长期均有效地促进了高质量就业。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时,财政政策在短期内实现了对就业质量的保障,而在长期内政策效果受到削弱,这说明高质量就业的实现并非“斯须之作”。数量型货币政策对就业质量的调节作用较为平稳,其影响具有滞后性,而价格型工具更能有效熨平外部冲击对就业质量的影响。相较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对就业质量的调控具有更强的拉动作用与抗冲击能力。

财政、货币政策如何支持绿色低碳转型——基于存流量一致性模型

推动经济绿色低碳转型,实现“双碳”目标,需要财政与货币政策精准支持。本文通过构建包含异质性住户部门、异质性资本品生产部门在内的七部门存流量一致性模型,模拟分析了包括绿色债券和差别化绿色贷款利率定价在内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工具,对2020—2060年中国“双碳”目标、经济增长等主要经济指标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政策在应对绿色低碳转型中的负外部性问题方面具有基础性作用,货币政策为绿色资产逐步替代棕色资产提供了关键支撑。与基准场景或单一财政政策支持相比,财政、货币政策共同发力对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目标效果更佳。未来应优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不断提高财政、货币政策支持绿色低碳转型的效能,同时需关注绿色低碳转型中的通胀和经济增长波动。

资产价格与财政货币政策:一个文献评述

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要经历扩张、衰退、收缩和复苏阶段,其间常伴随着资产价格剧烈波动,并间接地影响着经济发展。本文全面梳理了资产价格对经济的传导机制、货币政策如何应对资产价格波动以及财政政策与资产价格波动的双向影响机制。已有文献表明,资产价格变动引起托宾q值变化从而形成对投资和消费的影响这一机制是存在争议的;货币政策是否应该将资产价格纳入分析的关键在于能否识别资产的真实价值并且形成广义价格指数作为货币政策的名义锚;当资产价格受负面冲击进入下行阶段,常规和非常规货币政策对资产价格能够产生积极影响,同时需要注意随之而来的资产泡沫风险;财政政策对资产价格的影响已受到广泛关注,但是资产价格下行期间财政政策对资产价格影响效果的研究比较有限;资产价格对财政的影响尤其从财政收支角度来考察的研究相对薄弱。最后本文根据现有文献的不足,展望未来资产价格与财政货币政策研究的可能方向。

金融稳定视角下财政货币政策跨周期和逆周期调控效应研究

跨周期和逆周期调控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稳增长”和“防风险”的重要调控方式,调控效果和如何协调配合是两个关键问题。本文在运用TVP-FAVAR模型测算中国金融稳定状况的基础上,通过CF带通滤波法和转折点法识别金融稳定周期,结合TVAR模型和TVP-VAR模型重点考察中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金融稳定逆周期和跨周期的调控效果。结果表明:第一,中国金融稳定状况经历了五轮周期性波动,呈现出风险“快聚集、慢消融”的特征;第二,在金融稳定恶化阶段,宏观政策可以有效平抑金融风险,在金融向好阶段,宏观政策也能够防止金融过热,两个阶段均能体现宏观政策逆周期调控的意图;第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实施具有同向性,2017年以后宏观政策具有明显的跨周期调控偏好且调控效应逐年增强。据此,本文提出跨周期和逆周期财政货币政策配合的现实方案,并为维护金融稳定、促进跨周期和逆周期宏观调控的有机结合提供有益启示。

增强以国债为纽带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同效应

增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同效应对于实现经济发展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国债既是政府实施财政融资、增强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能力的重要保障,又在二级市场交易中为货币政策提供了操作工具,其“财政—货币”双重属性特征贯穿发行、流通、使用和偿还等各个环节。为促进国债在财政、货币政策协同中发挥更大作用,建议多措并举健全和完善国债市场制度建设,推动国债市场高质量发展。

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度如何影响地方债增速--基于关键政策目标偏差的视角

研究基于关键政策目标偏差的视角,利用我国1997—2021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测度了各省份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度,结果显示:一方面,虽然各省份的政策协调度有升有降,呈现出不同的变动趋势,但从全国层面来看,由于经济形势日趋复杂,财政与货币政策的搭配难度越来越大,因而总的政策协调度呈下降趋势;另一方面,全国层面政策协调度的省际差异在波动中逐渐下降,这种“趋同发展”说明我国宏观政策“取向一致、协同发力”的程度在逐步提高。研究进一步利用面板VAR模型检验了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度,财政汲取能力对地方债增速的影响,研究发现:一方面,地方债增速、政策协调度、财政汲取能力均具有明显的持续性;另一方面,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度的下降会加快地方债增长,财政汲取能力的上升则会抑制地方债增长。

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与战略性新兴行业创新——以新能源汽车为例

随着国际竞争愈发激烈,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到来,发展好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于我国能否在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升级中掌握主导权具有重要意义,而产业的发展离不开企业创新。本文以新能源汽车行业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例,通过对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企业创新的作用和制约机理进行分析,并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了如何协调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以此更好地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创新的结论,对于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国际比较视野下的中国结构性货币政策特色研究

