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审判阶段涉案财物处置中案外人的权利保障

刑事诉讼程序中公民的财产权利长期被忽视,涉案财物处置与案外人利益息息相关。从当前我国立法及司法实践来看,刑事审判阶段涉案财物处置中对案外人财产权保障不足,缺乏必要的救济程序,影响了对案外人利益的保护。具体表现为涉案财物与案外人概念不清,案外人的知情权、参与权保障不足等诸多问题。因此,以《刑诉法解释》第279条为中心,从涉案财物情况告知义务主体和送达方式、案外人参与权的法律基础、案外人参与刑事诉讼的流程等角度进行分析和探讨,加强案外人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保障。

民营经济保护视域下的涉案财物保障机制完善

为进一步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强化民营经济发展的法治保障,《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中专门对涉案财物的查封扣押冻结以及保管增值等问题提出了明确要求。

案外人参与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审理:属性、模式与程序

刑事诉讼中涉案财物如何处置既是实体法问题,亦是程序法问题;不仅关涉案件事实准确认定,亦涉及诉讼参与人财产权利保护。传统诉讼模式下,案外人参与涉案财物处置程序内容阙如。经改革完善,我国刑事诉讼立法确立案外人参与涉案财物审查程序,为案外人参与涉案财物审理提供程序空间。在此基础上需明确案外人参与审判诉讼地位,细化程序内容,构建具有诉讼化属性的涉案财物审理程序。

我国刑事涉案财物处理分离审判模式重构

如何公正处理权属复杂的刑事涉案财物,近年来一直是我国刑事司法实务界和理论界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为解决该问题创设了另行处理规则,由此形成了我国现行的涉案财物处理分离审判模式——部分财物处理分离模式.然而目前该模式在合法性和诉讼法理方面都存在缺陷.为此,有必要参考域外其他模式中的合理设计要素,并结合相关理论进行模式重构,确立“部分权属调查分离模式”.在“部分权属调查分离模式”下,针对权属复杂的涉案财物,法院可以先单纯依据其与犯罪行为之间的法定实质联系,在作出定罪量刑判决时一并作出“阶段性处理”;然后于判决宣告后再调查其权属,进一步作出含有明确权属认定结论的“补充处理”.

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的多元化治理及其路径

当前我国刑事涉案财物处置模式存在涉案财物认定不清、管理不当以及财产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等问题。在当前诉讼社会的背景下,公检法三机关对于涉案财物处置不应局限在单部门的管理上,而应当从多元化治理的角度出发。从主体的多元性、治理过程的有效升级以及治理内容的良性互动三个层面出发,阐释了涉案财物处置过程中多元化治理路径的具体运用和未来展望。

毁坏财物损失价格认定的风险分析及防范探讨

毁坏财物损失价格认定是基层价格认定机构工作中最常见、最棘手的案件类型之一。笔者结合县市级基层价格认定工作实际,从案件办理的受理、实物查(勘)验、市场调查、分析测算等关键环节入手,对毁财类案件的价格认定工作风险与防范进行初步探讨。价格认定人员应重点把握认定程序中的关键环节,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切实提升价格认定案件质量,确保价格认定结论的客观公正。

有组织犯罪财物处置问题及其对策

当前,我国已有有组织犯罪所得没收程序来解决涉案财物处置问题,但其仅适用于被告人不在场的案件。在被告人到场案件中,有组织犯罪财物处置依然面临程序规范缺乏的困境,造成侦诉程序中只注重犯罪财物的证据属性以及有组织犯罪财物的审判不透明,这导致当事人、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受损。因此,应在被告人到场案件中构建独立的有组织犯罪财物处置程序,以此通过举证质证和法庭辩论明确涉案财物的权属,保护当事人、利害关系人的合法财产权益。

数据抑或财物:以虚拟货币为犯罪对象的案件之定性分析

对于以虚拟货币为犯罪对象的案件,在司法实践中存在明显的同案不同判现象。究其原因,关键在于对虚拟货币的法律属性认识不同。虚拟货币在技术属性上表现为经过复杂计算而生成的一串数字编码,但在法律属性上表现为具有效用性、稀缺性和可支配性的财物。正因为虚拟货币具有价值性,故其区别于在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传输的普通数据,因而对非法获取他人虚拟货币的行为不能认定为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等计算机犯罪,而应认定为盗窃罪或诈骗罪等财产犯罪。虚拟货币不是货币(法币)、准货币,而是一种特殊的虚拟商品,对这类案件的犯罪数额应当坚持被害人损失标准,具体计算时可以犯罪行为发生之日其在域外交易平台的平均交易价格作为参考。

