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财政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检验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科学的财政支出政策是调节收入分配、促进共同富裕不可或缺的工具。文章基于2008—2022年我国27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分区域考察不同类别地方财政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和效果。研究结果表明,就全国而言,民生性财政支出和生产性财政支出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均具有正向作用;分区域来看,不同类别地方财政支出在不同地区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不同。从两类地方财政支出之间的相互作用来看,民生性财政支出会影响生产性财政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

我国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关系的实证研究

运用时间序列经济计量技术对1950～2001年我国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1)我国的财政收支之间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财政收支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互促进效应;(2)我国的财政收支之间具备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和短期动态调整机制;(3)实证结果显示,需要充分重视我国财政收支之间的有机联系,在继续研究如何增加我国财政收入的同时,研究和着手解决我国的财政支出问题,以实现我国财政收支的良性互动。

我国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的协整和误差修正分析——以广西自治区为例

本文以1978-2003的数据并利用协整理论分析了我国(以广西自治区为例)财政收入与财政指出之间的长期的、稳定的关系,结果表明了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并进一步确立了误差修正模型。通过研究我们认为:应该积极开展财政支出和收入改革,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制定的财政政策必须与我国经济发展目标相一致。

对我国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关系的研究——基于EG两步法和误差修正模型分析

本文运用EG协整检验方法对我国1953～2010年间的财政收支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我国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并运用误差修正模型分析了我国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之间的短期和长期关系。发现当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误差修正项将以0.423295的力度作反向调整,将非均衡状态回复到均衡状态。也就是说即使在短期偏离长期均衡时,也会受到一种"引力约束"使其向长期均衡靠拢。通过格兰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我国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即财政收入是财政支出的格兰杰(Granger)原因,证明了存在"收入-支出假说"。

财政纵向失衡与地方财政支出周期失衡

本文采用1980—2019年数据,在制度分析和事实梳理基础上,运用面板联立方程组探讨了财政纵向失衡对地方财政支出周期失衡的影响及财政收入周期在二者之间的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财政纵向失衡加剧地方财政支出周期失衡,财政收入周期是财政纵向失衡影响地方财政支出周期失衡的重要传导机制,但财政纵向失衡对财政收入周期和地方财政支出周期的影响方向相反。分税制改革后,财政纵向失衡对地方财政支出周期失衡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的方向没有变化,但总效应从正向扩张效应转向负向抑制效应。本文的研究结论为缓解财政纵向失衡、提高政府逆周期调节能力提供了决策依据。

论财政支出在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间的相对平衡

实现经济增长、财政收入、财政支出之间的平衡并以此促进经济的高速增长应降低三者之间的相关程度和增强各自的独立性——即同时降低经济增长对财政支出的依赖性和财政收入对财政支出的制约性并在财政财政收入增长速度不高的条件下适当提高财政支出的增长率来满足经济高速增长的需要。发挥国债的财政职能、促进经济的增长方式的转变。

共同富裕视域下教育财政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来自浙江省的经验证据

针对当前学术界对县级政府财政支出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关注不足的现状,文章基于2003—2020年浙江省县级政府财政经济数据,科学评估了教育财政支出效率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教育财政支出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显示,这种促进效应主要存在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和财政自给率较低地区。从县级教育财政支出的视角审视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路径,有助于更好地发挥教育在推动共同富裕方面的作用。

省以下财政收入体制与财政收入质量:针对非税收入的研究

提高财政收入质量是健全现代预算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理论研究表明,税收分成比例下降会提高非税收入相对规模、降低财政收入质量,且总量费非税收入有一定扭曲效应。经验研究发现,税收分成每下降1个百分点,地方非税收入规模约增加1.27%,财政收入质量约降低2.02%,这表明财政收入分配体制是影响非税收入规模的重要制度要素。异质性分析表明,国有化程度低和非税收入管理规范的地区非税收入规模变化较小,而提高财政资金审计质量和强化法制化建设有利于提高财政收入质量。本文为提高财政收入质量、建设现代财政制度提供了一定参考。

