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透明度与财政政策波动性:证据与机制

笔者定量测度我国31个省份的财政政策波动性,使用2006—2016年的面板数据研究财政透明度对财政政策波动性的影响及其异质性,并借助中介效应分析框架分析财政透明度影响的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财政透明度呈现不断上升态势,财政信息公开力度在不断加强,但财政透明度仍处于较低水平;单个省份不同年份的财政透明度波动较大,不同省份之间的财政透明度差异较大;财政透明度与财政政策波动性之间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财政透明度对财政政策波动性存在负向影响,即随着一个地区财政透明度的提高,该地区的财政政策波动性将下降;财政透明度对财政政策波动性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低透明度地区和财政政策波动性较高地区的财政透明度影响更强;财政透明度的提高,有利于约束政府行为,降低预决算偏差度,从而达到降低财政政策波动性的效果。

强化预算约束是否降低了财政政策波动性?

笔者借鉴Fernandez-Villaverde等(2015)的测度方法定量估测包括中国在内的36个国家2004-2017年间的财政政策波动性,将2014年深化预算管理制度的实施作为强化预算约束的一项准自然实验,借助合成控制法来推断强化预算约束对财政政策波动性的因果效应。研究结果表明:2008年“四万亿”财政刺激计划极大地推高了中国的财政政策波动性;中国财政政策波动性处于较高水平;以新《预算法》为标志的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强化了中国的预算管理制度约束;预算管理制度约束的加强显著降低了中国的财政政策波动性。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充分证明了结论的稳健性和可信度,最后给出基本结论和政策启示。

贸易开放与财政政策波动性的生产率效应

近年来全球贸易形势复杂多变,贸易环境的变化会对财政政策特征与效应产生重要影响。本文采用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和部分线性函数系数面板数据模型,基于2001—2019年48个国家的面板数据研究了贸易开放对财政政策波动性的生产率效应的影响及内在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财政政策波动性会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负面影响,该影响效应依赖于贸易开放水平,并会随着贸易开放水平的提高不断减小,当贸易开放达到一定程度时该影响效应变得不再显著。机制分析表明,随着贸易开放水平的提高,财政政策波动性对政府债务规模的扩大作用逐渐减小,最终贸易开放能够通过削弱财政政策波动性对政府债务规模的扩大作用,进而降低财政政策波动性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影响。

非税收入规范与财政政策波动性——以中国财政电子票据管理改革为准实验

本文首先借鉴Fernández-Villaverde等(2015)的方法测度了中国27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2010年1季度—2021年4季度的财政政策波动性,将2017年以来逐步推行的财政电子票据管理改革作为准自然实验,借助交错型双重差分模型推断非税收入规范对财政政策波动性的因果效应,并对其内在机制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非税收入规范能够显著降低财政政策波动性;机制研究表明:非税收入规范能够提升政府的财政收入能力,强化制度对政府行为的约束力,从而提升政府财政治理能力,提高财政政策调控的前瞻性、精准性和有效性,从而降低财政政策波动性。

财政政策波动性与财政规则:基于开放条件DSGE模型的分析

本文定量测度了中国财政政策波动性,构建了开放条件下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研究中国财政政策波动性的宏观影响与微观机理,并从降低财政政策波动性的负面影响视角考察财政规则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财政政策存在较大波动性;财政政策波动性冲击通过预期渠道导致总产出、消费、投资、出口和劳动雇佣等下滑及价格上涨;封闭条件会低估财政政策波动性的负面影响,开放条件下财政政策波动性的负面影响更大;金融摩擦会降低财政政策波动性冲击的影响;在不同的财政规则下,财政政策波动性对总产出、投资和私人消费均产生负效应。不同财政规则下的财政政策波动性影响程度存在差异,从总产出和私人消费角度看,在基准财政规则下,财政波动性的负效应最小。

贸易开放与财政政策波动性

本文首先通过方差时变模型测度了中国和其他42个国家(36个OECD国家与6个非OECD国家)的财政政策波动性。此后借助Hsiao et al.(2012)的反事实框架,利用42个国家与中国的个体相关性,以中国2001年底正式加入WTO这一事件作为准自然实验进行反事实分析,以此推断贸易开放对财政政策波动性的因果效应,并借助Hsiao et al.(2012)反事实框架、"matrix completion"方法和面板数据模型等进行稳健性检验与机制分析。结果表明:中国的财政政策存在较大的波动性,但在2001年底加入WTO后,财政政策波动性有所降低;贸易开放对财政政策波动性具有显著的因果效应,随着贸易开放度的提高,财政政策波动性显著降低,结论具有稳健性与一般性。进一步的回归合成法实证结果显示,贸易开放对财政政策波动性的影响通过"中介效应"和"补偿效应"扩大政府规模这一渠道产生,即伴随一国贸易开放度的提高,该国政府规模随之扩大,进而降低该国的财政政策波动性。

纳入财政政策波动性的长短期政府支出乘数估算研究

本文在考虑财政政策波动性的条件下估算了长短期政府支出乘数、政府消费性支出乘数和政府投资性支出乘数。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政府支出存在较大波动性,波峰出现在2003年、2009年、2010年、2012年、2017年和2020年;财政政策波动性是财政政策调控的一种潜在成本和重要代价,显著降低了政府支出乘数。当考虑财政政策波动性时,长期政府支出乘数、政府消费性支出乘数和政府投资性支出乘数分别为1.099、0.688、1.373,当不考虑财政政策波动性时,长期乘数分别为1.304、0.810和1.455,即财政政策波动性使长期的政府支出乘数、政府消费性支出乘数和政府投资性支出乘数损失度分别达15.7%、15.1%和5.6%;财政政策波动性使短期的政府支出乘数、政府消费性支出乘数和政府投资性支出乘数损失度分别达10.7%、8.9%和9.9%。

地方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收支决策:中国证据与美国经验

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是为提高地方财政收支稳定性而设置的逆周期工具,有利于实现跨年度预算平衡。本文使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定量分析了经济与财政波动性对地方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收支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地方政府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收入规模与财政收入增速的波动性呈现正相关关系,与GDP增速波动性无关,当期财政收入增速对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收入也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地方政府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收支决策由财政收支驱动,不受经济增长波动性的影响。文章还总结了美国州政府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收支决策的经验和教训,提出完善我国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收支管理的对策建议。

财政行为波动影响产业结构升级了吗?——基于产业技术复杂度的考察

本文考察了地方政府的财政行为特征对严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综合使用1998～2007年的区域和产业数据，我们发现：第一，地方政府财政行为的波动显著抑制了产业结构的升级，表现为，财政行为的波动性越大，那些技术复杂程度越高的产业的份额下降越多，无论是就产业在地区内部的绝对份额还是在全国的相对份额而言，这一结论都同样成立；第二，与基本建设支出和科教文卫支出相比，行政管理支出的波动性具有更大的负面作用；第三，市场化水平的提高显著缓解了财政行为波动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负面影响。我们的发现从经济结构的角度审视了中国式分权模式下地方政府行为的经济影响，是对现有研究的有益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