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财税法治建设研究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财税法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起到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现代化预算制度是国家治理的重要表现,应当以预算法为基础推进公共预算改革,进而建立现代化预算制度。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是优化税制结构的基础,我国应当加快高质量税收立法,推进税收执法法治化。财政转移支付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在法治轨道上推进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建设,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调节力度,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我国财税法治建设的破局之路——困境与路径之审思

环顾经济、政治现代化的时代背景,财税法治建设是新时期改革进路中的重要环节,也是开创新局面的有效关口。面对着此群体利益与彼群体利益、稳定性与变革性、代议制民主与行政高效率等多重矛盾,难免使我们对前路进行再度审思。要突破僵局,亟需从摆正财税法的性质定位、调整立法主体的结构、加快立法或修法的进度、理顺立法与改革的关系等角度切入,通过整体、全面的路径构建,强化全国人大的税收同意权和预算审批权,进而达致财税法律体系完善、法治观念融贯、法权配置协调的"良法善治"目标。

财税法治的形成与《预算法》修改——以预算审批权为核心

当前的财政乱象源于预算审批权的形式化。预算审批权是一项独立于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国家权力,其行使的法律后果在于确立年度性财政收支的规范性依据,具有明显的权力属性。《预算法》的修改应当首先确定此项与立法权并行、同处于国家权力核心的预算审批权的权力位阶和权限范围,在此基础上明确其具体的行使条件、方式与程序等规则。

财税法治与公民权——宪政视角的解读

公民权是财税法治的全部权力来源和终极目标,财税法治是公民权有效实现的重要途径和根本保障。财税法治视野中的公民权主要表现为公民财产权、知情权、参与权、接受公共服务权和监督权等。我国财税法治化程度较低,导致财税法治实践中公民权的实现程度极低。合理借鉴两权分离主义、财税法定主义和财税联邦主义是有效提高我国公民权实现程度的制度保障。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与财税法治建设

财政税收问题涉及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社会各种利益关系的集合点。应该说它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在经济工作上的重要体现。文章从当前我国财政税法中存在的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要求不相适应的问题入手,重点剖析财税法治上表现出的突出问题,进而提出大力加强财税法治从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一些具体措施。

法治视域下中央与地方财税关系的改进——基于英国财税法治早期经验的思考

新时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为解决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不匹配的矛盾指明了方向。财税法治与税收法定成为破解中央与地方财税关系的出发点与着力点。透过对英国财税法治经验的考察,发现其地方财税制度的法治化进程,在"税收法定原则"与"无代表不征税"的基础上,实现了公共财政的集中征收与合理支出,突显出英国代议制下中央集权主义与地方自治主义的博弈,体现为事权与税权的法定、央地财税关系的厘清、社会监督主体的参与以及央地财税权分享与共治的阶段性演化等特征。在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之际,强调财税法治化建设,以税收法定为基准,以财政民主为抓手,改进和完善法治化语境下的中央与地方事权与财权关系,成为了当前深化经济改革的发力点与突破点。基于此,清醒看待域外经验,服务我国现实,从分享与共治的维度来提升中央与地方财税法治化建设的水平。在此过程中还应特别注意政治经验对央地财税法治建设的影响和作用。

绿色长三角建设与财税法治保障

环境保护领域的“联保共治”是长三角一体化的主要目标,财税法治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路径。环境保护作为一种区域性公共产品,需要辅之以相应的公共财政予以保障。在绿色长三角建设的现实过程中,从税收征收的层面来看,长三角三省一市的环境保护税征收标准差异较大,易形成“环境税收洼地”;从财政支出的层面来看,环境保护事权与支出责任不匹配、财政分享机制不畅通等现象依然存在。究其困境的根源,主要在于财税法治不彰。因此,在未来的“区域合作法”“财政法”的立法过程中,应就区域环境合作的财政保障作出明确规定,并对地方政府予以充分的授权,使之能建构起征税标准协同、财政资源合理优化配置的财税保障体系,真正实现绿色长三角的建设目标。

