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梦颜与《苏松历代财赋考》

"不著撰人名氏"的《苏松历代财赋考》作者实乃清人周梦颜。是书的编辑源于康熙三十八年周梦颜等人的扬州请愿,它是清初"浮粮之议"大背景下的产物,也是周氏积善追求的集中体现。该书是道光九年刻本《苏松财赋考图说》的康熙刻本之一。二者相较,存在明显的增删痕迹。其原因主要是两个版本所针对的读者不同。《历代》所针对的对象是江南的地方官,而《图说》则是针对朝廷大臣甚至皇帝,作者为了避免文字之祸,对可能触犯忌讳的地方做了删节和改动。然而正是这些差异的存在,对于了解围绕减赋问题清代江南士绅与地方政府、朝廷的博弈过程,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值得予以重视。

唐前期剑南道财赋地位及其特征

唐代剑南道经济实力雄厚 ,是中央的重要赋税区。由于交通闭塞 ,其传统租赋极少上供中央。唐前期为防遏边疆 ,在河陇地区设置重兵 ,军需物资多从附近地区调拨。剑南道租赋 (主要是绢帛 )主要配送陇右诸军 ,成为西北军需供应的重要基地。本文利用传统文献 ,并结合出土文书对这一状况进行了具体分析。

隋初财赋丰足探因

隋代是历史上统治短暂的统一王朝之一。短暂的经历使隋代不可能在政治、经济方面有重大建树 ,但隋初国家财赋丰足却是前代末有且为史家屡屡称道的。其原因 ,主要是发展经济 ,人口增殖 ,改革田赋税收制度 ,强化赋税管理 ,轻徭薄赋。

唐宋财赋“上供、留使、留州”制度的异同

唐朝与宋朝都曾实行过财赋的“上供、留使、留州”制度 ,其相似之处在于都是中央财政对财赋的宏观调度方式 ;

“三藩”叛乱期间清朝统治集团关于浙江财赋问题的论争

由吴三桂于康熙十二年(1673)十一月率先发难的“三藩”叛乱,不仅给刚刚挨过明末清初战乱之苦的广大百姓带来新的灾难,给刚刚在中原确立统治地位的清王朝造成空前严重的危机,而且又引起了统治集团内部在一系列问题上的分歧和争论。其中,浙江地方当权者和清廷之间关于叛乱期间浙江财赋问题的论争,就颇为激烈。康熙十三年三月,藩驻福州、割据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响应吴三挂而叛。浙江与福建联疆,“闽省突变,浙壤震惊”。耿精忠叛乱伊始,即“分兵三路北伐。一由东路。

“租输三分制”与唐前期财赋格局特点

唐安史乱后,各地赋税为方镇所擅,国家财政陷入困窘之中。统治者被迫调整政策,实行'两税三分制'的财政管理体制。对此,唐宪宗时人元稹有一段说明:自国家置两税已来,天下之财,限为三品:一曰上供,二曰留使,三曰留州。皆量出以为入,定额以给资。此一举措,旨在削弱安史乱后地方财赋自专的权力,但又从法律角度赋予其一定的预算管理自主权。正如唐武宗所说:

中国能建第一届“财赋风采”演讲比赛 圆满收官

10月10日,中国能建以“价值赋能、强企有我”为主题举办第一届“财赋风采”演讲比赛总决赛。总决赛以“现场+直播”形式举行,公司党委常委、总会计师李丽娜出席决赛现场,并致开幕词。李丽娜强调,开展本次演讲比赛,目的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围绕《若干意见》和“1466”战略,坚持新理念先行、新思想引领、新战略制胜,加快建设高质量发展“三新”能建,发挥财务金融价值、奉献财务金融智慧、贡献财务金融力量,并对财务金融工作提出三点期望。

辽代南面财赋机构考

辽代南面财赋机构由南枢密院户房、五京计司、三州钱帛司及地方各专门经济机构共同组成,理财职能主要体现在"纳"与"出"两大方面,其任职者绝大多数都为汉人,他们不仅掌管着五京州县的财赋,也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全国的经济命脉。担任地方财赋长官的汉人大部分有世家背景,其政治前景令人称羡,这是契丹统治者充分信任汉人世家大族的结果,对于辽国的长治久安具有重要意义。

