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行政处罚中责令限期拆除的理解与适用

《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办法》修订后,责令限期拆除得以正式“入罚”,此种行为属性的转变蕴含着特定的规范逻辑,旨在明晰部分行政责令行为的法律属性,凸显“拆除”行为具有相对较强的制裁属性。然而,责令限期拆除“入罚”存在一定的逻辑不自洽,主要表现为责令限期拆除并未“增加新的义务”,行为责任的可非难性不足,可以引入行政保安处分制度和行政处罚“预防论”目的理论予以补足。据此,为了实质性地促成责令限期拆除“入罚”达致逻辑闭环的应然状态,有必要重申责令限期拆除“入罚”后应遵循的原则及其适用情形,以及须得接受正当程序原则的约束要求。总之,历史经验时刻都在警醒,国家处罚权应当依法合理行使,任何一次“入罚”皆应审慎对待。

刑事责令退赔的适用困境、功能反思与制度重塑

责令退赔是刑法规定的救济被害人损失的一条重要途径,但责令退赔程序在当前面临重重困境。一方面,这缘于学界与实务界对责令退赔的实然功能缺乏统一认识;另一方面,在于责令退赔的实然功能已不能满足加强被害人权利保障的社会发展需求。当前的责令退赔是一种在无法追缴违法所得原物时强制犯罪行为人退赔等值财物的准不当得利衡平措施,为加强被害人的权利保障,应将责令退赔定位为一种尽可能利用刑事责任追究程序结果救济被害人损失的准被害人损失救济措施。为充分发挥责令退赔救济被害人损失的功能,一方面,应以涉案财物最终归属为标准,将《刑法》第64条的涉案财物处置措施分为没收与责令退赔两种,并以人民法院判决时的涉案财物存在样态为标准区分不同的执行方式;另一方面,区分责令退赔程序与没收程序,以被害人申请作为启动责令退赔程序的条件,理顺责令退赔程序与刑事责任追究程序的关系,赋予并保障被害人程序参与权,增设财产保全措施,赋予被害人不服责令退赔裁决的上诉权,并允许被害人就未足额退赔损失另行提起民事诉讼。

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刑事责令退赔的司法适用——以被告人责任承担模式为焦点

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涉众型经济犯罪涉案财物的处置一直是司法实践中的难点。责令退赔作为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的手段,被告人退赔责任明确,有利于弥补受害人的损失,也关系到被告人的最终刑事责任。各被告人承担独立退赔责任,还是连带退赔责任或者混合责任,司法实务中一直存在较大争议。各地法院适用标准不一,皆因独立责任和连带责任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独立责任模式的优势是避免共犯负担超出自己违法所得数额的退赔责任,实现共同犯罪违法所得的精准剥夺;连带责任模式的优势是能最大限度弥补被害人损失,实现共同犯罪违法所得的有效剥夺。司法实践不是简单地做加法或减法进行取舍,必须从责令退赔的性质和规范目的出发,考虑涉众型经济犯罪的特殊性、平衡被告人与被害人间的财产秩序,确定合理的退赔责任,实现犯罪违法所得剥夺的精准性和有效性的巧妙平衡。

责令退赔程序的功能定位及其与民事诉讼程序的关系

《刑法》第64条规定的责令退赔措施是一种强制犯罪行为人退还违法所得并退赔被害人的、带有刑事性的实体处置措施,而非被害人财产损失的民事救济措施。相应地,责令退赔程序是一种基于检察机关的申请启动的、旨在剥夺犯罪行为人违法所得的刑事性诉讼程序,而不是一种旨在对被害人财产损失进行救济的民事性诉讼程序。基于这种功能定位,责令退赔程序只在犯罪行为人之违法所得就是被害人之损失的范围内排斥被害人提起民事诉讼,在被害人的损失并非犯罪行为人的违法所得、还有其他人就被害人损失承担民事责任,以及法院判决因证据原因未认定被害人损失属于违法所得时,被害人均可提起民事诉讼,但应当处理好责令退赔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衔接问题。

环境责令改正的类型化分析与制度调适

我国环境法治实践中存有大量责令改正的行政行为,其法律性质始终众说纷纭。经考察发现,环境责令改正存在立法模糊不清、适用混乱等现实问题。为充分发挥环境责令改正的制度价值,需以类型理论提炼环境责令改正的“中心价值”与基本要素,重塑法理基石,通过对环境责令改正的类型化,实现从模糊的“环境行政处理”向独立类型的行政行为的转向。具体可以通过规范环境责令改正的立法表达形式、表达结构和适用程序,改善环境责令改正的执法方式,实现环境责令改正的制度完善。

