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育人”:普通高中育人范式的实践表达

责任担当是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主要组成部分。陕西省甘泉县高级中学在用延安精神教书育人的过程中,提出了“责任育人”的办学主张,并展开了校本实践:坚持“五育并举”的理念,重构“责任课程”的图谱,整体规划学校课程,精心打造特色课程,推进课程基地建设;坚持分责赋任,打造“责任课堂”,让学生分担课堂责任,赋予学生教学重任,帮助同学共同成长;坚持党建引领,完善制度建设,聚焦素质提升,提升“责任管理”的效能。

责任育人,育有责任感的人

本文围绕"培养什么特质的学生、怎样培养学生、打造什么样的队伍、营造什么样的氛围"等育人根本问题,探索"做有责任感的人"的有效举措及实践成果对提升校园文化的作用。

立德树人视域下责任育人理念有效实施的研究

学校的教育活动离不开教育理念的指导,一所学校可以提出自己的教育理念。在新时代背景下,学校的教育理念需要贯彻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责任育人是福建省尤溪第一中学的教育理念,已经形成了比较丰富的理论内涵,并在多年的责任教育实践中构建起以立德树人为指导方针,以培养富有责任感的学生为教育目标,以学校规划、课程教学、文化建设、学生活动为落实途径的实施体系。

论“负责任的教育”

教育改变世界,教育担负着立德树人、成就梦想的神圣使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的报告中早就明确了教育的方向之一,就是使每一个人承担起包括道德责任在内的一切责任。＂负责任的教育＂是现代教育的价值诉求,应为教育拨正＂航向＂;政府、教育部门、学校、家庭以及社会作为＂负责任的教育＂的主体,应刚性承担起教育的责任;学校尤其要潜心践行＂负责任的教育＂,积极构建＂责任育人＂体系、努力营造＂责任教育＂文化场,以推进＂负责任的教育＂理念入耳、入脑、入心、入行。

我国育儿假政策实施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兼与相关国家的比较分析

育儿假政策已在多国广泛实施。作为近年来我国新增的生育配套支持政策,育儿假在传达男女平等育儿的价值取向、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等方面意义重大。但是我国育儿假落地实施过程中存在用人单位不配合、父亲参与育儿较少等问题。以OECD国家为例,介绍相关发达国家施行育儿假的成功经验,如采用合理的成本分担机制、育儿假配额制等,不仅缓解了母亲的育儿压力,还让父亲更多地参与育儿。另外,分析了我国育儿假有效实施的影响因素,并与相关国家进行比较。我国育儿假政策想要切实落地、取得较好的政策效果,应实施育儿假成本社会共担机制、拓宽生育保险筹资渠道及覆盖面、鼓励父母共享育儿假、推动育儿假政策与相关经济社会政策有效衔接。

论婴幼儿托育机构责任险制度的构建

机构责任保险能有效分担风险,为机构减轻负担。目前对于3岁以下婴幼儿机构责任保险,由于参保人管理缺乏规范,婴幼儿托育风险难以识别,保险公司设立婴幼儿按托育机构责任保险意愿不足,暂未有专门针对托育机构设立的责任保险。为了保证婴幼儿托育服务行业的健康快速发展,必须在制度设计层面设法降低风险。

0～3岁婴幼儿母亲育儿压力现状与影响因素

育儿压力不仅会对承担主要育儿责任的母亲的身心健康及其育儿工作产生直接影响,而且会对家庭生活质量与家庭功能的正常发挥产生重要影响,进而影响到社会稳定。为了解当前0~3岁婴幼儿母亲在我国政府大力推行支持性生育政策下的育儿压力现状与影响因素,本研究选取南京市201名0~3岁婴幼儿母亲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当前0~3岁婴幼儿母亲的育儿压力总体处于中等水平,其中“育儿环境不完备”“育儿束缚感强”“体力不济”是其感觉最有压力的方面;家庭结构、孩子年龄以及流产经历对母亲育儿压力有显著影响,主干家庭的母亲的育儿压力低于核心家庭的母亲,孩子年龄越大母亲育儿压力越低,没有流产经历的母亲的育儿压力低于有流产经历的母亲。政府应协调各方力量,建立“政府引导、家庭主体、多方参与”的社会育儿支持体系;母亲应及时补充现代育儿知识,形成积极的育儿态度;家人应给予母亲足够的家庭关怀和有力的育儿支持,由此齐心协力构建起家庭与社会“共同育儿”的良好生态系统。

