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功能之比较

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均属于法律责任的下位概念,都具有法律责任的一般功能,即惩罚功能、补偿功能和预防功能。但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又是性质相异的责任,两种责任功能的侧重点差异明显,前者更注重补偿功能,后者更注重惩罚功能。两种责任功能的融合虽然具有可行性,但是也具有有限性,二者的融合有利于对被害人利益的保护,有利于实现刑法的轻缓化,从而更好地发挥法律责任的功能。

论保险企业的社会责任功能

保险职能决定保险企业具有天然的社会责任属性。保险企业通过开展承保业务能够在促进改革发展、经济增长和维护社会稳定等三个方面直接发挥作用;保险企业通过保险资金运用,可以引导市场资源流向有社会责任的企业单位,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起到间接的推动作用。文章通过对保险企业直接和间接的社会责任功能进行分析,对政府和保险企业给出了进一步加强保险企业社会责任功能的建议。

浅析保险企业的社会责任功能

保险企业的保险职能决定其具有天然的社会责任功能,其社会责任功能又分为直接社会责任功能和间接社会责任功能。保险企业通过开展承保业务,能够在促进改革发展、经济增长和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直接发挥作用;保险企业通过保险资金运用,可以引导市场资源流向有社会责任的企业单位。本文通过对保险企业直接和间接的社会责任与功能进行分析,对政府和保险企业给予进一步加强保险企业社会责任与功能的建议。

人工智能刑事责任的功能主义形塑

在存在论视野下,自由意志是人工智能刑事责任建构路径中难以突破的藩篱。自由意志的先验性、不可知性导致其认定过程僭越了刑法本身的研究框架,当下主流的刑事责任建构方案陷入了物本逻辑误区。刑事责任的判断应着眼于规范目的,功能责任论中犯罪主体、自由意志乃至罪责原则的不必要性值得借鉴。在责任建构维度,存在以“归属”消解冲突的必要性是刑事责任的检验标准。在以“规范可交谈性”限缩纯粹功能责任论的主体范围后,强人工智能和特定领域中的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具备可遣责性。在制裁方案维度,功能主义的刑事制裁方式应当以目的为中心贯通适用,并在“三轨制”刑事制裁体系中以“物”之属性接受归责。“删除数据、修改程序、永久销毁”等构想能够在《刑法》第64条中实现教义学嵌入,作为人工智能刑事责任的实际兑现方案。

生态损害修复责任的功能定位与实现路径--以某公益诉讼案为例

生态修复责任是环境损害救济的主要责任方式之一,但传统的生态修复责任并不能完全承载恢复环境损害的功能。广州市白云区鱼塘污染公益诉讼案是环境损害修复的典型案例。通过分析该案得知生态修复责任并不能达到恢复原状的效果,其面临着裁量依据不足、生态修复标准欠缺和损害赔偿责任成本高昂等困境。因此建议用“恢复生态”作为一种环境损害责任的承担方式,以便与传统生态修复责任的“恢复原状”区分开来,找准生态修复的功能定位,厘清恢复原状与生态修复二者之间的差异,明确恢复生态的责任内容和方式,科学制定生态修复标准,完善资金保障机制等,实现受损生态环境及时有效的修复。

论法律责任的功能及其在政府立法中的实现

随着依法行政,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战略的不断深入,建立健全科学的中国特色法律体系已经成为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的重中之重。法律责任是法律制度的重要内容,法律责任的科学设定是使行政机关和行政管理相对人权利、责任和义务实现科学平衡,确保法律得以贯彻执行的基础,是健全与完善我国法律体系的基本要求。深入研究法律责任的功能及其如何在政府立法中得以实现的问题,对提高立法质量,健全法制,全面实现法治政府,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企业财经管理责任的要素与功能分析

随着时代的发展,企业的财经管理工作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在管理内容、管理维度等方面,也在不断地发展与完善。再结合国家、地方的财经改革目标来看,企业财经管理的责任就愈加重要。本文着重对企业财经管理责任的要素与功能进行分析,目的就在于促进 企业财经管理发展的目标,巩固企业财管的实力。

商业保险在社会管理中的功能与责任

商业保险以其作为风险管理的重要手段与平台,对社会的政治、经济稳定和健康发展,对企业的持续经营和扩大再生产,对保障个人及其家庭财产安全、生活安心、人身健康,发挥着充分替代的作用。其社会管理的功能是多方面的,集中而突出的显现为经济的助推器和社会的稳定器。