2008年金融危机后,各国央行拓宽了货币投放的对象范畴,增加货币政策操作标的,将自身针对银行机构“最后贷款人”的职能拓展为针对金融市场的“最后做市商”,乃至直接干预风险溢价和金融机构风险偏好,产生了大规模结构性货币政策。总体看,这些政策虽然突破了传统货币政策边界,却保持了市场中性,没有试图挑选实体经济部门中的潜在赢家。与之不同,中国推出的结构性货币政策,更多是为了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对结构转型的迫切要求,更具有产业政策的特征,也具有更强的行政主管部门——央行与商业银行联动属性。

不同财政-货币政策组合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研究——以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为基础

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已成为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内容。本文以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FTPL)为基础,运用dynare模拟不同政策组合下财政-货币政策对经济的调节效果。研究结论表明,当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只有一方处于主动地位,另一方处于被动地位时,经济才可实现动态均衡。研究证实了财政-货币政策协调对于宏观调控的重要性,为中国宏观调控政策实践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财政金融融合推进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落实的山东实践

基于财政和货币政策实施目标的一致性、作用机制的互补性和作用效果的协同性,人民银行分支行与地方财政部门加大政策融合力度,聚焦不同货币政策工具特征分类施策,推动相关领域信贷供需两端的高效匹配和政策的有效落地。实践证明,不同政策深度融合、协同联动,既能提高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落地的精准性和高效性,也能相互拓展政策空间,增强宏观调控政策的系统性和有效性。

欧元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关系和启示

欧元区成立之初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框架设计较为理想,也建立了相应的财政货币政策规则,但实践中却严重偏离最初的设定,形成“财政缺位、央行补位”“财政超借、央行超发”的局面。我国与欧盟财政体系有一定相似性,系统性回顾欧盟财政制度和实践,及其与欧洲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关系,对我国有重要借鉴意义:一是要理顺央地财政关系,防范地方财政风险向金融领域传导,倒逼使用中央银行“钱袋子”化解财政风险;二是可借鉴欧洲稳定机制,由部分地方政府共同出资成立危机救助基金,以便在风险暴露后及时自救;三是在优化结构、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方面,要首先发挥财政政策作用,尽量避免使用中央银行“钱袋子”稳增长;四是丰富货币政策“工具箱”,更好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有效应对风险挑战。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市场情绪与大类资产收益——基于隐性知识传播视角的解读

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为主的宏观经济政策松紧程度不仅对大类资产收益产生直接效应,还会通过市场情绪对大类资产收益产生间接效应。通过构建基于隐性知识传播的概念模型,探究了宏观经济政策、市场情绪和大类资产收益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并提出三个研究假说:宏观经济政策紧缩程度的提高会降低大类资产收益;宏观经济政策紧缩程度的提高会促进市场情绪高涨;宏观经济政策紧缩程度的提高会通过市场情绪高涨,进一步降低大类资产收益。在采用多种计量检验方法并进行稳健性检验后,检验结果都能很好地验证所提出的三个研究假说,研究结论能为我国政府制定相关宏观经济政策提供决策参考。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动态搭配和组合模式

基于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从IS-LM曲线和供求理论的双重视角解析利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的内在机理,揭示两类政策搭配组合的理论逻辑,分析制约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调控效应的现实因素。研究发现,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组合要根据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进行动态供给,以满足经济周期不同阶段的需求,如此方能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现阶段,我国应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适度的货币政策”这一政策组合。产品市场与货币市场对利率的弱敏感性使政策刺激经济的效果受到制约,因而两类政策不仅要在总量层面“对冲”经济增速减缓的压力,而且要在结构层面增强协调性。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组合效应——加强宏观调控应对金融危机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国家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的重要工具,但由于二者调控目标、手段与功能的差异而具有各自的局限性,但同时也形成一定互补性,因此,我们应根据不同的经济形势和调控目标采取不同的政策组合模式。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积累了宏观调控的丰富经验,调控艺术日趋成熟,但全球性金融危机无疑向宏观调控提出了新的挑战,尤其是在我国经济调整期间,我们首先应理顺财政体制和金融体制关系,从制度上保障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内在传导机制的通畅,然后在目标导向下优化选择二者的组合效应方式,既要注意防止总体经济的大起大落,又要保证调控的动态性与市场化取向,只有发挥优化组合拳效应才能顺利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走出经济调整困境,实现保增长目标。

稳增长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研究

新冠疫情、俄乌冲突等对全球经济格局和秩序带来巨大冲击,全球供应链断裂和经济脱钩或加剧,对我国宏观经济稳增长目标的实现带来了挑战。为确保我国宏观经济实现稳增长,采取有效的财政货币政策组合措施是十分必要的。文章从全球经济格局动荡下我国宏观经济稳增长目标出发,探讨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宏观经济调控上的功能异同,结合我国财政货币政策组合方面的实践,分析协调配合中存在的难点,围绕稳增长这一目标,给出财政货币政策组合的思路和保障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