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税激励政策、绿色技术创新与工业企业碳强度

“双碳”目标背景下,如何降低能源消耗量大、碳排放高的工业企业碳强度成为关键。财税激励政策作为引导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是推进企业碳强度治理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研究以政府补助与税收优惠两种典型财税激励政策为切入点,选取2016—2019年中国工业上市公司的1 461个样本观测值为研究对象,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面板模型,对财税激励政策的碳强度治理机制展开实证分析。研究表明:财税激励政策能够显著降低工业企业碳强度,通过激励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碳强度治理效应;对两种财税激励政策组合效果检验表明,二者在激励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过程中发挥互补作用;从宏微观结合的路径研究需要出发检验高管政治关联影响作用发现,高管政治关联削弱财税激励政策对于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行业异质性分析表明,两种财税激励政策对高科技行业碳强度降低作用更强,对高碳行业碳强度影响作用不显著。研究结论对于完善财税激励政策、引导工业企业通过绿色技术创新降低碳强度具有重要意义,为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提供实现路径。

财税激励企业技术创新效应:基于高新技术企业减税降费

创新的核心主体是微观企业,而高新技术企业是现代化建设下推动技术创新的中坚力量,利用2009—2020年中国A股高新技术企业上市公司数据,探讨了减税降费政策激励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的逻辑机理。研究结果表明:减税降费政策显著提高了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其中,减税政策对企业实质性和策略性创新都产生了正向激励效应,而降费政策只对企业策略性创新产生正向激励效应。进一步对税种进行细分可以发现,相较于企业所得税税负,增值税税负对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更大。异质性分析表明,与东部地区相比,减税降费政策对中西部地区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强;对非国有企业、处于成长期和成熟期的高新技术企业,作用效果更明显。机制分析表明,减税降费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升高新技术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因此,政府应不断优化税制结构,加快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改革,以提高实质性创新为目标,促进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

促进陕西数字经济发展的财税激励政策研究

数字化时代下,数字技术迅速创新,数字经济呈产业化、智能化的发展态势。要提升数字经济发展质量,必须重构财税政策,才能给予数字经济更多的支持和激励。根据《“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和《陕西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1)》显示,数字经济将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新的增长点和动力。财税是国家财政和税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数字经济运行和社会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促进作用。在此背景下,文章以陕西省28家数字企业2018-2022年的经营情况为研究对象,立足于投资与消费两个视角,更深层次地研究财政激励政策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在作用机制,以及探究如何利用税收优惠促进陕西数字经济发展及实施效果,并从中央政府层面和陕西政府层面两个角度,探索构建财税激励政策体系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推动陕西数字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财税激励政策对软件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基于门槛效应检验的证据

以2011—2020年所有软件企业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本文利用门槛检验与回归分析的方法对财政激励与软件企业创新的关系进行分析。财政激励优惠均能提高企业的创新绩效,政府补贴的鼓励效用高于税收优惠。财税激励政策对企业专利质量的影响存在着门槛效应。低政府补贴与高政府补贴均能让税收优惠促进软件企业的高质量创新。当企业获得高政府补贴时,该促进作用更为明显。低税收优惠与高税收优惠同样能让政府补贴激励企业创新质量的上升,当获得高税收优惠时,该激励效应也进一步提升。

数字经济时代下财税激励机制的高质量发展路径

随着全球经济数字化转型的加速,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在这一背景下,财税激励机制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关键工具,对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文章在分析数字经济对传统财税体系带来的挑战和转型需求的基础上,重点研究了财税激励机制的内涵、数字经济背景下财税政策的演变,以及面临的发展挑战。进一步提出了推动财税激励机制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和建议。文章旨在为实现税收政策的创新与完善、促进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政策指导。

