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财政支出最优规模及趋势变动预测研究

运用1978-2006年北京地区生产总值和实际财政支出数据,对北京与其它省份财政支出规模与经济增长绩效进行对比分析;利用Barro自然效率条件测算北京市财政支出适应经济增长的最优规模,并通过VAR模型对未来几年的趋势变动进行预测。

民生财政支出最优规模测算:以辽宁省为例

本文采用改进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从长期内生经济增长的角度,以辽宁省为例,使用2010—2020年的数据测算了民生财政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最优比重,结果显示,社会保障和就业财政支出最优比重为21.270%,教育财政支出最优比重为13.790%,医疗卫生财政支出最优比重为5.350%,一般公共服务财政支出最优比重为10.370%,民生财政总支出最优比重为50.780%。从与辽宁省实际财政支出的对比可知,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财政实际支出已超过最优财政支出规模,而教育、一般公共服务财政实际支出略低于最优财政支出规模。基于此,笔者结合辽宁省的具体情况,给出“十四五”时期民生财政支出增长模式,并提出了准确把握民生财政支出方向、合理增加民生财政支出总量、降低民生财政支出风险、加强民生财政支出绩效管理等对策建议。

我国最优政府财政支出规模--基于门槛回归的分析

本文基于我国的省际面板数据,采用汉森(Hansen,1996,2000)提出的门槛回归模型,以实际政府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为门槛变量,并以拉姆(Ram,1986)的两部门生产模型构造本文的实证检验模型,来检验我国政府财政支出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非线性的Armey曲线关系,以及确定我国的最优政府财政支出规模。实证结果显示:我国的政府财政支出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Aremy曲线关系,政府财政支出规模存在门槛效应,我国的最优政府财政支出规模为11.6%,实证结果还显示:在本文的研究样本范围内,政府财政支出规模超过最优规模水平且不利于经济增长的样本数为284个,小于最优规模且促进经济增长样本数为52个,这说明我国的政府财政支出规模在大多数时候是过分膨胀的,应该削减政府财政支出的规模,以促进经济的增长。

Armey曲线与中国最优财政支出规模

学术界在财政支出规模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问题上一直存在较大分歧。实际上,已有研究结论大相径庭的主要原因在于对两者关系的线性设定。而Armey曲线否定了传统的线性研究前提,解释了财政支出规模和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直观地揭示了最优财政支出规模的存在性。我国的最优财政支出规模为0.1657,即当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为0.1657时,财政支出可以最有效地拉动经济增长。

中国基本养老保险最优财政支出规模测算——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一项研究

以内生增长理论为基础,运用巴罗的财政支出自然效率条件和改进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分别对中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最优财政支出规模进行测算,发现中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最优财政支出规模分别为2. 33%和0. 81%,目前两项养老保险的财政支出皆已超过了最优财政支出规模。为缓解养老保险的财政补贴压力,保证养老保险制度的良性运行,建议落实划转国有资本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政策,实施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激发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缴费的积极性。

经济增长目标下的我国最优财政支出规模——基于柯布—道格拉斯函数的改进

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有着很大的影响,在当前经济状况[1]下应保持何种财政支出规模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文章基于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在该函数[2]中加入财政支出这一自变量,以说明我国当前财政支出规模的状况,并尝试提出一些建议。

我国财政支出规模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对当代财政理论的探讨和我国财政支出规模变迁的回顾,在国内外学者对财政支出规模研究的基础上,采用1979-2009年的数据对我国财政支出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我国财政支出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Armey曲线关系,进一步估算出我国最优财政支出规模,对我国当前的积极财政政策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政府财政支出与区域经济增长非线性关系研究——基于中国省际面板的门槛检验

正确理解和评估政府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财政支出的效率,有助于构建科学合理的财政政策体系。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呈现倒U形,存在最优财政支出规模的门槛效应。对东部、中部和西部各省财政支出最优规模的测算发现,很多省份都已经超过或接近最优财政支出规模,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减弱,过度依赖政府财政支出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可持续。由于与最优财政支出规模的距离不同,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财政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很大差异,西部财政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