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董事对第三人责任——以《公司法(修订草案)》第190条为中心

董事作为公司法人机关,执行职务过程中造成第三人的损失,应当先由公司承担责任后,再向有过错的董事追偿。实践中,第三人往往面临公司欠缺偿付能力,而又不向董事索赔的窘境。立法机关为维护第三人合法权益,在《公司法(修订草案)》中引入董事对于第三人责任制度,第三人直接向董事主张损害赔偿变得于法有据。第190条在性质上应当被界定为特别法定责任,而非特别侵权责任。责任成立需要满足董事针对职务懈怠行为存在主观过错,第三人遭受直接或间接的损失,侵害行为与损害之间存在相当因果关系等条件。责任形式上董事对第三人的直接损失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对间接损失仅负有补充责任。

环境污染事故中董事对第三人民事责任探析

在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背景下,完善生态环境保护相关法律制度成为重中之重。生态环境污染事故往往会给公众造成巨大损失,而董事往往实际掌控公司运营和重大事项决策权,为了更好地保护受害者的权益,应当建立董事在环境污染事故中对第三人承担直接责任的制度。这种特别法定责任“回应了董事会中心主义的客观发展趋势,同时契合第三人利益保护的客观需要”[1],通过约束董事行为,从而更好地维护和保障社会公众的环境权益。环境污染事故中董事承担直接责任不仅是法律发展完善的应然趋势,是公司所承载的社会责任的内在要求,也体现了平衡董事权责的实际需求。当然,在重新定义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同时也应当注意保护董事的权益,以免董事因担负过重的责任而怠于行使职权。在董事承担环境污染事故侵权责任完善路径的选择上,应当构建由外及内的董事责任保险适用制度和由里及外的董事责任内部控制体系制度。

基于内隐联想测验的民航飞行大学生责任感研究

目的探究飞行员在责任感三个维度上的内隐态度,以及不同分类飞行员的内隐态度强弱,客观评价不同维度间的差异,为培训高水平飞行员提供更加科学和有效的理论支持。方法利用经典实验范式单类内隐联想测验,通过李克特五点计分法以及与航空心理学专家访谈,综合筛选出IAT的概念词与属性词作为实验的刺激材料,设计适合测量飞行学员责任感三个维度的测验程序。从飞行技术专业本科生中选取了164名符合实验要求的被试。结果国家和社会责任感、集体和他人责任感、自我责任感D值均大于零,集体和他人责任感D值大于零的频次数最高,而且D值平均值也最高。集体和他人责任感D值平均值上,农村的飞行学员、城镇飞行学员、非独生子女的飞行学员、独生子女的飞行学员、有对象的飞行学员、没有对象的飞行学员分别为:0.486、0.462、0.5、0.457、0.474、0.468。结论飞行学员国家和社会责任感、集体和他人责任感、自我责任感均倾向于积极,且集体和他人责任感的内隐效应最强。对集体和他人责任感上,农村的飞行学员高于城镇的飞行学员,非独生子女的飞行学员高于独生子女的飞行学员,有对象的飞行学员高于没有对象的飞行学员。

大模型时代的补救责任与全球基本收入

大模型技术的发展必然会触及全球正义问题。米勒对于我们思考大模型技术的价值在于,他秉持了一种极为现实主义的观点,即并非通过激进愿景来强力推动全球平等主义。米勒提及的两类后果责任值得我们关注,第一类是以OpenAI为代表的先进人工智能企业的后果责任,第二类后果责任则需要体现在美国政府的行动中。米勒所讨论的补救责任对我们整体思考大模型的发展也极为关键。这其中同样存在两种补救责任,一种是在民族国家内部的补救,一种是在国际社会中的补救。从米勒的底线原则出发,结合近年来被热议的全民基本收入概念,笔者提出了全球基本收入的概念。全球基本收入是全民基本收入从民族国家向全球社会外推的自然结果,其基本的逻辑是共同体的放大。笔者进一步提出了一种“攀梯的进步观”,即人类社会的演进就像是在攀登梯子一样,不断地提高进步的标准。人类社会要推动的全球正义实践,恰恰需要首先实现最低理想,然后在最大公约数的基础之上不断地接近最高理想。