人工智能、财政支出结构偏向与高质量就业

本文选取2009—2018年省级层面数据,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人工智能应用对高质量就业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人工智能应用总体能够促进高质量就业。调节效应检验结果显示,财政支出能够正向调节人工智能应用对高质量就业的积极影响,并由于财政支出呈现结构偏向的特征,不同性质的财政支出会使人工智能应用程度对高质量就业的影响产生差异。作用机制结果显示,人工智能应用程度会通过产业结构升级间接促进高质量就业。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地区分布上,人工智能应用程度对高质量就业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东部地区;在时期分布上,在自动化赋能阶段(2009—2014年),人工智能应用程度呈现出对高质量就业的促进作用,而在智能化创新阶段(2015—2018年)则不明显。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挖掘人工智能应用在中国如何实现更高质量就业,以及探究财政政策导向在其中的作用提供参考。

数字化何以赋能财政政策提质增效——以地方财政支出效率为主线的分析

财政政策提质增效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证,而在经济形势趋紧的背景下,改进地方财政支出效率是积极财政政策提质增效的关键举措。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数字化显著提升了地方财政支出效率,并且这种促进作用主要源于透明度效应、协同效应和飞轮效应,具体表现为推进财政透明、约束金融分权和提高政府治理能力三条路径。因此,必须推动财政资金公开透明,协同金融助力新基建,持续建设数字政府,全面提升地方财政支出效率,从而充分发挥数字化对财政政策提质增效的赋能功效。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中国财政收入目标制演变研究

财政收入目标作为财政预算收入编制的基础,是财政政策相机调控的政策工具,亦是有为政府动员部署和调配资源的重要途径。中国财政收入目标制的发展阶段可划分为新中国成立初期财政收入目标考核确立前阶段(1949—1977年)、改革开放后财政收入目标考核萌发阶段(1978—1993年)、分税制后财政收入目标考核发展阶段(1994—1999年)、新世纪财政收入目标与预算绩效融合阶段(2000—2012年)及新时代财政融入国家治理体系阶段(2013年以来)等五个阶段,具有历史演进特征。根据1998—2020年相关数据,全国、省级和地市级三个层面的财政收入目标具有时空格局演变特征:就整体而言,中国财政收入目标具有很强的引导作用,体现了财政的主动性和目标意识;从区域来看,东部发达地区因为自身较大的经济体量,财政收入增速呈现正常的趋缓现象,财政收入目标总体上小于其他欠发达省份;而在区域内部,城市间财政收入目标差异分化较大,中部和西部地区城市所制定目标的水平会更高,目标的增长压力也更大,大部分城市的财政收入目标小于其实际经济增速,目标存在留有余地的空间;各省份和城市之间的收入目标差距均存在收敛效应。

我国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的协整和ECM模型

本文选取1978-2009的我国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数据,并利用协整理论分析其长期的、稳定的关系,结果表明了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并进一步确立了误差修正模型。通过研究我们认为:应该积极开展财政支出和收入改革,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制定的财政政策必须与我国经济发展目标相一致。

广东省教育财政支出、人力资本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通过构建固定效应回归模型,选取2013—2022年的广东省级面板数据,对广东省教育财政支出与人力资本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深入分析了教育财政支出和人力资本在城乡收入差距中扮演的角色,并探讨了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在广东省范围内,教育财政与人力资本支出的合理配置对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效果。然而,这两方面的交互作用在特定条件下亦有可能加剧城乡差异。为了有效规避这一潜在风险,并进一步优化城乡发展格局,应在确保教育投入稳步增长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将教育资源向农村地区倾斜,确保农村居民能够享有高质量的义务教育与基本文化素养培养。此举旨在全面改善农村居民的精神面貌,推动城镇化进程持续深化。为农村居民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进而提升其经济收入水平,实现生活质量的显著改善。