论责任保险法律制度的社会管理功能

近年来,在医疗、社会保障、安全生产、生态环境等热点领域,群体性事件和恶性极端事件有增多的趋势,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已是当今社会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今年初,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应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维护人民群众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社会良好秩序。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不仅是当前我国各级领导干部需要认真研讨的重要课题,也是理论界深入研究的前沿性课题。责任保险不仅具有积极的社会管理功能,而且是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因此,深入研究和探讨社会管理功能、不断完善我国责任保险法律制度,使其在安定社会秩序、促进社会文明进步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从行为人刑法到行为人类型——责任理论的建构

人格刑法理论在出罪层面可以成立,但存在犯罪论体系不成熟、人格测量不精确、商谈性缺乏的短板,未能落实到司法实践。应当依托阶层体系与功能责任论,在责任要素下建构商谈性的行为人类型教义,以综合行为刑法的安定性与行为人刑法的预防性,联结个案事实与人格概念、日常语言与法律语言。从人格概念出发,罪责是不法行为与犯罪人格之间显现与被显现的对应关系,需罚性是显现的人格有处罚必要。在“藏区一妻多夫”“帮派一般参与者”等类型中,责任要素不成立,即行为不能归属于犯罪人格,或显现的人格没有处罚必要,刑事责任不成立。

和谐社会语境下的企业社会责任浅议

企业社会责任实质上是社会对企业的伦理期待,包括经济责任、法律责任和伦理责任,其中企业伦理责任是企业社会责任的核心层次。文章概述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功能以及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治理与实现,依赖于由法律强制、行政干预、经济调控、社会监督、责任认证、企业内部治理和企业自律自愿等方式所形成的一套多层次的制度安排,并从宏观、中观。

责任制分组护理在抑郁症患者中的应用

目的观察责任制分组护理在抑郁症患者治疗康复过程中的作用。方法选取开滦精神卫生中心住院抑郁症患者60例,分为研究组30例(给予责任制分组护理)和对照组30例(给予功能责任制混合护理),分别于护理前及护理后第12周对患者及家属评定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和患者及家属满意度调查量表,对护士评定工作满意度调查量表。结果研究结束时研究组HAMD量表总分为(4.8±3.44),对照组为(10.4±5.40),显著低于对照组(t=-3.91,P<0.001);研究组护士对工作的满意度及患者对护士工作满意度均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责任制分组护理在抑郁症患者的治疗康复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显著优于功能责任制混合护理,且患者及实施者对其接受程度更高。

社会冲突消解的行刑责任分配

刑法的刑事政策化走向,使得行刑关系必然要经受风险社会的拷问。在犯罪预防的驱使下,刑罚处罚的范围扩大化以及前置化,致使行政违法行为与刑事犯罪行为的边界日渐模糊。风险共同体对安全的需要与法治国追求自由的价值目标相冲突,刑事制裁作为替代性措施取代了部分行政处罚,刑法的谦抑性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诚信危机"。文明社会消解冲突的基本方式绝不仅是依靠刑罚来实现自治,应该在合理审视行刑关系的基础上,采借功能责任论的社会自治理论,合理地分配行刑责任,旨在实现社会治理的多元模式。

消极责任主义的理论型塑与实践省思

雅科布斯与罗克辛所持的功能责任论都有所不当,前者主要存在循环论证、人权侵犯及破坏法治国根基等问题;后者主要存在人权侵犯及人的工具化等问题。应将应罚性与需罚性结合起来认定犯罪,可将狭义的责任(应罚性)与预防必要性(有无)结合为广义的责任阶层。幅的理论存在重刑主义与人权侵犯等问题,量刑须坚持消极的责任主义,以点的理论处理责任刑与预防刑的关系。应实质性地把握特殊个案中的影响责任刑和预防刑的情节,不能将减轻处罚情节定性为从轻处罚情节、以从宽处理作为不构成犯罪的特殊个案的裁判结果、将无特殊预防必要性的行为人判处免予刑罚处罚或适用缓刑。

“非人称主语句”研究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非人称主语句是语言研究中关涉人称、物称的重要概念,已有一些相关研究成果,但一直处于混沌状态,存在三个问题:分类不当造成泛化、外延交叉造成含混、概念不清造成误判。提出三个对策:1)科学分类消除泛化:该句式通过句法修辞和隐喻修辞两个路径获得,其中隐喻修辞含拟人句与死隐喻带来的常规实例,只有句法修辞句和拟人句有修辞意义;2)确定外延消除含混:将句法修辞类型命名为“非人称行为句”并确定其构式,将其与隐喻修辞明确辨别,补充其“转移责任”功能,提高应用效果;3)明确概念消除误判:强调非人称主语句在汉语中也大量存在,只有英语的“非人称行为句”的修辞效果难以在汉语中保留。研究有助于解决句法修辞和隐喻修辞之间长期困扰学习者的概念重叠问题,有利于提高应用实效。

