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境外公司股份回购财源限制的立法模式

股份回购兴起于上世纪70年代的美国,近年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股份回购日益成为公司在公司经营中使用的资本工具,利用股份回购实现公司的经营战略和未来发展。世界上各国和地区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形,对本国的股份回购制度采用了不同的立法模式,在股份回购中的资金来源的限制也存在着很大的不同。

浅析我国公司股份回购财源限制的不足与完善

我国公司立法对公司股份回购的回购事由和资金来源都做了规定,但是由于我国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出现股份回购事件,而且我国《公司法》并未形成系统完备的公司法典,公司体系仍有较大的进步空间。因而,细观我国《公司法》对于公司股份回购的财源限制规定,仍可以发现其存在不少问题。

股份回购型对赌协议的履行进路--从实体和程序层面

通过实证研究和基础法律关系的厘定,认为回购权应属于形成权。股份回购履行规则的阙如,让回购条款究竟如何履行成为难题。反思《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履行标准的合理性,在比较法视野下构建股份回购型对赌协议的履行规则:以具有清偿能力作为股份回购的判断标准,以董事会作为判断主体,以财源限制确定回购资金范围。

股份回购型对赌协议的困境破解——基于投资方、公司、股东利益平衡的考察

对赌协议作为估值调整方式,涉及的股权回购引起巨大争议。《九民纪要》明确了对赌协议的裁判重心不在于合同有效性,而在于合同履行的可能性。股权回购型对赌协议会导致公司财产逆向流入股东,合同履行的可能性取决于是否危及公司债权人利益。由于法院在裁判中过多强调公司债权人利益,导致对赌协议中债权人、投资方、公司三方利益的失衡。归根结底造成这一失衡现象的原因仍是受制于资本维持原则的考量,但当前资本维持原则已经显露了其弊端,故可以引入财源限制与董事会中心主义,以减轻股权回购中存在的三方利益失衡的窘境。

股份回购型对赌协议的履行障碍与破解路径

对赌协议作为股份回购的一种典型适用形式,裁判实践和学理研究的关注点均经历从合同效力到合同履行。2019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九民纪要》),使对赌协议的效力和履行问题得以区分,但作出以实施减资程序作为履行股份回购义务前提的规定仍有待商榷。减资应是股份回购后产生的可能结果,并非必要前置要件,将减资程序作为对赌协议的履行前提,很大可能会导致不合理的履行障碍问题。在协议出现减资未果导致履行不能的情况下,目标公司是否构成违约,以及违约责任的具体承担(继续履行或损害赔偿)均须受到资本维持原则的限制。基于此,恰当定位减资程序、引入财源限制规则、建立清偿能力测试标准以及明确对赌责任的上限是破解对赌协议履行障碍问题的有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