城市0—3岁婴幼儿母亲育儿困境与对策研究

随着二孩政策的正式施行,0—3岁婴幼儿的育儿问题也成为很多家庭,特别是城市家庭面临的首要难题。本研究通过对204位城市0-3岁婴幼儿母亲问卷调查发现,0—3岁婴幼儿母亲的育儿困境主要为三大类:一是育儿支出较高导致经济压力过大;二是0—3岁婴幼儿母亲受到来自职场和育儿的双重压力的同时,父亲在育儿过程中参与度较低;三是祖辈的育儿帮助是缓解母亲育儿压力最重要的育儿援助,同时,由于隔代育儿观念的不同也成为导致育儿困境的原因之一。调查研究表明,国家应对0—3岁婴幼儿家庭提供政策支持,而家庭应合力育儿,一方面促进母亲积极获取正规渠道的育儿知识和帮助;另一方面,增加父亲的育儿参与度,缓解目前的育儿困境。

育儿责任、性别角色与福利提供:中国儿童照顾政策的展望

在中国生育率呈下降趋势的背景下,缓解家庭育儿压力对提高生育意愿有深远影响。本文从育儿责任、性别角色和服务提供三个维度梳理了福利国家的儿童照顾政策,并基于中国调查数据观察本土儿童照顾政策的建设方向。结果表明,福利国家的儿童照顾政策依循自身的责任划分、性别认知及福利选择而具有一定区别;中国儿童照顾的现状与意愿具有较大偏差;家庭责任过高、男性角色缺失与国家福利不足使得中国家庭面临着严峻的儿童照顾风险。未来,中国应当积极扭转补缺型政策,强化父亲的育儿责任,并给予有儿童家庭资金、机会和服务方面的政策支持。

儿童津贴立法的理论逻辑、问题检视与完善建议

在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生育率持续走低的社会背景下,福利国家开始逐渐向以“儿童为中心”的社会福利制度转变,育儿责任不再仅仅局限于私人领域的范畴。作为儿童福利的主要项目,儿童津贴透过社会法的转移给付功能不仅可以促进家庭养育责任的社会化,缓解儿童贫困,保障儿童权利,还能通过承认家庭主妇(夫)育儿的经济价值,推进性别平等。法理上,儿童津贴属于抚养权利人的一项请求权,是国家对家庭育儿责任的支持与强化,而非取代。目前,为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问题,我国正在大力推行三孩政策,但相应的儿童津贴立法尚在起步阶段,并明显存在碎片化、残补式以及以老年人群体为中心的缺陷,社会共识仍然停留在“儿童只是父母的孩子,而并非社会的孩子”层面。为了更好地保障儿童福祉,促进社会保障制度持续发展,我国应启动儿童津贴立法,及早由国务院出台专门的《儿童津贴条例》。同时,为确保《儿童津贴条例》的可行性和相关具体规则的实施效果,应重点从立法目的、给付对象、给付水准与财源筹措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

德国就业性别平等立法中的积极国家角色与中国借鉴

目前我国就业领域的性别平等已经引起了较多学者关注,但现有研究成果较少从实施效果的角度审视规则设计的合理性。作为典型的保守主义福利政策国家,德国政府在促进就业性别平等上扮演了积极的角色。德国法在规则设计上以经济学、社会学效果为导向,这一实践可以为完善和实施我国就业性别平等法律制度提供经验借鉴:将加诸于女性的家庭责任转由社会共同分担,同时适度干涉传统意义上的家庭角色分工领域,引导男性承担家庭责任以实现两性职业与家庭责任的平衡,并对私人雇佣主体也设定禁止歧视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