“双碳”目标实现的财税激励政策研究

2021年,中国明确"碳达峰、碳中和"的战略目标,但实现全面绿色转型的各项基础依然薄弱。财税政策作为推动绿色低碳经济的关键措施,起着调控、支持和导向功能,财税激励政策是绿色低碳经济转型的关键所在。我国现行的财税政策在推动绿色低碳经济发展上还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包括政府财政补贴不尽合理、对低碳产业的社会投资数量偏少、低碳税制系统不尽完善等。鉴于此,以黑龙江为例,基于现行财税激励低碳经济政策建立财税激励模型,即政府应当充分发挥财税政策的社会调节功能和公共治理的职能作用,支持清洁燃料产业研发与创新发展,完善环保税收优惠政策与规则,进而实现双碳目标,以促进中国绿色低碳发展。

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财税激励机制

发展数字经济是我国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对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稳定健康发展意义重大。自身的高质量发展是数字经济赋能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产业发展的基本前提。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需遵循并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逐步由“四化协同”过渡到“数实孪生”,最终实现“增进人民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目标。微观基础视角,财税激励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巩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中观载体视角,财税激励通过加速产业数字化转型,畅通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宏观保障视角,“分权+考核”激励通过引导地方政府积极作为,营造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外部环境。财税政策应聚焦发展基础、应用场景和数字化转型,加大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财税支持力度;深挖数字经济应用场景,深化数字技术在各领域的应用;完善产业数字化转型领域的财税政策,提高激励效用水平。

政府财税激励、创新要素配置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选取2012—2020年28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分析政府财税激励与创新要素配置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探究其中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财税激励和创新要素配置均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影响,且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创新要素配置对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政府财税激励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即随着创新要素配置效率提升,政府财税激励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正向影响作用会增强。因此,要强化政府财税激励政策支撑,提高创新要素配置效率,打造跨区域连接合作机制,从而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财税政策激励了装备制造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吗?——基于《中国制造2025》的准自然实验

智能制造背景下,为加快提升企业技术创新水平,我国提出了以“智改数转”为目标的财税支撑政策。为研究智能制造财税政策的作用机制和实效,基于《中国制造2025》的准自然实验,利用2011—2020年江苏省A股装备制造上市企业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智能制造财税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正向激励作用,一方面可以借助改善企业的融资约束状况,进而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另一方面通过提高企业研发投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此外相比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受政策影响力更大。

我国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财税激励政策壁垒及其突破

有效实现职业院校社会价值与企业经济价值双双最大化的“双赢价值”是校企合作的逻辑起点,密切的校企合作需要科学合理的财税激励政策的支持与推动。然而,长期以来我国财税激励政策存在权威性、专门性和系统性不强;激励手段单一,措施安排不合理,操作难度大;限制条件多,公平性体现不足,激励对象和力度有限等问题,导致校企合作“一厢情愿”,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积极性不高,呈现“院校热、企业冷”的尴尬局面。因此,亟需营造财税激励政策环境,深化财税激励政策改革,完善财税激励政策举措,引导企业积极参与校企合作。

财税激励政策、实质性创新与上市公司价值

本文选取2010—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究财税激励政策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并深入分析研发创新在其中所起的作用。研究表明,财税激励政策可以有效提高企业的价值,即政府实施有效的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能够显著促进微观企业的价值提升。对其中的影响机制分析发现,财税激励政策能够有效地提高企业的研发创新,使得企业的发明专利产出增加,最终提升了企业价值,但非发明专利的增加并不能显著提升企业价值。本文进一步地探究了行业性质差异的影响,研究发现相比于非高科技行业,在高科技行业中财税激励政策对上市公司价值的提升更显著。

财税激励政策对光伏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基于2012—2020年我国84家光伏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分析财税激励政策对我国光伏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检验研发投入的中介效应和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财税激励政策可以显著促进我国光伏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绩效;从影响机制角度,财税激励政策通过研发投入这一中介变量显著提高了光伏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研发投入在上述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同时,环境规制发挥了负向调节作用,较强的环境规制能够负向调节财税激励政策对光伏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高质量发展视角下企业财税激励政策的应用

本文探讨了财税激励政策在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和应用现状。首先,对高质量发展视角下企业财税激励政策进行了梳理。其次,分析了目前企业财税激励政策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包括政策较为分散且惠及面有限、对政策的重视程度及关注度不够、对政策的理解和执行不到位。最后,提出了高质量发展视角下企业财税激励政策的应用措施。