习近平法治思想关于财税法治重要论述之研究

习近平关于财税法治的系列重要论述,作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深入认识和准确把握财税工作的规律,全面推进“十四五”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二○三五年远景目标,更好发挥财税制度在我国资源配置、财力保障和宏观调控等方面的基础作用,均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探究习近平法治思想关于财税法治重要论述的基本逻辑、核心内涵、指导理念、重点任务及实现路径,全面阐释和准确把握习近平关于财税法治未来发展方向的战略思考,对当下及未来全面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大有裨益,有利于更好推进财税体制改革,提高国家治理水平,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国家治理的法治路径——从财税法治对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调整谈起

国家治理与法治在主体、目标、方式方面存在共同性决定了治理术意义上的法治在国家治理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财税法治作为法治的主要内容在国家治理中更是有重要担当。具体到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中央与地方关系,财税法治通过有效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界分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法制化,维护中央权威的同时调动地方的积极性。但同时应当注意到法治作用的局限性,国家治理需要多种规范的共同作用,是法律道德宗教等共同的事业。

以衡平理念与财税法治规范收入分配——基于财政规模的形式公平与实质公平

合理的财政规模包括形式公平和实质公平两层含义。形式公平是指财政规模在大小上的适度、合理;实质公平是指财政规模不仅符合"最适财政规模"的外观,还符合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意义上的公平。因此,在研究财政规模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时,应从财政规模、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三个方面考虑。针对纳税人收入分配不公的现状,财税法应当结合财政规模形式公平和实质公平的要求,以衡平理念和财税法治为手段和目标,实现在收入分配领域的有效规制。

收入分配改革视角下财税法治的发展路径

当前我国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异常突出,贫富差距扩大化趋势日益严峻,它已成为关系国家稳定和社会和谐的重大问题。收入分配改革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财税法治是收入分配改革的关键性要素,但财税法治调控仍存有非体系化和非规范化的困境与难题。收入分配改革的手段应从主要依靠财税政策向主要依靠财税法律转变,逐步构建健全的财税法治路径。

基于财税法治视角浅谈新时代房地产税改革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的社会基本矛盾发生了转化,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当今社会面临的最大难题.财政税收作为可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一种手段,理应充分发挥其在调节居民收入分配中的作用.房地产税是我国重要的税种之一,但目前我国的房地产税立法存在很多问题,这些问题无疑都制约了房地产税应当发挥的作用.从财税法治的视角,构建新时代社会矛盾转化下的房地产税制度.

论分配正义价值在财税法治中的实现——基于“国与民”收入分配的视角

2015年全国两会揭开了新一轮财税法改革的序幕。过去"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方针背离了罗尔斯正义原则的首条原则,社会出现了不公平,收入差距逐渐扩大,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影响社会稳定。因此,现在需用第二条原则进行纠偏,即采用倾向于公平的分配正义原则对部分非正义的历史决策导致的不公平进行调节,使最少受惠的社会成员得到补偿,缓解社会矛盾。作为调节"国与民"收入分配关系的新一轮财税法治改革,应通过着力构建财政民主、完善财政收支法律制度、普及财税知识和强化监管机制等途径实现分配正义价值。

理财治国视阈下财税改革的法治路径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这与"理财治国"观念一脉相承。在现代国家,法治构成了国家运行和发展的基本轨道,因此,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从本质上看就是国家治理的法治化。从整体主义视角出发,财税改革与财税法治密切衔接、相互配合,堪称国家治理的两大核心要素,共同铺就了建立法治化的现代财政制度的必由之路。将《三中全会决定》、《四中全会决定》以及其他中央文件结合起来看,便可管窥法治框架下的财税改革整体方案和行进路线,其需要从财税立法、财税法律实施等角度着力构建,并且以机构设置的改善、专业人员的充实为内部配套,以政治体制的优化、经济体制的升级为外部保障。通过明确和坚守财税改革的法治思维,能够有力推动我国财税法治体系的全面形成和顺畅运行,进而切实增进民生福祉、保障纳税人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国家长治久安。