从传统走向生态:生产者产品责任生态化

传统生产者产品责任生态化是因应生态社会发展需要和法律生态化趋势的必然结果。传统生产者产品责任在责任理念、责任目的和责任内容上被局限于国家、个体和社会利益保护,既难为预防性和现实性生态责任承担提供依据,又难为生态利益损害救济提供保障,难以适应生态社会发展需要。然而,随着生态社会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推进,不仅生态利益保护的现实需要增强,产品责任理念生态化、产品责任目标生态化和产品法律理论生态化也使传统生产者产品责任生态化之正当性和必要性凸显。与此同时,生态法律责任理论、产品政策生态化和法律生态化也为传统生产者产品责任生态化提供了可行性保障。有鉴于此,实体法应从产品责任理念、产品责任目的和产品责任内容上促进传统生产者产品责任生态化,将绿色、循环、低碳的生态责任理念、责任目的和责任内容贯穿生产者产品的全生命周期,内化为生产者产品在设计、生产、销售和废旧产品回收等环节的行为自觉,构建传统责任与生态责任互补、协同和沟通的整体责任体系。程序法则应沿用公私二元分离的救济模式,既可发挥现有制度之功能与效率,又能避免因公私益交织案件对现有司法机关、司法制度和司法人员要求过高而导致的预防失效和救济失灵。当然,为防止生产者产品责任泛化,传统生产者产品责任生态化并非无限度地生态化,而应是在恪守“必要性”的基础上,既不妨碍传统产品责任功能之实现,又不突破传统生产者产品责任追究在时间、空间与事实等客观条件上的限制和规定。

企业数字责任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基于互联网平台企业的组态分析

数字技术为企业创造价值的同时也带来数据安全、技术失序等诸多负面问题,企业需要采用连贯有序的方法负责任地处理数据和技术,企业数字责任这一新兴概念应运而生。基于多类资料和Gioia质性分析方法,探究企业数字责任内容,结果表明:企业数字责任包含CDR文化、CDR治理机制、数字安全与隐私保护、数据开放共享、数据权利、数字包容、数字幸福、赋能环境、赋能社会9个维度,形成影响范围逐渐扩大的同心圆模型。以22家互联网平台企业为研究样本,基于组态视角探究企业通过数字责任实现高企业价值的多重路径,结果发现:互联网平台企业可通过全面并进型、重点突出型和渐进扩展型等3种数字责任路径产生高企业价值;大型平台重视CDR文化建设;数字原生平台重视CDR治理机制构建;相对于核心责任域,扩展责任域更能为平台赢得高企业价值;赋能社会是平台创造高企业价值的主要路径之一,赋能环境则不明显。上述探讨及结论丰富了企业数字责任研究的理论基础,同时为企业履行数字责任、应对数字化伦理危机提供了实践启示与可行建议。

以责任彩票建设推进福彩事业高质量发展

今年7月27日,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以下简称“中福彩中心”)及部分省市区福彩中心发布2023年社会责任报告,展示了责任彩票建设成果。近年来,福彩机构在持续推进社会责任相关制度、体系建设方面取得很大进展,期待福彩机构在现有责任彩票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中国式责任彩票理论的研究,以责任引领福彩各项工作,在履行好法定责任基础上,进一步加强自律责任,创新生态责任建设,推进福彩事业高质量发展。

