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责善论面临的合理性挑战

围绕孟子的责善论,后世学者既有辩护、传承、创新和发展,也有批评、责难。作为处理父子这一特殊人际关系的学说,孟子的责善论自古以来引起了长久而又广泛的争议和驳难,面临三种合理性挑战:一是己他关系向度的合理性挑战,孟子说的"古者易子而教"并不像他所担忧的那样一定会造成双方关系恶化;二是血亲伦理向度的合理性挑战,孟子"父子之间不责善"的理念与儒家一贯主张的谏亲理念难以融洽,导致血缘亲情与道德理性难以统一、亲情伦理与社会伦理难以统一;三是孟子的"父子之间不责善"理念因担心直谏、义诤和厉言会损害父子仁爱亲情走向拒绝"父子责善",这与他的仁宅义路观念、与仁义礼智"四德"为人的类特质思想相冲突。

孟子“父子之间不责善”的古典学阐释

＂父子之间不责善＂是一个重要的伦理学命题。孟子认为,＂君子之不教子＂客观上缘于父子特定关系中＂势＂的不允可,从伦理学依据上讲,则缘于父子主恩的血缘亲情,而这些主张与其性善论有着密切关联。在孟子那里,＂不责善＂有一定界限,并非针对世间一切父子泛言,可能仅是针对＂不肖子＂及夏、商、周三代特定情形的＂有为之论＂。孟子特意指出父子与朋友、父子与师弟、事亲与事君各有规则,不可移易。所谓＂易子而教＂,并非＂不谏不教＂,未必导致＂疏远其子＂,父子有亲、父子天合的伦常观念,依然发挥重要作用。《孟子》除字面之意之外,还应当包含＂遗意＂及＂言外之意＂：孟子不但强调父子之＂教＂,而且强调＂涵育浸灌＂之＂养＂;并非主张＂不教＂,而是注重为父者之＂身教＂;亦非完全主张＂易子而教＂,遇子不贤,亦会＂亲教＂,这也是孟子＂经权＂思想在父子相处过程中的体现。

孟子孝论对孔子思想的发展与偏离——从“以正致谏”到“父子不责善”

在家庭伦理层面上,孔子孝论注重父子自然亲情,倡导子女人格平等,父义则从,父不义则谏;主张以义辅亲,"以正致谏"。孔子、曾子"以正致谏"的谏亲原则被孟子完全地移植到社会政治伦理中,泛伦理化的倾向有增无减。孟子"君臣相责以善"的"善"之内涵当为仁义,即以仁义这一最高价值理性衡评君臣之间关系。"君臣相责以善"施行的前提是将君臣关系重新论证为以德相交的"友",而非传统意义上的以势利相交,"返祖"化现象的背后是为其民本主义政治立场张目。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孟子"父子不责善"思想已经有别于孔子、曾子与子思在家庭伦理语境中倡导的以义辅亲的伦理精神。

王阳明“责善论”及其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王阳明认为“责善”是朋友之道,但须忠告而善道之。在面对朋友之过时,要本着一颗“万物一体之仁心”去劝谏朋友改过向善。在评判善恶是非时要时刻保持致良知状态,不可被私欲蒙蔽而以一己之喜好去评价别人,也不可以在劝谏别人时用过于苛责的语言。要言辞委婉,让犯错之人有所感而无所怒地去自愿改正。王阳明的“责善论”帮助其成就了立德立言又立功的“三不朽”功绩,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也有许多积极的启示。

王阳明教导弟子的四件要事:立志、勤学、改过、责善

明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王阳明因触怒当朝权贵被贬谪贵州龙场。但他不辍讲学,创办龙冈书院。针对弟子为人、为学等各方面的困惑,王阳明写下《教条示龙场诸生》一文,认为有四件要事需要相互规劝勉励:“一曰立志,二曰勤学,三曰改过,四曰责善。”换言之,树立志向、勤学好问、内省改过、朋友责善是王阳明教导弟子的重要法门。

