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触电伤害:法律责任依据产权归属

2005年10月9日上午，王某在从事黎某、上官某承包的贾市乡大力村李某的建筑清工施工中，因被告所驾驶的吊车（被告私自利用拖拉机改装而成）突然漏电（吊车使用房主家220伏电源），致使王某受到电击当场死亡。本案中涉案用电设备产权是属被告，且被告私自改装用电设备即吊车（本身属违法行业），其吊车无任何安全措施，

ESG责任履行对企业风险的影响研究

ESG责任履行是“双碳”目标框架的应有之义,更是企业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绿色发展提质增效的必由之路。基于2009—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样本,构建双重固定模型实证检验了ESG责任履行对企业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ESG责任履行和企业风险之间存在显著的U形关系,其中该U形关系在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维度、非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企业和处在成熟期和衰退期的企业中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融资约束和代理冲突在ESG责任履行和企业风险的U形关系中发挥传导作用;同时,分析师关注度和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可以负向调节ESG责任履行与企业风险二者之间的U形关系;而ESG评级不确定性和“漂绿”策略会抑制ESG责任履行的风险防治作用。据此,应构建并完善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ESG信息披露制度,引导企业适度履行ESG责任,在ESG转型过程中注重内部监管和风险管控,助力经济绿色转型深入推进。

机构投资者持股会助推企业“漂绿”吗--基于重污染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披露的实证研究

以中国A股上市的455家重污染企业为样本,探究机构投资者与企业“漂绿”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企业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可能性越大,但报告内容披露的完整程度会降低,即机构投资者持股助推企业“漂绿”。机制分析表明,机构投资者持股可以通过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助推企业“漂绿”,但通过降低公司负债水平来抑制企业“漂绿”。进一步分析发现,2016年绿色金融政策发布后,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漂绿”的助推效果减弱;机构投资者持股对国企“漂绿”行为的助推效果不明显。建议提升对公司绿色治理的监督力度,促使公司减少“漂绿”行为,更好地维护投资者的利益和社会效益。

面向共同富裕的企业社会责任

从双元财富特征、财富获取途径、财富分享对象、财富分配方式4个维度,对共同富裕目标下全新的社会责任战略进行解构。在共同富裕导向下,企业的“富裕”应该是物质和精神的双元富裕;企业在财富获取过程中,要基于价值创造、科技创造、劳动创造从而实现价值“共创”;在财富分配过程中,要树立以“广泛利益相关者”为核心的财富分享理念。在此基础上,分析企业助力实现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以及实现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共创共享,由此达到“类陀螺式”的稳定财富分配结构,支撑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此外,提出面向共同富裕的企业社会责任2.0战略框架。

大学生就业能力培养中高校的“有限责任”

培养大学生就业能力是高等教育的本职所在、应有之义,是高校的主责主业之一,但就业能力培养参与主体多元、影响因素众多,不能任意放大单一主体的责任,亟须在高校、政府、雇主、学生个体等利益相关者之间建立明确的责任分担机制。高校在大学生就业能力培养方面客观存在权力有限性、能力有限性与资源有限性,应针对性进行责任的纵向和横向配置,建立基于时间和基于范畴的有限责任,明确大学生就业能力培养中高校的责任边界,有效区分高校在大学生就业能力培养内容产品提供方面的主导责任、个人与自我方面的引导责任以及服务与机会方面的支持责任。

ESG责任履行、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绿色创新持续性

在助力实现“双碳”目标大背景下,ESG责任履行能否提升绿色创新持续性进而推动企业低碳发展,成为值得关注的问题。文章以2014—2021年沪深A股非金融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ESG责任履行对绿色创新持续性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积极履行ESG责任有助于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持续性,高管薪酬激励发挥了强化二者正向关系的调节作用。机制分析表明ESG责任履行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助力企业持续绿色创新,异质性分析显示ESG责任履行对绿色创新持续性的促进作用在成熟期企业、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文章丰富了绿色创新持续性驱动因素和ESG责任履行经济后果的研究,对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从ChatGPT审视负责任创新:阻碍因素与转型方向