国际负责任研究与创新的研究现状与展望

负责任研究与创新是国际上科技发展与治理的重要理念。本文基于Web of Science核心数据集1180篇相关文献,进行文献计量和科学知识图谱分析。研究发现,美国、荷兰、英国的机构和学者在该领域居引领地位,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国家也在积极投身该领域研究;国外学者的核心研究主题是数字农业和生态环境、企业、生物医学、科研伦理等领域,以及对负责任研究与创新的理论探索;中国学者在该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但在前沿科技领域和经济社会领域的实践,以及相关知识在地化和再创新等议题中取得积极进展。建议国内学者重视将负责任研究与创新同基础研究和新兴技术研究相结合,提升我国在该领域的国际学术影响力。

股东有限责任,公司无限生命

“有限责任公司是现代最伟大的一项发明。”企业做好了,股东投入的资本增值;企业做得不好,股东只亏掉已经投入、承诺投入的资本而不负连带责任,不牵连个人其他财产。但与此同时,董事和董事会制度不可或缺。董事制度使有限责任制度不会被公司股东滥用于过度冒险、掠夺债权人等,而是真正促进企业发展。

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度体系构建研究

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而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必须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度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保障,也是生态文明制度的组成部分,坚持完善并严格执行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度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由于目前关于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度体系的构建研究还相对缺乏,相关制度也不完善,因此研究在对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度的概念进行阐述的基础上,提出其构建思路及构建路径,以期为当前的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和改革提供借鉴。

从最终责任与风险责任角度分析中介机构虚假陈述的内外部责任

中介机构虚假陈述的内外部责任认定存在规则上的缺漏在理论和实践中引发诸多争议。根据我国证券法及相关规定总体上其应承担连带责任,但其连带责任的内外部构造缺乏具体规定。连带责任构造中包含最终责任与风险责任直接影响到连带主体的内外部责任承担。回归民法典数人侵权理论,在区分中介机构故意和过失主观状态的前提下探究其连带责任的具体构成。结合民法典相关规范对其责任认定的规则进行填补,过失状态下的连带责任系证券法较之民法典的特殊规定,是在证券法保护投资者利益的特殊考量下为责任主体附加了一定的风险责任,但该风险责任的认定缺乏明确规范。评析司法实践认定中介机构责任的几种观点,并借鉴美国法上构造中介机构最终责任和风险责任的立法经验,探究中介机构具有过失时的风险责任几何以填补当下的规则空缺,在此基础上认定中介机构在虚假陈述中的最终责任与风险责任,从而明确中介机构的内外部责任承担。

试论建构我国科学完整的政府责任体系

政府责任既是通向法治政府的唯一途径,也是政府与人民达致和谐的重要桥梁。我国目前对于政府责任的概念还远没有形成共识,因此需要重新建构政府责任的基本概念。这一概念包含了不同的阶段、机制、要素及内容。对政府责任进行分类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以政府责任的本质为基础,建构我国政府责任体系的轮廓则得以完整呈现。

面向雾霾治理的政府环境责任审计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随着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工作逐步在地方政府展开,政府环境责任审计已经被纳入国家制度层面。面向雾霾治理这一生态文明建设重要工作,本文以地方人民政府作为多元一体化审计对象,以政府环境决策责任、执行责任、管理责任与监督责任审计为主要审计内容,引入压力——状态——响应模型,演绎雾霾治理压力、状态与响应的全过程政府环境责任审计评价框架,并构建基于生态环境、经济发展、预算配置、政策实施、能源结构等雾霾治理压力的8个审计评价指标,基于空气质量改进效果与大气环境治理水平等雾霾治理状态的7个审计评价指标,基于环境保护政策、环境保护项目、环境保护资金、环境保护监督等雾霾治理响应的21个审计评价指标,以期为政府环境审计提供实践参考。

大学生就业能力培养中高校的“有限责任”