立志 勤学 改过 责善--读王阳明《教条示龙场诸生》有感

明武宗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王阳明被贬谪到贵州龙场做驿丞。在这里,他对自己的学问和人生进行了彻底而冷静的反思,终于顿悟认识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这就是著名的“龙场悟道”。他在龙场讲学授徒,创立了龙岗书院,并写下了著名的《教条示龙场诸生》一文。

责善——《学书札记》之五十

责善事关社会法纪、公序良俗、生活常识的三原则之外,于任何事情不用争是非、论对错、评优劣。这是我长期以来所坚持的一个艺术批评主张。艺术无是非、无对错,这已逐渐为大多数人所认可,故不争是非、不论对错,尚可为人所认同,尽管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是的、对的而别人是非的、错的。但艺术有优劣,为什么不能评优劣呢?而且事实上,几乎每一个艺术家都坚信自己是优的、别人是劣的,不评优劣,天下岂不是没理可说了吗?

游心学圣地 悟生命学问

“已立志为君子,自当从事于学。凡学之不勤,必其志之尚未笃也。从吾游者,不以聪慧警捷为高,而以勤确谦抑为上。”在修文中国阳明文化园,经常可以看到学生身穿汉服大声诵读王阳明《教条示龙场诸生》,学习其立志、勤学、改过、责善的教导之道。

论中国古代人伦中的朋友伦理

在儒家五伦中,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是家族伦理,朋友是社会伦理。朋友在五伦中的地位是非常特殊的,它一方面处于辅助地位,有势轻、亲疏、名小的特点;另一方面又是"纲纪人伦"之根基。朋友一伦在五伦中的特殊地位,是由它的特殊性决定的。它的特殊性表现在选择性、平等性、责善辅仁、主诚信等方面。朋友一伦的特殊性,决定了朋而成党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儒家学者因对朋而成党的高度警觉,所以他们不仅对朋友一伦持着一种相当微妙敏感的态度,而且还试图将之家族化,将之界定为"责善辅仁"之修身伦理。

王阳明教化思想管见

王阳明1508年"龙场悟道"后于龙岗立院讲学,在授徒过程中制定了《教条示龙场诸生》,以"立志、勤学、改过、责善"八字为学规,对众弟子的为学与修身进行劝谕。《教条示龙场诸生》蕴含了王阳明前期教化思想的精髓,凝练其教条精义,汲取其文化养分,对于今天的社会教化仍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理学视野中天下责任的道德实践

天下责任的道德实践在宋明理学中有丰富的论述,主要指向"主体如何承担起对天下的责任"的道德实践,回答了三个问题:第一,主体承担天下责任的先天条件;第二,主体如何将天下责任这一责任全体诉诸自身、即责任的内在化;第三,主体在生活世界中通过怎样的现实渠道来达成责任的内在化。关于上述问题,理学家给出的是责志-责己-责善的道德实践的次第。理学责任内在化的道德实践的方法昭示了面向生活世界的现实关系的实践,这使得实践朝向每一个个体敞开,从而使天下责任的实现具备了现实性。

“四步教法”:阳明龙场条规教法的逻辑展现

基于龙场悟道之人己和乐如一之境界,阳明龙场条规教法涵盖“立志”“勤学”“改过”“责善”四大条目。此四者呈现出阳明心学的众多面相,在儒家教法史上,不仅各具特色,而且彼此关联。其中,立志教法是根基,勤学教法是志向引导下的能力提升,改过教法是自我能力提升到一定程度,上的自我修复,责善教法是自我修复力基础上的生态提升力。此四者实是循序渐进、体系完整的“四步教法”。龙场之后,阳明教法虽多变迁,然皆是此“四步教法”的具体延展。

王阳明《教条示龙场诸生》的教育哲学意义

王阳明在贵州龙冈书院对龙场诸生发表的《教条示龙场诸生》一文,主要从树立志向、勤奋学习、改正过错、劝勉从善四个方面,语重心长地告诫弟子求学、做人的基本道理,从中我们可以提炼出王阳明教育哲学中的人生观、学习观、道德观与修养观。从教育哲学的视角关照,王阳明良知心学的实质,就是一种道德人文主义的教化之学,它对于我们"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的现实启迪就在于,以人文素质和道德教育为优先,同时兼顾知识教育和技能教育。