ChatGPT的勃兴再次激化了技术创新加速和社会适应水平滞后两者间的尖锐矛盾,使人类被迫面临前所未有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环境风险,进而使有关负责任创新的呼声愈演愈烈。但作为技术伦理准则的负责任创新沿袭了熊彼特范式下基于竞争逻辑的创新,其设计的ARDR模型一方面从未在根本上调控创新较之于负责任的支配性优势,另一方面把负责任简化为线性流程,导致负责任看似获得与创新并列的地位,实则在创新蕴含的人际竞争、公司竞争、国际竞争面前屡屡沦为点缀。唯有在后熊彼特范式下依托基于共生逻辑的创新保卫负责任,才能建构起真正具备约束力的伦理准则,削弱不负责任创新赖以扩散的社会基础,使通过负责任停滞促成制度跟进变为可能。实现上述目标不仅要求各国完善内部治理,而且需要负责任的大国制定跨国人工智能治理框架,使人工智能的发展对全人类有益。

刑事责任的司法“隐身”与消解

刑事责任是新中国刑法学独有的范畴,是罪责刑关系的刑法学体系之基石。刑事司法中的刑事责任“隐身”现象持续发酵,会压缩刑事责任的理论地位与司法意义。这是由诸多因素所造成的。既包括实体法的本源性困扰,也包括刑事司法的实践理性不足之瓶颈。继而,诱发冲击刑事责任范畴的基本地位、罪责刑关系的刑法学体系之自洽性等多重隐忧。刑事司法中的刑事责任如欲冲破“隐身”的困境,需从实体法层面夯实其本体内容,从静态、动态的双重平台,捋顺刑事责任与犯罪、刑罚的结构性关系;也需解决好静态、动态刑事责任与定罪、量刑的协作关系,激活刑事责任的司法化潜质;还需善用现有司法资源,健全刑事责任司法化的运行机制,重整司法化的主动观念与实践意识。

企业社会责任的“责任”究竟是什么

企业社会责任是从企业主体性出发,在保持好组织绩效的基础上,对员工和在地社区负责,并传递、展示和倡导积极的社会公共价值。企业社会责任是“有限”责任。企业是一种具有特殊性质的组织形式,负担的社会责任也必须与企业组织的固有特征以及特定企业的目标与使命相关。社会也应当适当降低对企业社会责任的预期,大致界定企业与其他社会组织的边界,防止企业承担无限责任。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应当寻求内生性的约束机制。传统的外部监管机制成本巨大,且不可能消除监管漏洞。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机制的设计应当更多地考虑利用企业的存续高度依赖于其他社会成员合作的特性,以社会信用机制提高企业的合作成本与自律成本,形成有效约束力。为克服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困境,应改变观念,并从内生性约束角度规约企业行为,而不是通过无节制地加强监管或惩罚去实现,那样做只会耗费更多的社会成本却收效甚微。管理者必须做出根本的改变,理解企业组织和管理者自身的存在意义,拒绝功利主义的诱惑,敢于承担企业的“有限”社会责任,不负企业使命。

“双碳”目标下数字化转型与企业ESG责任表现: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

数字化转型赋予企业经济绩效与非经济绩效增长新的驱动力,但其能否进一步改善企业在环境、社会与治理方面的表现,助推“双碳”目标实现?以2012—2021年华证ESG评分披露的2 909家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ESG责任表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发现:第一,数字化转型可以改善企业ESG责任表现,尤其可以提升其在环境与社会责任两方面表现,且云计算技术对企业ESG责任表现的贡献最为突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第二,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促进企业财务绩效提升并降低企业风险水平,进而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故有助于提升企业ESG责任表现。第三,数字化转型对企业ESG责任表现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国有企业、成熟期企业与重污染企业ESG责任表现对数字化转型更为敏感。结论基于数字化视角可为企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新思路、新方法,从而为实现“双碳”目标与经济目标提供启示。

