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财政动员

土地革命初期,打土豪、筹款子成为中共解决经济困难最直接的方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以统一累进税为经常性财政收入,问题是,将纳税重担放在剥削阶级身上的财政政策,使得战争动员无法通过增加工农税负的形式来实现。基于此,发行公债与借谷运动就成为解决财政困难的权宜之计。梳理根据地财政政策流转与实现形式可以发现,中央苏区的财政动员逐渐陷入既要保护工农群众的利益,又要依靠工农群众来解决经费不足的纠结中。问题的背后是阶级财政提供动员效力的不足,如何建立战时财政动员体系,中共还处在不断探索与尝试阶段。

我国战时财政动员潜力及其转化机制分析

战时财政动员潜力是国民经济中可以转化为战争保障力的潜在力量,也是筹措战争经费、保障战争需要的重要基础。本文从财政收入、公债、财政支出结构调整等方面分析了我国战时财政动员潜力的构成,并对战时财政动员潜力和其转化机制进行了评价,最后从发展经济以培养财政动员潜力和完善战时财政动员潜力转化机制两个方面提出了加强我国战时财政动员潜力建设的相关政策建议。

近代早期的国际竞争与财政动员:关于西荷与英法的比较研究

在16-18世纪西方各国的竞争中,财政动员能力对竞争的走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财政动员主要包括税收和公债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考察尼德兰革命期间的联省共和国和西班牙、18世纪的英国和法国的财政史可以发现,各国的政治-社会结构对财政动员的效率产生了不同的影响,这体现在税收体制的合理性和公债信用之上,而公债信用之优劣也直接反映在公债利率上。相比而言,英国与联省共和国的政治制度使其税收更具合法性基础并提升了其公债信用,从而能够更好地动员民间财政资源;西班牙和法国王权受制于其政治-社会结构,在国际竞争中受其低效的财政动员的拖累。

战时财政动员:理论探索及新中国在抗美援朝中的实践

作为决定战争状况的重要因素,财政动员能力是战时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保障战争消耗的需要、资源配置中的“平”“战”结合,以及迅速转化机制,反映了一个国家的财政动员能力。财政动员既有内在的规律可循,也有其特殊性,其中涉及复杂的经济社会关系,既要着眼于国家安危、政权稳固,又要通盘考虑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既要统筹国家的资源配置总体格局,也要协调各方利益分配关系。抗美援朝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场大规模境外战争,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在国家治理中探索规范的财政动员能力的充分体现。本文在梳理战时财政动员理论发展脉络基础上,分析了抗美援朝中财政动员的国际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财政条件,提出党的领导是战时财政动员的根本保障,并研究了抗美援朝时期财政动员的基本形式与特点。同时,本报告提出处理、协调好内在关系是提升财政动员能力的必然要求。

我国战争财政动员预案编制初探

战争财政动员的紧迫性、复杂性和延伸性决定了必须有弹性地合理地制定财政动员预案。编制财政动员预案,应明确编制主体,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预案内容应包括动员的目标任务、动员方式、动员程序、保障措施和风险评估等。

逆向财政动员的理论依据与政策实践

逆向财政动员是军队为有效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在紧急状态下通过军事财政手段对既定的军费资源进行再配置的一种资源应急配置机制。当非传统威胁危害到多个区域或者是整个国家利益时，可以考虑实施逆向财政动员；当边际交易成本不小于企业组织与军队组织的边际生产管理成本之差时，是逆向财政动员实施的区间，在此时点以后，逆向财政动员应当逐渐退出。逆向财政动员的最优规模应当在保证最低安全度的前提下，通过寻找增加非传统安全所产生的边际收益与减少传统安全产出的边际损失之间平衡来确定。为有效提升逆向财政动员效力，必须从管理体制与管理机制两方面着手寻找最优制度安排。

论战时财政动员的程序

战时财政动员程序，是指有关部门在组织战时财政动员过程中所确立的实施步骤与任务分工。战时财政动员的落实必须借助于一定的动员程序，程序的科学性如何，决定战时财政动员的成本、效率与效果。就我国战时财政动员而言，应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精确化财政动员的理论诠释

实施精确化财政动员,对于经济增长有着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精确化财政动员是降低战时财政风险的有效途径。通过精确保障,可实现动员量与需求量相均衡,赢得战争胜利,使财政动员的机会成本趋近于零。精确动员可使挤出效应最小,并能发挥吸入效应,减少战时财政动员对经济增长的冲击。同时,通货膨胀率的上涨也会尽可能地受到抑制。