浅析行政行为中的责令改正

责令改正作为行政命令的一种形式,是行政机关依法命令行政相对人在合理期限内消除违法行为带来的一切后果,使其恢复到合法状态。实务中,责令改正呈现规范内容不够明确、执法程序不够完善、救济途径不够多元等现状,导致行政相对人无法正确理解责令改正的要求,司法审查缺乏参照标准。为此,应通过进一步明确责令改正的立法规范、完善责令改正的执法程序以及拓展责令改正的救济途径等多项措施弥补现有不足。

行政执法中责令改正的法理特质与行为结构

行政执法中的责令改正行为是行政执法者具体化行政违法者所应承担的第一性法律义务的意思表示。这一法理特质决定了责令改正与其他型式化行政行为的本质区别。依据责令改正的意思表示内容,可以区分为责令停止违法行为与责令恢复原状两个阶段,每个阶段根据其所针对的行政违法行为不同又可进一步区分为多种类型。基于责令改正的这种法理特质进行判断,责令停产停业在不同情形下既有可能属于行政处罚,也可能属于责令改正。责令赔偿既有可能属于责令改正,也可能属于行政裁决。无论是责令拆除已建或在建的违法建筑设施,都应属于责令改正。

论《水污染防治法》中的环境行政责令行为

新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中有11种关于责令的表述,共21个条文规定了责令的相关内容。其中不乏环境行政责令行为与行政处罚并用的情况,有"重处罚、轻改正"的嫌疑。其主要症结在于行政责令行为的理论未明确,忽视了补救性与纠正性。应在制度层面明确环境行政责令行为的主要法律理念,规范环境行政责令行为的表述,合理适用环境行政责令行为的规范结构,扩充完善环境行政责令行为的救济保障措施,并在程序层面完善决定—告知—送达—实施等四个环节的相关规范。

生态环境执法中责令停止行政行为的法律属性研究

责令停止行政行为作为常用的行政执法方式之一,在实践中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以生态环境执法程序为线索,通过对实务中责令停止行政行为的表现形式类型化总结整理,大致可以将生态环境执法中的责令停止行政行为分为中间型责令停止行政行为与终局型责令停止行政行为。对生态环境执法中责令停止行政行为的内部结构进行分析后得出,中间型责令停止行政行为是在进行时态的环境违法行为可能造成潜在危险的情况下作出,而终局型责令停止行政行为针对的是已经造成实质性危害的进行时态的环境违法行为。根据各自的行为结构,生态环境执法中的中间型责令停止行政行为应被定性为行政命令,而生态环境执法中的终局型责令停止行政行为应属于行政处罚。

责令改正通知的可诉性问题探析

责令改正通知在行政管理实践中被广泛应用,但行政审判实践中对于责令改正通知的可诉性尚未形成一致认识。通过对涉“责令改正通知”的批量性案件考察可以发现,责令改正通知通常被人民法院排除在受案范围之外。但大量实践案例表明,责令改正通知在满足一定条件基础上也具有可诉性。在判断责令改正通知是否具有可诉性的时候,应当将其置于具体个案中进行考察,以责令改正通知是否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为核心判断标准,具体从责令改正通知的涉权性、责令改正对象的特定性、责令改正通知内容对外的效力性、责令改正通知法律效果的终局性、有无其他不可诉因素等方面综合判定。

责令改正的行为性质及其价值实现

责令改正因其特有的灵活性和实效性特征,成为了行政机关在社会管理过程中广泛使用的执法手段,2021年修订的《行政处罚法》对责令类行政处罚的扩容规定也体现了这一点。但与此同时,责令改正的性质缺乏共识,使得其存在法律规范难以界定,法律适用混乱的问题,进而影响了责令改正的价值实现。因此,以现有的法律规范为基础,对责令改正的类型进行梳理,进而对“适用于行政处罚做出之前”与“适用于行政处罚作出之时”责令改正的不同性质进行探讨。最终明确责令改正的实体规范、规范责令改正的执行程序,推动实现责令改正的应有价值。

行政执法如何正确适用“责令改正”

责令改正是市场监管部门经常使用的一种行政管理手段,但在实践中,有部分执法人员容易对责令改正出现认知偏差和理解错误,笔者从执法办案角度对责令改正进行分析探讨,供读者参考。

试论作为行政处罚的责令行为类型

责令行为作为一种常见的行政手段,在当前的行政规范体系中已然形成了一套特定的表达范式,集中表现为行政处罚、行政命令和行政强制三种情形,其中,作为行政处罚的责令行为基于丰富内涵和广泛实践而呈现出多元类型。解读2021年修订的《行政处罚法》,可将作为行政处罚的责令行为类型化为三种:一是经由第九条处罚种类条款直接规定在该条第三项当中的以“责令停产停业”为中心、包括“限制开展生产经营活动”“责令关闭”“限制从业”在内的指向生产经营性的具体列举责令行为;二是结合第二条行政处罚定义条款、第九条第六项种类兜底条款与第六条“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条款后得以界定的一系列未列举责令行为;三是第二十八条规定的“责令改正、责令退赔”行为,基于与行政处罚“同步”进行的属性,得以成为行政处罚本体的组成部分。