论中国古人的交友观

关于交友活动中的原则规范,大约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初步形成,此后的历代思想家、伦理学家均加以阐述和完善,使得中国古代的交友观涉及到交友活动的整个过程,涵盖了交友活动的方方面面,其中最有意义的是交友相益、择善而交、友贵责善、诚信为本和患难与共等方面。它对于中国古人的交友活动起到了规范和指导的作用,直到今天仍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饶宗颐与顾颉刚交谊考述

饶宗颐是唯一健在的禹贡学会会员,早岁为该会创立者顾颉刚所器重,相继在顾先生主编《禹贡半月刊》、《责善半月刊》等刊发文,其所发文章及《古史辨》第八册"古地辨"拟目均在学术界有重要影响,奠定了他在史学界非同寻常的学术起点。回顾两位先生之交谊,有利于今人更好地继承他们的古史重建和历史地理研究事业。

王阳明之书院教育思想

王阳明极大地推动了书院教育的发展,书院教育反过来也为阳明心学的发展提供了现实基础。王阳明的书院教育思想主要包括立志、勤学、改过和责善四个方面。王阳明认为:立志是前提,要立成圣成贤这样的大志;勤学是基础,学习的目的主要是完善个人的德性;改过是关键,不要害怕犯错,但要积极改过;责善是延伸,要主动帮助朋友和师长认识自身的不足,但要注意方式方法。这四个方面形成一个教育体系,指导教育者围绕完善个人和他人的道德品行展开教育。

王阳明致良知的工夫——以《教条示龙场诸生》为中心

致良知是王阳明对自己学问的总结,是本体与工夫的统一.本文关注致良知的展开工夫,以阳明先生龙场悟道时所作之《教条示龙场诸生》中的立志、勤学、改过、责善作为其致良知工夫的具体呈现.

试析邓小平新时期统一战线思想

邓小平基于对我国社会构成的分析 ,揭示了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的统一战线的性质和政治基础 ;提出这一时期统战工作的要求、目标和具体任务。邓小平的以“一国两制”方式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构想赋予新时期统战工作实践以新的形式和内容 。

“黔学之祖”王阳明,传道于贵阳

王守仁(1472-1529),汉族,幼名云,字伯安,别号阳明,浙江余姚人。明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书法家兼军事家、教育家。明朝正德元年(1506年),被贬为贵州龙场驿(今修文县)驿丞(相当于科级),正德三年(1508年)到达龙场驿。在贵州三年期间,王阳明创办了龙冈书院,首开贵州书院讲学之风。他对学生提出了"立志""勤学""改过""责善"四条规定,体现了现代教育的基本精神。王阳明开创了贵州全新的学风、民风,被贵州学者称为"黔学之祖"。

儒家伦理探源:“朋友”伦理的起源与演变

在甲骨文中,“友”的象形义是佑助、友爱。在商周金文及先秦经典文献中,“友”“朋友”指称宗族兄弟,故产生了“兄弟友爱相助”的伦理规范。春秋时期,“朋友”开始指称非血缘的伦理关系,而儒家学派所倡导的“朋友”伦理包含了两种不同的伦理关系:一是“同师曰朋,同志曰友”,其相互“责善”的要求与“以友辅仁”的道德目标规定了志同道合之友的伦理规范;二是将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交往对象视为“朋友”,于是“信”成为普遍的伦理要求。战国时期,孟子确立了“五伦”,使“朋友有信”最终成为一种重要的伦理规范,而孟子以友道论君臣之义,彰显了友道伦理中的平等意识。两千多年来,儒家严格意义上的“君子相友,道德以成”的交友之道,与一般意义上的“朋友有信”,共同构成了儒家的友道伦理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