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先秦儒家贤人治国思想

儒家重视人治，主张贤人治国。本文通过研究儒学伦理道德与其政治思想的关系，抓住仁学———仁政———贤人治国的逻辑线索，揭示儒家贤人治国思想产生的社会根源和理论基础，探讨了儒家在识贤。

论司马迁的尚贤思想

司马迁的尚贤思想历来广受史家重视。对于贤的理解,关系到对于贤人标准的认识,他认为贤具有德才两个方面的内容,德的内容较复杂,本文主要是指道德,而才则是才能之意。在德才观上,司马迁并不求全责备,他认为只要具有德与才中的一个方面便可以被称之为贤。同时,司马迁主张贤人治国,一方面,从君主的层面上来讲,君主应为贤者所居;另一方面,从臣子的层面上来讲,臣子也应为贤者所居,由贤臣来辅佐君主。德才观与贤人治国理念共同构成了司马迁尚贤思想的核心内容。

论儒家的“人治”与法家的“法治”

“人治”与“法治”是我国春秋战国之际、从封建领主制向封建地主制社会转变时期出现的两种政治观,它反映着两种不同侧重面与特色的治国方法。“人治”是儒家的政治观,主要依靠贤人的贤能来治理国家,它侧重于“任人(贤人)”与礼德“风教”,以仁政(王道)惠民为特征;“法治”是法家的政治观,主要依靠法律的威权来治理国家,它侧重于“任法”、“任罚”,以霸道刻民为特征。梁启超在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首次以“人治”、“法治”概称儒法两家的政治观。尽管以此概称。

要法治不要人治

在中国法律史上,先秦儒家最初提出人治的含义,是主张靠贤人治国的“贤人政治”。即治理国家要靠贤明的统治者,而统治者本身也必须“正其身”,端正行为。这对当时冲破奴隶制国家的“亲亲”宗法血缘统治,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但在以后的漫长封建社会中,人治向极端发展,逐渐变为统治者们背离法律的制约而任意行为的代名词。可见,现代意义上的人治,实际上是封建意识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