刑事涉案财物的概念探析

刑事涉案财物的概念有助于加强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在刑事涉案财物概念方面的协调,弥合实务界和理论界对于刑事涉案财物概念的分歧,从而为规范刑事涉案财物处置打下基础。刑事涉案财物是公检法等机关在办理涉嫌刑事犯罪案件过程中获取的与案件相关的财物,其与罚没财物、赃款赃物、证据、刑事涉案物品存在一定的联系和区别,主要包括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违法所得、违禁品等。

政府审计独立与营商环境优化——基于审计机关人财物省级统管的准自然实验

优化营商环境是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地方政府是优化营商环境的主力军。审计机关人财物省级统管提升了地方审计机关的独立性,必然会对区域营商环境产生影响。通过构建一个简单的博弈模型探讨政府审计独立与营商环境之间的关系,基于审计机关人财物省级统管这一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政府审计独立性的区域营商环境优化提升效应。理论分析表明,提升政府审计独立性能够抑制地方官员的权力寻租行为,实现营商环境优化。实证研究发现,试点省市相对于非试点省市的营商环境显著提升,改革强度越高、经济越发达和审计能力越强的地区营商环境优化效应越明显。审计独立提升主要优化了区域政策环境,减少了行政干预,改善了基础设施条件。

刑事涉案财物处置:从实体基础到教义展开

中国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的实践争议频发,需要理论予以解答。以《刑法》第64条为制度依据,其条文设置与德国、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地区均有重大区别,因而不能因循“德系”教义体系,需要跳出“刑罚-保安处分”的分析框架。刑事涉案财物处置制度的教义建构需要从实践争议出发,重点考察该制度在中国司法运作中的实际功能——刑事案件中附带处理对财物的民事法与行政法评价。这根源于中国司法程序所采取的“刑事中心主义”。基于此认识,《刑法》第64条的制度设计系“前置法衔接说”。根据“前置法衔接说”,《刑法》第64条内含三个优先级不等的规范目的:第一,修复被违法行为破坏的民事法益;第二,在行政处罚的意义上,维护行政秩序;第三,象征性地确证刑法规范。基于此,对刑事涉案财物处置在实践中的主要争议如部门法属性、实施主体、追缴的法律性质、违法所得的范围、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的范围等,都能够在“前置法衔接说”的框架下予以说明,继而作出合乎中国条文与司法实践的解释方案。

刑事涉案财物执行程序中案外人权益保护困境及其消解

刑事涉案财物执行制度未能站在保护案外人权益视角进行设计,导致案外人权益易受强制执行公权力的侵害。实践中,刑事涉财执行往往存在执行依据对涉案财产的定性不明,案外人异议近乎未得到支持,共同财产执行争议大,执行机构审查标准不明等问题。应改变涉案财物裁判权缺位的现状,针对案外人对其切身财产和利益寻求法律保护的诉求,明确案外人参与刑事诉讼主张财产权利的角色定位,在立法层面将查控财产的核查工作提前至检察院移送提起公诉之时,明确执行异议听证程序中的证明标准,未来以期探索建立或引入独立的对物之诉解决刑事涉案财物权属争议。

充分发挥财政在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财物统一管理改革中的作用研究

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财物统一管理改革,是2013年党中央作出全面深化改革重大决定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财政职能和实际作用角度研究分析了财政与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财物统一管理改革的关系,从解决改革近10年未到位的关键问题和加强整体谋划入手,提出了切实发挥财政职能作用,加快推进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财物统一管理改革的政策建议:抓住关键环节,制定统一改革方案;立足财政职能,统筹组织协调;科学研究论证,提出完整方案;增强政策权威,报经中央批准;统一部署实施,推动改革落地。

刑事审判阶段涉案财物处置诉讼化实现路径研究

刑事审判阶段是涉案财物处置程序生命周期中最重要的中心阶段,也是涉案财物权属性和合法性的决定阶段,在刑事审判阶段推进涉案财物处置诉讼化,促进刑事法律程序体制改革,通过探索实现路径,建立相对独立的程序正确处置涉案财物,让涉案财物处置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有助于提升公民对于法律的信任,提升司法公信力.本文通过立法和司法实践两部分,探索刑事审判阶段涉案财物处置诉讼化的实现路径,期待未来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注重对涉案财物的处置,全面实现程序正义.

