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体制下的地方国库现金管理

目前,对开展地方国库现金管理的顾虑集中体现为一个矛盾:一方面,近年来财政体制的改革、地方国库收入的快速增长等原因导致地方国库库存高企,大量闲置资金急于寻找获利的途径;另一方面,由于地方国库现金管理决策主体分散,一旦实施风险控制,与货币政策的协调等将受到冲击。上述矛盾产生的原因主要源于目前的财政分权体制,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的目标函数与中央政府的目标函数不尽一致。要开展地方国库现金管理,必须始终把握好地方政府目标与宏观经济目标的一致性。

中国地方财政分权体制对地级公共品供给影响的实证分析

文章以地方财政分权体制下的地级地方公共品供给作为研究对象,深入探讨省地财政分权体制的制度设计、分配体制、管理机制对地级政府提供地方公共品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地方财政分权体制对地级公共品供给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在省地财政分权体制下,地级政府受财政自给能力弱、财政负担重和治理效率低等因素的影响,并未由经济发展型政府转向社会服务型政府。因此,在推进地方财政分权体制改革时,应致力于提高地方政府治理效率,改善地方财政体制运行状况,才能从根本上优化地方财政体制供给。

建立可持续财政分权体制的主要原则与对策考虑

政府间关系主要是指中央和地方政府间事权的界定与划分,以及由事权划分而产生的财权划分、财政转移支付、财政管理体制等方面,而其中最主要的则是中央与地方政府间事权的界定和划分问题。众所周知,财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与调整离不开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职能的划分,政府职能的有效行使和转变以及各级政府间的税收结构包括税制改革和调整都离不开政府间职能的界定,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的建立同样要依赖于政府间职能的科学界定。显然,政府间职能界定与划分是财税理论研究和财税管理中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政府间财权配置的科学依据,也是科学建立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前提条件,更是有效制定财政政策和预算管理体制的关键问题。在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中,激励问题十分重要。在我国,中央政府为了管理全国事务而制定全国性法律、法规和政策,但中央政府缺乏执行自己政策的工具,执行工作则几乎全部依靠地方政府。在政策制定与执行相分离的体制下,从中央政府到基层政府漫长的执行控制与监督链条,可能使执行效率不断衰减。因此,必须有一套激励约束机制,督促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府的法律与政令。中央应该怎样对地方政府进行激励,使地方政府的效用达到Pareto最优,是众多经济学家一直关注的论题。基于政府间职能关系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本文认为,有必要根据我国政府间财政体制结构的特点,用机制设计理论对政府间职能关系进行研究。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莱昂尼德.赫维奇、埃里克.马斯金和罗杰.迈尔森等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在创立和发展"机制设计理论"方面作出了开创性贡献。该理论研究成果的现实意义在于,将高度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之解决大为简化。因此,将机制设计理论引入政府间关系的研究是一个新的研究思路。作为公共政策的制定者,中央政府面对的是一个由各级地方政府组成的行政体系。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存在着非对称信息的博弈行为以及动态调整的关系。中央政府是委托人,将一部分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由地方政府执行;地方政府是中央政府的代理人,比中央政府拥有更多的信息,两者的行为相互影响。所以政府间最优关系问题也是一个激励机制的设计问题,它关系到如何诱使地方政府揭示私人信息和在非对称信息的情况下如何设计最优职能关系。职能分配的核心是利益分配问题,也即各方主体能否达成协议的问题。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从理论上为解决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各级政府之间多主体利益协调问题提供了技术可行性。近百年来,我国在现代公共财政建设过程中于划分政府间财政关系方面时常遇到难以破解的"困境"问题。不过,按照"机制设计理论"的基本原理,摆脱这种困境,从而实现可持续的财政分权体制目标是可能的。为此,南开大学张志超教授组织一些青年学人围绕这个问题发表书面见解,以期对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优化有所裨益。

中国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研究--以公共医疗卫生供给为例

观察中国现实，地方政府长期承担着主要公共产品和基础设施的供给责任。而在财政分权背景下，这两方面的供给效果相差很大，基础设施建设效果显著，而科教文卫供给效率则整体低下，且存在地区差异较大的现象。另外，自分权改革以来，一方面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另一方面公共服务领域暴露出的问题却越来越突出。与教育、科技支出相比，医疗卫生事业支出的境况更为严重。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对卫生产品需求的上升，政府干预民生领域的程度本应该提高，但在我国却出现了下滑的趋势，这一现状值得反思。

我国财政分权体制的问题及政策建议

当前,我国财政分权制度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税权高度集中,地方处于从属地位;划分权限的规范效力太低,缺乏制度保障;中央对地方的事权可随意调整;出现利益驱使下的恶性竞争等方面。我国亟需从国情出发,克服零敲碎打式的制度修补,应从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实现财权与事权的统一;赋予地方一定的税收立法权,逐步下放地方税收立法权;适度集权,适度分权;从法律角度对权力进行规制等方面入手,构建一个完整的理论分析框架,以促使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财政关系步入规范化和法制化的轨道。

财政分权体制下区域旅游生态效率的提升

党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已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经济阶段,旅游业作为经济发展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由此产生兼顾生态与经济两方面的旅游生态效率研究,追求在发展旅游的过程中由"最小投入"到"最大产出"的理想状态。长期以来研究旅游生态效率的影响因素一般都集中在技术进步或者经济结构等市场化领域之中,但是,旅游的经济发展也离不开政府的"有形之手",因此文章重点分析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对旅游生态效率的影响机制,探寻提升旅游生态效率的新思路。