财税激励对新能源产业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基于公司治理的调节效应

本文以2015-2021年我国新能源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财税激励政策对新能源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及公司治理在其中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财税激励政策正向作用于绿色创新绩效,同时良好的公司治理在其中发挥着正向调节作用。因此,为了提升财税政策的创新绩效激励效应,应进一步完善新能源行业的财政补贴政策并且优化公司管理、改善公司治理结构。

高质量发展视角下高新技术企业财税激励政策应用研究

近年来,国家和地方政府相继推出一系列财税激励政策,旨在有效增加企业对科技创新活动的投资,深化企业技术创新,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为国家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高新技术企业高质量发展,离不开财税激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在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背景下,论文聚焦高新技术企业,分析其在财税激励政策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并从优化财税激励政策、提高政策重视程度及关注度、强化财税政策理解等方面,阐述了强化财税激励政策应用的措施。

财税激励政策下国有林场提升经营效益路径研究

国有林场深化改革,有助于森林切实发挥生态保护功能。面对系列财税激励政策,国有林场应抓住机遇、依据优势、拓宽思路,促进国有林场可持续发展。阐述国有林场当前的经营现状,梳理针对林区产业发展的财税激励政策,剖析国有林场存在的经营体制不活、产业基础薄弱、资金保障不足、专业人才短缺等方面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获取稳定财政投入、发展多种产业方式、创新经营管理机制、完善薪酬激励制度等具体措施,旨在为国有林场提升经营效益提供思路和借鉴。

促进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财税激励政策分析

企业参与是职业教育发展和质量提升的重要途径,由于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活动存在明显的正外部性,有必要由政府通过财税政策手段进行干预。从实践来看,各国政府主要采取直接补贴、税收优惠、培训征费和政府采购等手段来激励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活动。我国政府目前鼓励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财税政策主要有税收优惠和培训征费两大类,存在立法缺位、制度安排不够细化、激励手段较少、缺乏针对小企业和弱势群体的优惠政策等问题。为有效激励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应从细化和落实相关政策规定,综合运用多种财政激励手段,丰富税收优惠形式和税种以及健全财税政策管理等方面予以改进和完善。

基于SD模拟的企业自主创新财税政策激励研究

科学合理的税率、贴息率、固定资产折旧率等财税政策是增强企业自主创新动力和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因素。以往研究表明财税政策对企业自主创新的激励作用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动态反馈系统,所以要对其进行系统的分析必须建立在定量化的基础上。本研究在深入考察财税政策对企业自主创新的激励作用机理的基础上,建立了企业自主创新财税政策激励的SD模型,用Vensim软件对其进行了模拟研究和定量分析,并紧密结合中国企业自主创新动力不足和能力不强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完善和强化我国财税政策的建议。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中财税激励政策有效性及其优化研究

在现有理论分析与假设的基础上,对1985—2010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重点考察财税政策的影响,结果表明:改革开放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迅速扩大,与我国财税激励政策密切相关,财政政策工具的多样化和优惠覆盖范围的扩大为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制度条件;同时,经济发展、能源消费、出口等因素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对外直接投资,因而,我国目前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政策驱动型、市场导向型和能源导向型等特征。

金融支持、财税激励与高新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关村海淀科技园企业的实证研究

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下,高新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的表现备受关注。本文聚焦中关村海淀科技园,基于2007—2015年的企业数据,用Olley-Pakes方法测算高新技术产业TFP,区分企业规模、所有制及所属行业等个体特征,揭示TFP演化规律,并结合分层线性模型,剖析金融支持和财税激励对TFP的异质性影响。结果显示:第一,2007—2015年,科技园高新技术产业TFP有显著提升,且个体特征对TFP表现影响较大;第二,金融支持和税收优惠对各类高新技术产业TFP均有明显促进作用,且个体特征对促进作用有异质性影响;第三,财政补贴对高新技术产业TFP显现抑制作用,政府近年来积极变革补贴政策,促使其发挥正向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