网络暴力治理:平台责任与守门人角色

网络暴力不仅侵害个人法益,而且破坏健康的网络生态。网络暴力概念的失焦,群体聚合作用下个体责任的模糊,表达自由与网络监管的平衡需要,使得网络暴力的治理面临诸多困难。在网络暴力多元共治的基本前提下,除了个体责任的认定之外,应当重视对网络平台的法律规制。不论是从网络技术和传播学的原理还是从法律责任认定的角度,这都是合理的选择。在当下网络空间违法信息与内容的治理中,突出大型网络平台的守门人角色,已经成为国外代表性法案的做法,这也是我国网络暴力规制的重要制度设计方案。网络平台守门人角色的法理内涵,可以从技术措施和义务承担两个角度来具体展开。网络平台守门人制度应当符合我国网络监管模式的国情,重视民法、行政法、刑法等不同部门法的不同规范目标追求,为其合理构建层级性差异,并通过明确可操作的具体规定来落实。

分析师关注度视角下企业社会责任对绩效的影响机理:基于机器学习与文本分析的研究

研究整合利益相关者理论与信号理论,以分析师关注度作为中介变量,利用机器学习与文本分析方法,通过对中国A股957家上市公司5 472条企业社会责任数据的分析,从言(披露)、行(行为)两个方面探究了企业社会责任如何影响企业绩效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包括社会责任报告语调、易读性、覆盖范围等在内的企业社会责任披露及包括捐赠金额、捐赠增幅、行业内捐赠占比等在内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对证券分析师关注度具有显著影响;证券分析师关注度无论对企业短期绩效还是长期绩效都产生正向影响,并作为中介变量传递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效应。研究结果优化了对企业社会责任言、行的测量方式,较大程度地避免了依赖第三方数据库可能产生的信息偏误,克服了已有文献大多将企业社会责任言、行割裂开来展开研究的不足,将证券分析师关注度这一关键中介变量纳入理论模型,打开了企业社会责任言行如何影响企业短期和长期绩效的“理论黑箱”。

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研究:回顾与展望

自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自身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实施以来,我国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民事责任问题的相关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会计审计领域的研究成果尤为彰显。近期发生的一系列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文章在对证券市场虚假陈述行为及其认定、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民事责任及其归责、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诉讼与赔偿等方面文献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指出未来研究应关注的四个方向:一是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的衔接问题,二是如何破解司法实践中虚假陈述民事责任主体单一化的困境,三是加强注册制下证券市场信息披露、监管及民事责任问题的研究,四是对从事特定实体审计服务的特殊普通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各责任主体的民事责任配置进行研究。

第三方配合财务造假群体特征与审计责任认定分析

本文基于2019~2023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涉及交易造假类收入舞弊样本及其处罚决定书,分析第三方配合上市公司进行收入和利润造假的严重程度,并通过文本挖掘提取配合财务造假第三方的相关信息,借助于工商大数据进一步分析配合财务造假第三方的企业性质、规模特征、关联关系等群体特征。基于这些样本分析和紫晶存储案例分析,发现第三方配合财务造假是导致审计失败的重要原因,并从追究配合财务造假第三方法律责任、认定审计责任时酌情考虑第三方配合财务造假因素、秉持过罚相当和比例原则合理确定审计失败赔偿金额、关注异常信号以提升财务造假识别能力等方面,提出相关建议。

差异性战略企业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的影响 ——来自精准扶贫的启示

基于2016—2019年A股上市公司精准扶贫项目支出数据,采用Heckman二阶段模型实证考察了差异性战略企业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的影响,并检验了企业能力与企业所有权属性的差异性影响,结果显示:第一,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一种差异性战略可以促进企业财务绩效的提升;第二,企业能力越强,越能够在差异性战略企业社会责任活动中同时促进社会绩效和财务绩效的提升;第三,相对于国有企业而言,民营企业更善于发挥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的战略效果。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可以作为一种差异性战略,使企业获得差异性竞争优势,进而促进财务绩效提升。企业结合不同的战略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商业机构用户画像应用的政府治理责任研究