审计监督的财政治理效应研究——基于省以下地方审计机关人财物管理改革的准自然实验

审计监督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财政审计能对政府财政收支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效益性进行有效监督。以省以下地方审计机关人财物管理改革这一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从地方政府财政治理视角出发,运用双重差分法分析提升地市级审计机关独立性对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审计机关人财物管理改革能够有效提高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效率,试点地区财政支出效率提高1.87个百分点。异质性分析结果发现,审计独立性的治理效应在财政透明度低、距离省会城市远和财政自主程度高的城市更大。通过进一步的机制分析,发现试点政策通过提高审计监督质量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两条路径提高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效率。研究表明提高地方审计机关独立性可以对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产生积极的治理效应。

价值判断与类型重构:故意造成财物非典型毁损行为的审视

故意造成财物非物理性毁损是毁坏财物的非典型行为。刑法理论及实践表明,借用“抽象-普遍”的“毁坏”概念及其逻辑体系都不足以清晰、准确地把握故意毁坏财物罪中非典型毁坏行为的意义脉络。类型思维的引入对于共同保障“毁坏”含义的完整释放意义重大。对非典型毁坏行为的价值判断应当紧紧围绕典型毁坏行为的处罚法理展开:行为致财物价值减少或灭失并具有通常意义上的不可恢复性。在归属非典型毁坏行为时,刑法中实行行为的判断是原初的认识起点。在法秩序统一原则下,坚持刑法的独立判断至关重要。

论相对独立的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程序之建构

公正处置涉案财物是刑事司法领域贯彻保障公民财产权的重要环节。长期以来,涉案财物处置依附于定罪量刑活动,对于涉案财物事实缺乏实质性审理,这一“合一型”模式不利于公民财产权的保护,涉案财物处置程序改革迫在眉睫。考虑到与定罪量刑程序的紧密衔接及涉案财物事实的复杂性,吸收量刑程序改革的有益经验以及实践先行带来的启示,当前应建构相对独立的涉案财物处置程序,促进涉案财物处置的公开化、透明化,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最大程度实现公正与效率的统一。相对独立的涉案财物处置程序依申请或依职权启动,通过发挥庭前会议功能,接受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的财产权争议及主张,决定是否开启针对独立性财物事实的专门审理,实现实质性审理。同时,应根据证明责任设置分层次的证明标准,在发生事实认定错误时进行必要的程序回转,保障事实认定的准确性。

故意毁坏财物罪的语义边界与行为评价

关于故意毁坏财物罪的认定,已经形成许多学说,其中物质毁损说、有形影响说、状态改变说和效用侵害说四种学说为学界所熟悉和推崇。这四种学说各有短长,但它们共同面对着是否构成毁坏财物的两个实践难题:改变外观与侵害效用。可以说,这两个实践难题是检验既有学说的尺度。改变外观与侵害效用分别从形式与实质两方面揭示了毁坏财物的核心要义。形式方面,“毁坏”的结构是直接针对财物本体施加作用力,行为样态则是足以给财物造成物质毁损;实质方面,“毁坏”侵害的法益是财物的客观效用。在逐渐发展过程中,既有学说暴露出某些偏颇。物质毁损说和状态改变说过分倚重毁坏的形式;有形影响说和效用侵害说过度重视毁坏的实质。在既有学说启发之下,总结优劣得失,应当提倡毁损危险说,即毁坏行为必须针对财物本体,通过足以造成物质毁损的方式侵害财物的客观效用。

论占有型财产犯罪之“财物控制”

占有型财产犯罪是指主观上具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财产犯罪。财物控制是占有型财产犯罪的既遂标志。财物控制是指行为人对财物的实际控制与支配,包括控制意思与控制事实。财物控制具有直接性与间接性、具体性与抽象性、时间性与地域性等特征。财物占有是指财物所有,财物占有意图决定行为性质和方向,是占有型财产犯罪区别于其他财产犯罪的关键。财物持有是指行为人对财物事实上的支配状态。财物控制与财物占有在性质、内容以及主体上均有不同。财物控制与财物持有在性质和内容上也有不同。

涉案财物法庭审理程序研究

长期以来,我国涉案财物审理依附于定罪量刑程序,实践中容易出现涉案财物审理虚化的风险。但随着我国刑事法治化的不断进步,规范涉案财物审理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考察域外法治国家可以发现,涉案财物审理大致分为“二分模式”与“合一模式”。通过梳理我国涉案财物审理的相关规范,不难看出,我国确立了“合一型”涉案财物审理模式。致使在法庭审理中涉案财物缺乏实质性审查,客观上造成法院难以对公安司法机关的先行处置行为进行司法审查,被告人及辩护人等难以有针对性地展开财产辩护,当事人、案外人等利害关系人缺乏基本的诉讼参与。因此,为加强司法产权保护,可以借鉴域外有益经验,在“合一模式”的基础上,构建相对独立的涉案财物审理程序,以此制约公安司法机关的先行处置行为。与之相配套,需要设计公告程序,并充分发挥庭前会议的功能,保障当事人、案外人等利害关系人的知悉权与程序参与权。同时,鉴于涉案财物审理较为复杂,诉讼主体更为多元,不宜采用传统刑事定罪的证据规则,应当建立与涉案财物审理程序相适应的证据规则,以保障涉案财物的实质性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