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政体制的财政分权制评价

20世纪80年代初进行的财政体制“分灶吃饭”改革，开启了中国财政体制的分权式改革之门，而1994年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更是在形式上向着财政分权体制迈出了一大步。那么，应如何评价和看待中国的财政分权呢？

中国的财政分权制度与地区经济增长

财政分权制度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在理论上,财政分权的经济增长效应并不明确。本文利用省际面板数据(PanelData)对中国财政分权制度演化与省际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财政分权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作者认为,在深化中国财政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应不断完善财政分权制度,特别是要提高向落后地区的财政分权水平,以使公共品投资的整体效率进一步提高。

构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新体制

本文认为 ,要解决农民增收问题 ,关键是政府要承担起应负的责任 ,打破城乡分割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 ,构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新体制 ,为农民提供充足的公共产品 ,从而为农民增收创造有利的条件。本文针对现行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构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新体制的具体做法。

农村公共产品的供求矛盾与财政支农的政策取向

农村公共产品是相对于农民"私人产品"而言,用于满足农村公共需要,是具有非对抗性与非排他性的产品.根据农村公共产品在消费过程中的性质不同,又可区分为纯公共产品与准公共产品.纯公共产品是指在消费过程中具有完全的非对抗性与非排他性的产品.如:农业环境保护、农业基础科学研究,农业发展综合规划及信息系统,大江大河治理等.绝大多数农村公共产品是以准公共产品的形式存在的,即是介于纯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之间,具有不完全的非对抗性与非排他性.如:农村基础设施、农村义务教育、农村社会保障、农村医疗等.根据公共财政理论,纯公共产品应由政府免费提供,而准公共产品的提供,市场机制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但由于农村公共产品具有较强的"外部性",使得对它们的"生产"或提供作为地方政府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我国公共财政的主要内容之一.

“地方主官”特征与地方政府债务——来自我国29个省份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我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为研究对象,从微观层面研究"地方主官"的个人特征对地方政府举债动机和举债行为的影响,主要得到以下结论 :一是"地方主官"的年龄与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变动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年龄相对较低的"地方主官"有相对较强的举债倾向;二是"地方主官"的任期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变动具有正向影响,即"地方主官"任期越长,其举债偏好和意向性越强;三是与中央政治纽带关系较强的"地方主官",其行为受到"跟随效应"的影响较为明显,不热衷于通过扩张债务来发展地方经济;四是具有企业工作经历的"地方主官",倾向于运用债务杠杆来发展地方经济,容易导致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扩大。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可以得到以下启示:一是要合理配置"地方主官"年龄结构,优化"地方官员"考核和晋升机制,注重对"地方主官"长期综合政绩的考察,避免"地方主官"通过短期大规模举债发展地方经济以获取晋升"筹码";二是要优化"地方主官"的任期制度,加强和改进地方党委决策机制,实行重大决策"终身追责",强化对"地方主官"重大决策行为的监督,避免由于"地方主官"长期任职而在决策过程中形成"家长制作风"和"一言堂";三是要完善"地方主官"的培养机制,加强中央与地方、企业与非企业等领域干部的交流,通过多领域任职锻炼,提升"地方主官"管理经济的综合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