财政分权的绿色技术创新效应研究

绿色技术创新是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明确财政分权在绿色技术创新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等多种数据分析方法,实证考察了财政分权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分权抑制了绿色技术创新。财政科学技术支出和环境规制是财政分权抑制绿色技术创新的主要渠道;在低收入地区,财政分权抑制了绿色技术创新,而在中高收入地区,财政分权促进了绿色技术创新。本文为深化我国财政分权体制改革,加快推进绿色技术创新提供了政策启示。

南京国民政府分权体制下地方财政收入研究(1927-1937)

文章运用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地方财政收支预算数据,详细分析了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财政收入的来源、总体结构与特征、结构偏向和地区差异及其根源,认为国民政府时期地方政府收入存在显著的结构性偏向,地区差异大,其原因主要在于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财政分成减少、经济发展落后、资源禀赋差异带来的地方政府行为差异,以及农村经济严重危机等综合因素。因此,地方财政收入结构偏向与地区差异是制度设计与体制运转带来的必然结果。

县级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财政分权体制的关系研究——以江西省为例

利用江西省近19年省级统计数据和近7年的县级统计数据,实证分析了财政分权体制对县级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式财政分权在缺少"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机制的情况下,不仅没有为地方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创造有利条件,反而成为了制约其合理增长、均衡发展的体制性因素。为此,要改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需要转变政府职能、淡化GDP考核、加强财政监督、探索多元化供给等措施,并依此发挥财政分权体制在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衡供给中的保障作用。

财政分权体制对劳动力转移影响的实证分析

基于政府支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探讨地级市政府财政自主程度对于服务行业分行业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将行业劳动力变更细分为跨地区和跨行业两类指标,结合2004年至2011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构建的面板数据,在区分面板数据类型基础上分别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或随机效应模型研究财政分权体制下这两类指标的变化。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一系列影响因素后,地方财权的扩张只对交通、仓储及邮电、房地产和租赁商务以及服务行业劳动力流入产生正向影响,而批发零售、住宿餐饮、金融和信息行业在地方财权扩张时就业空间受到一定的挤压,导致本地劳动力流出。在跨行业的劳动力流动问题中,受地方财权扩张正向影响的行业为房地产、金融和租赁商务,其他行业则会由于地方政府财税自主权的提升造成就业萎缩;此外,地方政府财权自主程度提升会加剧地区及行业间劳动力的流动。

我国财政分权体制下农民工公共服务权利的缺失

农民工权利的保证包括诸多方面,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其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权利的获得。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提供主要依靠政府,但目前我国财政分权体制的现状导致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权责存在一定程度的不一致性,地方政府在为农民工提供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上缺乏主动性、积极性。本文对此进行了分析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分权体制下的财政监督

财政分权，即上级政府给予下级政府一定的税收权力和支出责任范围，允许下级政府自主决定其预算和规模。财政分权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十分普遍的现象。自1994年开始，我国实行了分税制财政体制，根据事权与财权相结合的原则，按税种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收入，形成了相对规范的财政分权体制。财政分权在提高中央和地方政府积极性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财政分权带来的弊端同样不容忽视，主要表现在财经纪律混乱和政府腐败问题加重等方面。要克服财政分权带来的负面效应，需要建立强有力和高效的财政监督体系。

财政分权体制下的环境治理研究

中国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面临环境资源瓶颈。作为代表公共利益行使公共职责的政府理应承担起环境治理的重担。但是，政府在环境治理这一议题上却面临一个内在“惰性”。本文试图在财政分权的体制下通过分析政府行为来找出环境治理的可行路径。

现行财政分权体制下我国城镇化模式的局限性与突破

城镇空间的盲目扩张、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不完全城镇化、高成本的城镇化,是我国传统城镇化的基本特征。这种城镇化模式缺乏可持续性。传统城镇化模式的成因,是源于现行的财政分权体制。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制,一方面调动了地方政府通过加快城镇化拉动经济高速增长的积极性,另一方面驱使地方政府把城镇化的中心放在土地城镇化上,通过土地出让收入这一预算外收入,弥补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匹配所造成的财政支出压力。要使地方政府把城镇化的重心放在人口城镇化上,就必须改革现行的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权体制,把财权适当下移,逐步填补地方政府所承担的公共服务支出缺口。

财政分权体制对医疗保险统筹层次的影响研究

医疗保险统筹层次提高是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重要任务,也是建立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协作机制的内容之一。理论分析表明:财政省直管县体制下县级财政之间以及市县两级财政之间存在的摩擦,是阻碍医疗保险由县级统筹迈向市级统筹的重要原因。使用全国地级市样本和有序选择模型的实证分析确认了这一点,发现样本内城市的财政省直管县比重上升10个百分点,将使市级统筹的概率下降3.55个百分点。其政策启示包括:财政省直管县体制下全面做实医保市级统筹需要省级财政积极发挥协调作用;进一步明确财政投入的方式,有助于消减财政摩擦。

中国财政体制的财政分权制评价

20世纪80年代初进行的财政体制“分灶吃饭”改革，开启了中国财政体制的分权式改革之门，而1994年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更是在形式上向着财政分权体制迈出了一大步。那么，应如何评价和看待中国的财政分权呢？

财政分权体制下如何是高公共教育供给效率

财政分权是指中央政府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权和支出责任范围，允许地方政府自主决定其预算支出规模和结构的政策类型。在财政分权体制下，我国公共教育在发展中出现了非均衡发展，理论上分权应带来的效率提高，在实践中却出现财政支出规模不足和结构扭曲问题。本文就我国财政分权对教育支出的影响及原因进行分析，并借鉴日本财政分权下公共教育供给经验，提出有针对性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