商业机构的用户画像目前在人工智能系统、智能预测、场景识别等方面得到广泛应用,其“监控式”信息汇集方式带来的个人信息侵权风险、算法决策带来的过滤泡效应与差别对待风险,对政府的用户画像治理形成新挑战。我国已初步形成用户画像发展与治理的政策体系,相应法律框架也逐渐成型。在国际上,用户画像治理的政府责任包括个人信息治理和智能算法治理两种不同的模式,政府的用户画像治理责任应当在宪法的国家保护义务框架下,实现发展促进与风险预防的价值协调。我国应通过顶层设计对治理模式进行延伸迭代,推进个人信息治理与智能算法治理的协同,并且将预警原则和国家担保责任原则作为治理责任的分配原则。

ChatGPT类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提供者之刑事责任

ChatGPT类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数据处理不可控,提供者刑事责任不明确,将会引发刑事治理难题。在产品投入流通时,如果ChatGPT类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并不存在当前科学技术水平能够发现的缺陷,一般不宜追究产品提供者的刑事责任;在产品投入流通后,产品提供者应承担适度的安全管理义务。违反安全管理义务,有可能承担刑事责任。有限度追究产品提供者的刑事责任,既符合网络领域积极主义刑法观的趋势,也有利于实现鼓励科技创新和防范产品风险之间的平衡,还符合社会公众的期待。提倡“全面性考察”方案,用以限制产品提供者成立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范围。在具体贯彻“全面性考察”方案时,可以“超过半数规则”作为产品提供者主观“明知”的认定标准。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投资活动的影响——以招商轮船为例

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投保率出现明显上升趋势,学术界对董责险的作用形成三种观点:“管理层激励假说”“外部监督假说”“道德风险假说”,而董责险在中国资本市场上的作用具体支持哪一种假说尚无定论。由于董责险的风险转移作用和补偿机制,企业高管人员的风险厌恶程度可能会有所改变,由此会对企业的投资活动产生影响,但具体是积极作用还是消极作用,尚待进一步研究。以招商轮船为研究对象,选取其2007-2021年的数据样本,就董责险对企业投资活动的影响进行考察。研究结果发现:(1)购买董责险促进了企业对内投资支出增加,而对对内投资效率没有明显作用。(2)购买董责险短期内没有促进企业对外投资支出增加,但显著提高了对外投资效率。(3)相比于长航凤凰未购买董责险,招商轮船购买董责险有利于其投资活动效率的提高和投资收益的稳定。在案例分析的基础上,对董责险在中国资本市场上的发展提出相关建议。

自媒体环境责任信息披露影响企业信贷可得性吗——基于微博数据的实证研究

通过考察企业是否通过微博披露环境责任信息以及披露强度能否影响其信贷可得性。研究发现,仅仅有自媒体环境责任信息披露经历并不能显著提升信贷可得性,但信贷可得性对披露频次却呈现出正敏感性——高频次的自媒体环境信息披露能提高企业长期贷款规模,且“原创类”披露频次的提高比“转发类”披露频次提高对长期贷款可得性的拉动作用更强。最后,分析师跟踪报道会抑制高频披露对长期信贷的提振效应,这与分析师跟踪报道能过滤部分自媒体噪音信息及粉饰信息,从而提高了银行风险识别能力且增加了银行信贷审慎性有关。

数字人直播营销中相关主体的责任承担

数字人不属于法律主体。真人驱动型的数字人直播营销,实施驱动的自然人应视为直播营销人员。智能驱动型数字人直播营销无直播营销人员,应由直播间运营者等内容提供者承担相应的责任。经营者运用数字人直播营销也可能构成广告,一般情况下,不存在广告代言人,但知名人物授权经营者以其形象为数字人原型时,应承担广告代言人责任。针对数字人直播,直播营销平台应当承担真人身份核验、数字人直播的信息披露、数字人形象的审核管理、安全评估等特殊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