培养大学生就业能力是高等教育的本职所在、应有之义,是高校的主责主业之一,但就业能力培养参与主体多元、影响因素众多,不能任意放大单一主体的责任,亟须在高校、政府、雇主、学生个体等利益相关者之间建立明确的责任分担机制。高校在大学生就业能力培养方面客观存在权力有限性、能力有限性与资源有限性,应针对性进行责任的纵向和横向配置,建立基于时间和基于范畴的有限责任,明确大学生就业能力培养中高校的责任边界,有效区分高校在大学生就业能力培养内容产品提供方面的主导责任、个人与自我方面的引导责任以及服务与机会方面的支持责任。

聚焦责任教育 培育时代新人——立德树人背景下班级责任文化建设探索与实践

一、“责任认知+责任情感+责任自省”引领,激发学生责任自觉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责任自觉作为责任素养的重要内容,教育工作者必须帮助学生系好责任素养的第一粒扣子。责任教育应建立在学生对责任正确认知的基础上。开展责任认知教育,提升责任情感,辨析、自省责任行为,并将这些内化为学生的精神需求、情感需求及责任认知,激发学生强烈的责任自觉,解决“何为责任”“为什么要担负责任”“如何担负责任”的问题。

“津贴5位数,赔偿责任9位数” 上市公司独董变成“高危”职业?

新公司法施行后,独董是只需要履行《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所要求的职责,还是要兼顾新公司法对董事义务和责任的通常规定?独董的履职风险,自康美药业案判决独董承担相应比例的连带责任后,早已成为独董甚至公众持续关注的问题。而7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新公司法对董事责任的强化,将会对独董履职责任和履职风险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警惕乱问责、错问责、问错责……代表委员热议安全生产责任落实

安全生产责任重于泰山。责任链涉及企业、监管部门、属地政府等各方面,唯有环环相扣、各司其职、各尽其责,才能确保无虞。这当中,企业主体责任落实尤为重要。当前,安全生产薄弱环节不容忽视,生产安全事故时有发生。如何落细落实安全责任,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多位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就此问题展开探讨、建言献策。本文原载《中国应急管理报》,本刊转载时在编排、行文方面有改动。

环境侵权赔偿责任问题研究——以民法社会化为视角

一、民法社会化在环境侵权赔偿责任领域的作用民法社会化意味着法律规范与社会价值观念紧密结合,反映社会成员多样化、层次化的需求。在环境侵权赔偿责任领域,该概念体现了对环境保护责任的全社会共担,不仅局限于直接侵害行为人的责任追究,更强调国家、社会团体及广大公民在环境保护与修复中的积极作用。传统的侵权责任体系主张“谁污染、谁负责”,但面对环境污染与破坏的复杂性和长期性,此原则显得力不从心。因此,民法社会化的视角促使法律适应时代发展,引入更为广泛的责任主体和更加灵活的责任分担机制。

推进“四责协同” 构建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共同体”

河钢集团始终重视健全完善全面从严治党“四责协同”机制,把党委主体责任、纪委监督责任、党委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的横向协同协作与纵向压力传导结合起来,全力推动知责明责、履责督责、考责问责等各个环节形成责任闭环,构建主体明晰、有机协同、层层传导、问责有力的责任体系,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

刑事责任的司法“隐身”与消解

刑事责任是新中国刑法学独有的范畴,是罪责刑关系的刑法学体系之基石。刑事司法中的刑事责任“隐身”现象持续发酵,会压缩刑事责任的理论地位与司法意义。这是由诸多因素所造成的。既包括实体法的本源性困扰,也包括刑事司法的实践理性不足之瓶颈。继而,诱发冲击刑事责任范畴的基本地位、罪责刑关系的刑法学体系之自洽性等多重隐忧。刑事司法中的刑事责任如欲冲破“隐身”的困境,需从实体法层面夯实其本体内容,从静态、动态的双重平台,捋顺刑事责任与犯罪、刑罚的结构性关系;也需解决好静态、动态刑事责任与定罪、量刑的协作关系,激活刑事责任的司法化潜质;还需善用现有司法资源,健全刑事责任司法化的运行机制,重整司法化的主动观念与实践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