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决策优化的伦理进路:道德阈限、责任界分与技术嵌入

算法作为一种决策或预测的技术存在,既重塑人类生产方式,也冲蚀法定权利、削弱道德原则、损伤相关者利益。从算法作为决策价值承担者和决策责任分配者等两个方面,厘清算法决策承载价值并非中立。因此,以推动“算法向善”为目标,从道德阈限、责任界分、技术嵌入等维度提出对算法进行价值敏感设计,进而实现算法决策的公平、准确与客观。

上市公司及“关键少数”的行政责任界分

“关键少数”从事的违法行为能否归咎于上市公司的认定标准是该违法行为是否体现了上市公司的意志,在信息披露违法行政责任的过错推定归责原则下,应当允许上市公司以不存在过错为由提出责任抗辩,以争取行政处罚的免除。不存在过错包括没有违法的主观意图和尽到客观注意义务两个方面。有无建立并执行相对有效的合规制度可以作为是否尽到客观注意义务的判断标准。在追究相关违法责任时,“关键少数”本身的法律责任不应受到影响。

“流量劫持”行为的类型重释与责任界定研究

与“流量劫持”行为涉及的技术基础的复杂性相联系,当前司法实践中“流量劫持”案件的处理存在劫持行为种类划分过于繁琐、案件刑民界限模糊、同案不同判的问题。传统以“手段强制性”为标准划分的“软、硬劫持”类型,与文义解释规则不相合,应当在文义上将“流量劫持”解释为以“强制性手段”实施的劫持行为,进而以“是否具有可自动恢复性”为标准赋予“软、硬劫持”类型行为全新的内涵。为廓清“流量劫持”行为的刑民责任,应当抛弃“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提倡以“计算机信息系统秩序法益可损性”为标准,对“流量劫持”行为的刑民责任做类型化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