财政支出类型、人力资本积累与积极财政政策效力

基于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更加注重人力资本等民生支出的经济事实,构建了包括财政支出结构和人力资本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以考察不同类型财政支出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研究发现:消费性政府支出在短期对居民消费和就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其政策效力不具持续性;投资性政府支出对私人支出具有较强的挤出效应,且其政策效力取决于公共资本的生产性对企业生产率的边际影响;政府人力资本投资在中长期不仅不会挤出私人支出,而且有利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因此,应当将减少消费性政府支出、转变投资性政府支出的思路和方向、增加人力资本支出作为财政支出结构优化调整的方向,以此推动积极财政政策提质增效。

对我国政府财政支出的思考——兼议“用财政收入给全国每人发一千元”的提案

在我国,财政收入是一种全民红利,应当是取财于民,用财于民。通过让全民共享"蛋糕"的财政支出方法,可以有效地体现这一原则,同时还可以将财政花钱转换为个人消费,对宏观调控是一种补充。

不同财政收入规模下地方财政支出与固定资产投资关系研究--基于2000-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从经济增长理论出发,在考虑政府规模差异的情况下,采用门槛回归模型对地方政府支出与固定资产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地方财政支出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之间会因为地方财政收入规模的差异而呈现出统计显著的结构性变化,表现为,当财政收入规模较小时,地方财政支出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正相关系数较小,而地方财政收入规模较大时,二者正相关系数较大,且随着地方财政收入规模的扩大,地方财政支出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正向影响越大。实证结果还表明,地区人口规模和地区国内生产总值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显著正相关,且弹性系数大于1,与最终消费显著负相关,表现出明显的替代效应。

对口支援对地方政府民生性财政支出的影响研究——基于对口援疆的准自然实验

对口支援是我国一项国家层面的区域发展援助政策,受援地政府行为选择影响着宏观政策绩效。本文从公共财政与府际关系双重视角,以地方政府民生性支出行为为切入点,基于财政收入效应、援受双方的协作效应及职能替代效应,对对口支援影响地方民生性财政支出的作用机理进行理论阐释,并在此基础上,以2010年在新疆实施的“19省市对口支援政策”为外生冲击,使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对口支援对受援地民生性财政支出有一定促进作用,但并未显著提升受援地政府民生性支出偏好;对于有明确绩效考核机制的支援项目,受援地政府的协作效应更显著。

数字经济对财政支出效率的影响与机制检验

数字经济与政府服务的高度融合是新时期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文章基于2013—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财政支出效率的影响及内在机制。实证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与财政支出效率呈现正相关关系,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机制分析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和财政制度能够正向联合调节数字经济对财政支出效率的促进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中西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对财政支出效率的促进作用更依赖于人力资本和财政制度的调节作用。

财政支出结构对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财政对新时代民族地区的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研究通过熵值法,从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生态、安全保障五个维度评估民族地区的高质量发展指数,并采用面板回归模型分析了财政支出结构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民族地区财政支出责任重大,主要集中在民生性支出和生产性支出;尽管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低于全国,但呈上升趋势;地方财政支出对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具有综合激励效应,由大到小依次为生产性支出、民生性支出和服务性支出。为提升地方财政支出激励效应,政府需加大投入并优化支出结构,突出重点支出方向。

教育专项转移支付、财政压力与地方教育财政支出——来自中国职业教育“东西协作”政策的证据

基于中央对云南滇西十州市实行职业教育“东西协作”政策的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估计检验专项转移支付对地方职业教育财政支出的影响。研究发现,政策为滇西地方政府的职业教育财政支出带来了“激励性”的引致效应。财政自给率越低的地方政府越容易与中央或上级政府的目标达成一致:在中央重视职业教育的目标下,地方政府将增加职业教育财政支出。异质性分析表明,这种“激励性”的引致效应会随着地方政府财政压力的上升而减弱。机制分析表明,政策引致的职业教育财政支出主要来自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以及从上一级政府中获得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地方政府通过以上两种渠道用以支付更多职业教育生均经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