美国城镇化进程中财税法治功能考察与启示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与"健全城乡机制"两者具有深刻的内在联系。经由对美国城镇化进程中财税法治实践的考察,发现征税活动的合法化、科学化、专业化的运行,能有效划定公私财产权利的界限,保障征税权法定化独立运行与地方自治建设之间的平衡,客观上推动了地方城镇(市)的发展。在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之际,强调城镇化发展,实现改革成果的公平有序分享,应当重视民主法治建设,其核心要义包括在法治框架下的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即构建和推行现代化的财税法治体系。通过对域外经验的历史比较考察,结合我国的现实,文章认为从明确地方在城镇化建设中的财政权利(力)主体地位、提升预算管理中的社会参与程度、借助税制改革厘清央地事权等层面予以推进,可有效拓宽和夯实城镇公共服务的经济基础,平衡社会资源在初次分配中的层级差异,实现社会治理效率与公正的协调统一。

财税体制改革的法律框架与法治化路径——从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关系切入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财税体制改革与财税法治建设的两个命题之间既有差异性也有协同性。前者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后者是国家治理的依托。事权决定支出责任,进而引导构建科学合理的财税法律体系是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基本路径。财税体制改革必须依托法律制度框架,走法治化的路径。制定财政基本法、税收基本法等宪法性财税法律。

整体观视野下社会主要矛盾的化解与财税法治的回应

中国传统的整体思想中蕴含的求同存异、相克相生、追求和谐之美的整体哲学与西方注重清晰差异、非此即彼,寻求原子之真的整体观念迥然不同。它对于解释和解决新时代中国的各种问题仍然有着现实意义和践行价值。在中国,财政概念的内涵已经扩大,财政的功能已经拓展,财政已经升级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税法治建设也将与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进程紧密相联。越来多的学者不再囿于将财税法视为宏观调控法的组成部分,开始以更广袤的视野重新检视财税法。因此,在新时代,以整体观来解释和化解社会主要矛盾,财税法必然有担当。在整体观视野下完善财税法律制度,应从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和全面布局财税制度改革着手。此外,面对全球减税浪潮,财税法治改革也需要高度关注全球财税动态并适时调整和回应。

科学发展观与财税法治、财税民主

科学发展观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也应该是对世界制度文明和国际社会潮流关于发展的一系列思想、理论的批判继承。基本人权不仅是科学发展观最深层的基本内涵,也是财税法治和财税民主最深层的基本内涵。科学发展观不仅确认了财税法治和财税民主的基本内涵,而且向财税法治和财税民主注入了新内涵,作为基本人权的发展权就是这一新内涵的重要内容之一。

论财税法治建设的终极价值目标

价值是客体对主体具有积极意义的功能与作用的抽象与概括。财税法治是在财税领域实现良法之治,一切财税活动均严格遵循良法规范。财税法治建设的价值目标来自财税法治状态对广大纳税人的积极功能与作用。正义是人类活动所追求的终极价值目标,财税法治建设作为人类活动之一,其所追求的终极价值目标就是财税正义。财税正义是广大纳税人合理期待的一切价值目标在财税领域均得以实现的状态,简言之,就是公平的财税制度得到公正执行的状态。公平财税是纳税人主权的产物、财税法定的结晶、融合财税效率的制度。公平财税的核心标准是量能负担,辅助标准是受益原则。纳税人权利保护是公正执行的标志,法无授权不可为是公正执行的前提,比例原则是公正执行的尺度,公开原则是公正执行的保证。

雄安新区财税法治创新探析——新时代财税治理的城市范本

雄安新区法治创新是新时代新区法治创新的重要示范,财税法治创新则是深化改革和推动法治建设的突破口。财税法治属于中央事权,其改革创新一方面受到事权划分法治逻辑的必然影响,另一方面还受到财税法定原则在实体和程序上的刚性约束。即便是先行先试的上海自贸试验区,其财税制度仍受限于行政审批改革和征收管理创新,基本不涉及实体事项。雄安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其高阶的特区品性和特许的资源挹注使其具有相当的特殊性,未来新区立法会使前述行政支撑获得合理性与正当性。从财税法治创新的角度来看,雄安新区需要在预算、税收和政府间财政关系等方面进行立法保障,在执法层面优化公共资金使用和税收征收管理,在司法层面培育预算诉讼和完善税务法庭机制,实现更完备的法治财税和法治雄安,并以'润物细无声'的改革模式,为全国深化财税改革和推进法治建设提供示范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