行政责令行为法律规范分析及立法规范

责令行为规范普遍存在于现行法律中,责令行为规范可分为司法责令规范和行政责令规范。行政责令规范可进一步分为内部行政责令规范和外部行政责令规范。通过对行政责令行为内涵的考量,可以确立特定的界分基准,将外部责令行为中的处罚性责令行为与命令性责令行为进行明确区分。根据法律规范中"制裁"要素的结构,可将具有行政命令性的责令行为规范分为五种类型,不同结构类型体现出不同的法律规范功能。现行的行政责令行为规范存在词义界定不明确、结构选用不合理、行为配置不科学等诸多问题,有必要构建典型的行政责令行为规范模型,以推动行政责令法律规范的统一性、规范性和科学性。

产品责任、责令召回与供应链中的产品质量选择

基于产品责任和责令召回两种消费者权利保护措施,构建了一个包含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制造商和零售商的动态博弈模型。在制造商承担(由低质量产品对消费者造成伤害而导致的)产品责任的条件下,研究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制造商和零售商之间策略性互动。进一步,识别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责令制造商全部召回、不召回和局部召回的外生参数条件。基于博弈均衡,考察了产品责任和其他外生因素(如产品召回成本、消费者伤害程度和质量改进效率)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的责令召回决策、制造商的产品质量决策、批发价合同、供应链成员的盈利性和消费者剩余的影响。比较静态结果表明:(1)产品责任不影响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的责令召回决策、制造商的产品质量决策、零售商的产品订货决策和供应链成员的盈利性及消费者剩余,但如何影响制造商的批发价决策依赖于制造商的事后期望责任成本和消费者的事后期望损失成本的相对大小(即批发价可以作为制造商与零售商分担事前期望责任成本的中介);(2)是否制造商产品质量的提高导致更高的供应链成员利润和消费者剩余依赖于外生因素(如产品召回成本和消费者伤害程度)的取值区域,从而可为解释"质量与盈利性之间既可以正相关,也可以负相关"这样的实证结果提供一个理论支持。

试论责令改正环境违法行为之制度归属——兼评《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第12条

责令改正环境违法行为的教育性及救济性特征使其于环境保护具有特殊的意义,但同时使其陷于是否行政处罚的属性之争,相关理论及立法随之呈现混沌状态。2010年施行的《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第12条拟采纳较为主流的"行政命令说"以平息争议,然而该规定所引致的诸多问题颇值得商榷。因此有必要在质疑该规定的基础上,从责令改正制度的价值及其实现这一原点出发,大胆设想将其定性为救济罚并纳入环境行政处罚体系,进而在必要性分析、可行性论证的基础上勾勒出建构的途径。

追究行政性垄断法律责任的对策——从“责令改正”谈起

行政性垄断是行政违法行为,其行为人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具有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在现行的反垄断法第51条中对此仅有责令改正之规定。责令改正并非是法律责任形式,必须借助于行政协助、行政合作以及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程序才能真正落实行政性垄断的法律责任。完善行政性垄断法律责任的对策有:行政处罚、赔偿责任、刑事责任等形式,它们是责令改正的后续手段,也是行政性垄断法律责任的必要形式与具体内容,应当得到立法部门的重视和执法机关的遵行。

论专利行政机关“责令停止侵权”的法律属性

我国专利法第60条确立的专利行政机关责令侵权人停止侵权的法律属性,通常被视为行政裁决。相比法院而言,由地方各级专利行政机关裁决专利侵权纠纷的合法性并不充分,盖因其并不具有足够强大的专业知识和裁决效率。从专利法的立法演变来看,立法者也并不希望将专利行政机关建成为专利法院。因此,合理的制度选择既不是将责令停止侵权作为行政裁决,也不是将它作为行政强制措施,而是将其改造为行政调解。

行政诉讼撤销并责令补救判决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九条第二项规定了一项新的判决内容——撤销并责令补救判决。由于该判决的规范表达太过简单,行政法学界学者们也没有对行政诉讼中的撤销并责令补救判决作规范性的理论界定,导致审判实践对于这一判决的适用呈现出较为混乱的局面。责令补救具有判决的一般效力,作为撤销判决的补充判决,其适用能够弥补撤销判决解决纠纷的不彻底性,是保障当事人结果除去请求权实现的有效机制。

责令召回的法律解析——行政法视角的思考

随着我国产品召回制度的逐步建立,责令召回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责令召回在法律性质上属于行政命令。目前我国的责令召回制度尚不健全,应进一步明确责令召回与相关行为的选择适用,完善责令召回的停止执行和后续保障制度,从而促进责令召回制度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