凯恩斯财政动员思想初探

凯恩斯是英国划时代的经济学家。他历经了二次世界大战并在国家财政部任职的实践,形成了他独特的财政思想。本文以凯恩斯最后一部著作《如何筹措战费》为主线,从国民收入是财政动员的源泉、实施以延期支付个人收入为中心的动员措施、反通货膨胀三个方面探讨了凯恩斯财政动员思想。

财政金融动员模式探讨——以中关村自主创新示范核心区为例

海淀区作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核心区,其发展和空间资源存在供需矛盾。为解决这种矛盾,必须防范由于融资结构的不合理造成土地一级开发所需资金投入不足的问题,以及采用国民经济动员活动中的财政金融动员的手段,开拓融资新渠道:从财政金融动员和融资创新的角度提出以资产证券化为主的多种融资模式的互补应用。针对现行土地储备制度下融资模式的缺陷,分别构建了产业投资基金、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和资产支撑证券三种动员模式,运用资产证券化原理对三种模式进行了分析和评价,设计了真正满足风险隔离要求的资产支撑证券模式产品结构。

局部战争条件下的财政金融动员研究

和平时期财政金融动员准备应注重构建财政金融动员法规体系,理顺财政金融动员体制,拟定科学的财政金融动员预案。而战时实施财政金融动员则应以政府行为作主导,实现财政金融动员社会联动;以依法动员为支撑,实现财政金融动员高效运转;以经济稳定为基础,实现财政金融可持续动员。

后金融危机时代财政金融动员再反思

财政金融动员作为经济动员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应战应急财力保障的重要来源。金融危机的爆发给财政金融动员带来了新的挑战,增强了财政金融动员的不确定性,同时也使财政金融动员的潜力受到影响。为应对金融危机对财政金融动员的挑战,必须从完善财政金融监管体系、实施财政金融精确动员、构建金融安全预警系统、构建财政金融动员法律体系以及加强财政金融动员潜力建设等方面来提升财政金融动员能力。

连云港市以政府采购工作实践科学发展观

连云港市政府采购中心响应市委以及市财政动员大会部署，认真研究、深刻领会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与精神实质，按照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要求，指导该市政府采购工作，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实践活动在政府采购过程中大放异彩。

信息化战争条件下的财政金融动员初探

文章重点探讨了信息化战争条件下财政金融动员的特点,并就中国财政金融动员适应信息化战争要求所应采取的对策进行了初步研究。

财政金融动员及其立法的构想

文章阐述了财政金融动员的基本涵义,对两次世界大战中国外财政金融动员的做法和新中国成立以来财政金融动员的历史经验进行了分析和总结,并探讨了财政金融动员立法的必要性,从三个层次对我国财政金融动员立法框架进行了构想。

论平时财政向战争财政的转轨

平时财政向战争财政转轨是战争爆发时,国民经济向战时转轨的一个重要环节。平时财政向战争财政转轨包括战备财政转轨和民用财政动员两个部分。无论战争规模和战争性质有多大差异,调整预算、调整存量资财、改变保障方法、强化军事责任是战备财政向战争财政转轨的途径。理解财政动员的内涵,分析财政动员的规模,研究财政动员的潜力,探讨财政动员与国民经济动员的关系,是研究财政动员问题的基础。要实现民用财政向战争财政的转轨,就要制定突出保障战争需要的财政转轨预算与体制。

全面抗战爆发前后国民政府的现金移运

1937年前后,面对有可能爆发的大规模中日战争,国民政府未雨绸缪,展开财政动员。其中,在关涉战争所需资金这一最表面也最核心的部分,做了大量工作。大规模的现金内运和外运,使中国金融在全面战争爆发后,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损失,形成战争初期财政坚固和外汇稳定的状态。这些无形中为全面抗战爆发初期政府信誉和社会信心的树立奠定了基础。不过国民政府抢运钞券现银的行动,很大程度上又是被动的。钞券内移与现银外运、不同地区存银外运的缓急,基本上取决于日本对华侵略战争的下一个具体目标,国民政府未能作出一个整体规划的移运方案。

甲午战争期间日本的军费筹支

近代战争不仅是战场上的厮杀,更是交战各方国力及动员能力的较量。在甲午战争爆发初期,日本政府以及财界就巨额军费的筹措,有捐款说、内债说和外债说等主张。最终松方正义主张的内债说上升为国家意志。日本政府脱离和平时期的财政运作模式,在战争期间超常规地动员财政金融机器为战争筹资。明治政府在煽动国民民族主义情绪的同时,合理利用短期借贷、增加纸币供应、发行国债等近代金融手段,促使财界及民众在经济上支持战争,其中日本银行起到了关键作用。在中国大陆作战停止前,日军的绝大部分费用是通过日本银行短期周转,再以发行长期国债偿补的方式筹集。马关议和结束后,清朝的巨额赔款成为弥补日本在战争期间透支军费的财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