胡克诚著《逋赋治理与明代江南财赋管理体制的变迁》评介

由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胡克诚副教授撰写的《逋赋治理与明代江南财赋管理体制的变迁》一书,于2019年11月在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探讨的"逋赋",是指纳税责任人(户)或造成赋税上纳阻碍的某一中间层对国家正赋钱粮的拖欠或逃避,及其导致的赋税上纳的阻滞。该书重点研究了有明一代苏、松、常、镇、杭、嘉、湖七府所代表的"江南"地区的逋赋情况、朝廷的治理办法,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制度变迁。其中涉及大量关于明代漕运管理制度的研究,是运河学研究范畴的重要成果。全书正文共分六章,另有附表二。

历史时期苏州东南财赋中心的形成

苏州,是当今中国最具经济活力的城市,位于长江三角洲腹地,东临上海,西接无锡,北衔长江,南濒嘉兴。2 0 1 5年,苏州市G D P达到1 4,4 0 0亿元,居全国第七位。不仅在所有地级市中一枝独秀,而且超过了除广州、深圳外的所有省会城市和副省级城市。即使在长江三角洲,2 0 1 5年苏州G D P总量仅次于上海,而人均量则高于上海。

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若干问题探讨

经济重心南移是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课题,已有不少专论,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仍然有分歧。本文仅就其中经济开发与经济重心转移的区别;封建政府财赋倚重地区与经济重心所在地区的联系和区别;经济重心南移的完成时间及其标准等几个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以求教于史学界同仁。一六朝时期江南的开发确实引人瞩目。但是,如何估计这一时期江南经济发展的水平及其在当时的地位。

唐代的左藏、右藏与内藏

唐代的左右藏作为制度周密、管理有效的国库,是封建国家聚敛财赋和搜括贡品的贮存处,它直接透露出国力的盛衰隆替,成为唐王朝经济基础的象征。但由于皇宫的内藏扩张,左右藏在中唐后逐渐中辍。以往学者对此课题研究甚缺,本文拟补其空白。 仓和库在秦汉时已明显分工, 当时把蓄存货物的库谓之藏, 晋代始设“左右藏令”。唐承隋制,重新斟酌损益,发展了这一重要部门。

论唐中叶第五琦的经济措施及影响

作者认为第五琦在安史之乱中,为了筹措军费,扩大财源,平定叛乱,建策起江淮财赋,创立食盐专卖法,改革货币制度,从而一度扭转了财政拮据的局面,保障了军需,为平定安史之乱,改善唐代财政作出了贡献。

明天启四年经济史料片断

我馆所藏有关明天启年间经济史料甚少,现选载天启四年有关财赋、军事饷需及捐纳等方面的档案六件。各件之间虽无必然的联系,但也可从中了解到当时财政危机方面的一般状况,对于研究晚明的社会经济或有参考价值。

元代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述略

元代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述略李治安秦汉以降，中央与地方的财赋分配关系，随着国家集权统一或分裂割据的发展大势，经历了或聚财于中央，或藏富于地方的曲折变化过程。元王朝的政治体制是蒙古草原游牧君主制与汉地传统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度的融合体，又兼行省、宣慰司、路、...

宋代内库的财政管理述论

本文系统深入地研究探讨了宋代内库设置的原因、内库的构成及管理制度,并以大量的事实证明,宋朝内库在财政收入上享有优先特权,内库财政规模相当大,在宋代财政经济和管理体制中占有独特的地位,是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经济杠杆之一。

也评赵开酒法——与杨倩描同志商榷

金兵入侵,宋室南渡,筹集军费开支成为南宋朝廷的第一要事.作为负责四川财赋和总揽军费大权的赵开,为了应付这严峻的局面,开始大变茶、酒、盐法,以剧增的税收来保证川陕军队和地方日益激增的开支.其中酒法之大变,即隔槽酒法(或称隔酿法)的创建.

五代中央财政体制考述

论起五代的制度,亘古至今,几乎是众口一词,谓之废置不常、无所建树!然而,笔者在涉猎史籍时,发现史实并非完全如此。即如五代中央财政体制就发生了重大变革,而且为后来两宋所继承,其影响所及不可小觑!下面,笔者就所见史料,略加考述。

北宋时期的汴河建设

北宋建都东京(今开封)。整个朝廷,主要仰赖江南财赋以维持其庞大的军政开支和奢侈用度。而江南财赋全靠漕运入京,漕运又以汴河为主。正如北宋张洎所说:“汴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又如张方平所说:“今日之势,国依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运为本,漕运以河漕为主,……汴河废则大众不可聚。汴河之于京师,乃是建国之本,非可与区区沟洫水利同言也”。宋太祖曾对进贡宝带的钱椒说过:“朕有三条带,与此不同……汴河一条,惠民河一条,五丈河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