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管理:山东根据地村财政整理新阐释

1942-1949年,为规范村财政收支,打击贪污浪费,减轻人民负担,山东根据地开展了持续的村财政整理工作,建立起嵌入式的村财政管理模式。在新型财政管理模式下,财权与事权趋向统一,乡村财政关系得以规范,农民负担有所减轻。根据地政府借财政整理之机直接掌握了乡村的几乎全部财政来源,获得了雄厚的资源基础,积蓄起庞大的财富,用以支持根据地军政需求。在某种程度上,整理村财政是中国共产党为取得战争必需资源而采取的一种战时财政动员手段,也成为新中国国家政权干预、监管农村财政的滥觞。

宋子良与广东归政中央后的财政整理

1936年7月,陈济棠"反蒋"失败后宣布下野,广东开始归政中央。为全面控制广东财政大权,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宋子良为广东财政特派员兼省财政厅长,负责整理广东财政事宜。在中央政府和广东当局的大力支持下,宋子良采取多种措施,在筹集款项、废除苛捐杂税、整顿税务官吏和机构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但由于身体健康的原因,宋子良不得不离粤北上接受治疗,所以在处理券币比率、免征洋米税以及营业税课税标准等重要问题时显得有心无力,使其在广东的事业留下了不少遗憾。宋子良整理广东财政的实践表明,国民政府统一"割据地方"的财政既依赖国家政治权力,也难免受所派财政长官个人因素的影响。

再论太行解放区村财政整理问题(1946—1949年)

全面抗战和国共内战时期,太行根据地及解放区多次整理村财政。1946年初,中共太行区政府为进行“和平时期”的地方建设提出整理村财政,但收效不大,村财政仍处于乱筹乱支状态。全面内战爆发之后,为平衡战争供给与人民负担能力,太行区政府再次强调整理村财政,这一时期主要是老解放区进行了整理,若干村实现生产自给。1947年下半年,为解决边区财政因持续战争造成的巨大亏空及度过大范围旱灾的需要,太行区又一次开展全区性村财政整理运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财政困难。村财政整理并非孤立进行,而与时事教育、土地改革、查封建反迷信、生产节约运动等相结合,不仅解决了财政困难,同时对其他工作亦有较大推动。太行区的村财政整理具有明显的战时性,在整理公产、发展生产方面取得一定成绩,减轻了农民负担并支援了战争,不过仍未能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村财政制度。

四川财政整理与蒋介石、孔祥熙之争(1934-1935)

财事权分配是南京国民政府整合地方、实现集权的重要方式。抗战前夕,川省财政整理对国民党中央整合地方军政大权意义重大,但在涉川问题上,蒋介石、孔祥熙分别主导的军委会与财政部就川省国税用项、川债发行、地钞收销等方面存有争议,并以此展开博弈,最终蒋介石主导的军委会占据上风。回顾整个博弈过程和川省整合的实现途径,可以发现蒋、孔之争始终处于一种合作框架内的磋商状态,交涉过程包含亲情、友情,行政命令色彩淡薄,这一方面说明在威权体制下法理规则让位军事独裁,另一方面反映出弱势独裁仍需借助“法统”外衣来维持畸形政体的正常运作。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基层政权改造与村财政整理

晋察冀边区党和政府一方面通过贯彻群众路线,落实区村政权的民主选举,把基层政权尽可能掌握在贫雇农、中农基本群众手中;另一方面落实“三三制”民主原则,争取扩大和巩固农村统一战线。村财政的整理,也是基层政权改造和财政正规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基层政权改造和村财政整理

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基层政权改造,是根据地民主政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三三制"原则向乡村社会基层的深入贯彻过程,又是党在基层贯彻群众路线的具体表现。村财政的整理,既是山东抗日根据地财政制度正规化建设的重要环节,也是基层政权改造的重要任务之一。

蒋介石与四川财政之整理

抗战准备时期,为促进平时经济向战时经济的转变,推动统制经济体制的建立,中央与地方的经济整合非常重要。1935年蒋介石入川后,亲自指导四川财政整理,并取得较大成效,为全面抗战爆发后大后方的持久经济抗战奠定了坚实基础。蒋介石在四川币制统一与善后公债发行的过程中所发挥的重大作用,是四川财政整理成功的关键,也是中央对四川进行经济整合的重大步骤。在坚持推进四川财政整理的过程中,蒋介石与孔祥熙之间的政策博弈表明,蒋似乎充当了协调中央与四川利益的"中间人"角色,这是蒋介石个人威权的另一种表达与运用。由此,也可为我们深刻理解民国时期国家政权与个人强权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动提供一个全新的观照。

国库统一与财政整理:民初北京政府金库制度建设研究

国库制度作为现代国家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关涉政府财务行政,还与税收、银行金融等问题密切关联。民国肇建,北京政府冀图整理财政,统一国库即为最要纲领。北京政府一方面借鉴日本模式,确立银行委托制;另一方面实行复杂金库制,赋予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国库代理权。就实际运作而言,中交两行分别筹设分支库,并接收各省金库,税款得以部分集中。但受政局动荡影响,各省财政收支并不统一,加之存在经征不分、代理权分散、预决算难定等困境,国库复呈紊乱状态。金库制度建设对民初北京政府的财政整理与现代银行业兴起具有重要作用。

谭延闿与民初湖南财政整理

辛亥革命后,湖南百废待兴。谭延闿凭借着自己的政治影响和行政能力,对民国初年中央政府政治,上主动响应,军事,财政上也给予相当支持,“把湖南的稳定,和对于全国革命事业的主动支持联结在一起”(周锡瑞著,杨慎之译:《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98页),时评称“民国告成,实以湘省反正为最要之枢纽”(王芝祥:《湖南光复纪念会祝词》,《民立报》,1912年10月12日,第12版)。

国家统一的财政支撑——“川政统一”后南京国民政府对四川财政的整理

民初以降,四川地方财政长期脱离中央政府掌控。1934年下半年,因川军“六路围剿”红军惨败导致地方财政危机,地方军人被迫向南京政府求援,南京国民政府得以介入川局,实现“川政统一”。为解决财政危机,实现财政统一,南京国民政府在督促地方实现国地税分立、交还国税并裁撤苛杂的同时,同意“川财治川”,并允许田赋附征三倍“剿匪军费”、开征新税;公债方面,南京国民政府以自身财政信用为担保发行“四川善后公债”,收回原川军自行发行的公债。财政整理终结了川省财政的独立状态,在推动国家财政统一的同时缓解了地方财政危机,巩固了“川政统一”。但庞大的军政费用开支与沉重的债务负担使地方财政始终无法走上良性发展轨道,人民负担未能有效减轻。

浅论抗战初期安徽地方财政

抗日战争爆发后,安徽省的商业重镇相继沦陷,导致安徽省财政收入几乎锐减过半,同时抗战时期军费等支出大幅度增加,使安徽省抗战初期的财政经济陷入困境。省政府迁往立煌县后,对安徽地方财政进行了积极的整理,使财政秩序得以恢复,为安徽省持久抗战奠定了经济基础。

张学良主政东北时期抑制通货膨胀的措施

张学良主政东北时期抑制通货膨胀的措施□辽宁文化艺术职工大学谢慧君名人春秋１９２８年７月，张学良将军继承父业，就任东北三省保安司令，开始独自执掌东北军政大权。在１９２８年到１９３１年三年时间里，张学良将军为把东北建设成为“振兴中华的基地”，在发展经济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