论人形机器人的刑事主体地位与归责

随着通用人工智能时代(AGI)的开启,AGI人形机器人正在成为未来科技重点发展方向。鉴于人形机器人搭载的AGI“大脑”具有完成无固定任务能力、适应能力、涌现能力等技术特性以及其“人形”外观使其社会性急剧增强,是否赋予AGI人形机器人刑事主体资格又重新成为理论热点。前AGI时代否定说的几种理由并不成立,AGI时代开启后,AGI人形机器人与人类的本体论差距正在缩小,其功能与外观使其可以成为人类社会互动的参与者,且对其施加刑罚既具有实际效果,也有助于弥补责任漏洞、促进创新,故应赋予其刑事主体资格。同时,就涉AGI人形机器人的刑事归责而言,可分为三种归责模式。其中研发者或用户的注意义务确定,应基于偏重创新的价值导向,以相关法律法规、成文技术标准以及行业技术惯例为指引,采取一种基于风险的路径进行。AGI人形机器人犯罪意图确定应以其是否脱离研发者或用户的控制或训导作为推定标准。

民事合同欺诈与合同诈骗罪界分的表达路径

民事合同欺诈与合同诈骗罪的界限模糊,容易导致司法乱象。在审判原则方面应遵循民事赔偿优先原则与刑法谦抑原则。在审理路径方面首先应考虑构成要件,前者的主观故意内容是"牟利",行为人企图通过履行合同来骗取不法利益;后者则以"非法占有目的"为主观方面的必要内容,行为人客观上没有履行合同的行为。虽然在理论上二者界限分明,但在实践上依然存在"模糊地带",社会矛盾依然存在。此外,还应从民刑责任的功能以及司法成本上分析,民事合同欺诈侧重于对当事人的赔偿,通过较低社会成本就能达到良好的社会效果;合同诈骗罪则因以预防和惩罚功能为主并且司法成本更高,并不能很好的解决社会矛盾。

论作为功能性概念的量刑责任

理论通说一般借助犯罪论中责任的概念和范畴来理解量刑责任,但无论是理解责任的基础,还是判断责任的依据,量刑领域内的责任并未由此获得一个确定性的内涵。事实上,受刑罚目的的影响,量刑领域内的责任是从可比较性和量上,对犯罪论中的不法和有责进行了功能性调整和差异化处理,因此量刑责任是一个具有更广泛内涵的功能性概念。这主要体现在:从可比较性和量上,量刑责任对各种情节进行了严重程度的阶层性判断,从而使国家动用轻重不同的刑罚成为可能;另一方面,量刑责任融合了不同的刑罚预防目的,从而满足了责任刑罚中对预防必要性的考虑。

功能责任论中责任和预防的概念 兼与冯军教授商榷

今天德国刑法的任务已经从罪责报应转变为预防,与此同时,规范责任论开始被功能责任论所取代。预防的思想进入犯罪论体系后,作为刑法教义学传统概念的责任与预防的关系便成为讨论的焦点。Jakobs认为责任和预防有共同的本质,责任是由一般预防确定的。Roxin采取了比较折中的做法,并且赢得了多数学者的支持。他主张在形式上完全保留责任,但要补充进预防性处罚必要性的因素,并将这一综合体称为负责性。德国刑法教义学紧密结合立法的传统提醒我们,要从本国现行法出发选择最切合实际的责任观念。我国刑法在犯罪论中原则上采用的是规范责任论,只在分则个别条文中突破规范责任论的范围,将预防的必要性纳入犯罪成立的前提,而在量刑规则上却全面体现了功能责任论的主张。

功能刑法与责任原则 围绕雅科布斯和罗克辛理论的展开

雅科布斯试图借助系统论重构刑法责任概念,认为刑法的目的在于维持一种“规范性期待”,行为是“可避免的结果实现”,刑法责任是一个与自由意志不相关的范畴,是“缺乏遵守规范的主导动机”。但系统论社会学不适合作为刑法的奠基性理论。因为刑法不能只从外部观察,还要从内部回答关于刑法规范合理性的问题。坚持责任原则首先要确立独立的责任内容,而不能将责任和预防循环论证式地相互替代。罗克辛将体系性概念责任通过引入预防的刑罚必要性来补充作为体系性概念的责任,并为两者建立起一个新的体系范畴,用这种方法打通了犯罪论和刑罚论的鸿沟,将责任和预防结合在一起。应当认为责任是对相对自由的滥用,这样责任就跟经验性的结果联系起来,预防不再独立于责任存在而是内嵌于责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