鹖冠子“选贤为君”思想初探

鹖冠子认为,最高政权在"一姓血亲"范围内传递,往往使不胜其任的人担任君主。这种权力传递的模式更容易产生无道之君。既然如此,为何不考虑突破"一姓血亲"的范围,选择德才兼备的人来当君主呢?鹖冠子指出,"选贤为君"是一条可行之道。"选贤为君"这一思想的提出,在中国思想史上可谓惊雷之说。时至今日,我们的任务就是扫去积尘,重新聆听惊雷遗韵,拨动鹖冠子的思想之弦。

浅析“君贤六方”的艺术表现与人文素养

"君子"之所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理想人格,寄托着中国人对良好道德品格的追求与期待。紫砂壶艺术作为中国高雅文化的组成部分,与君子气度有内在联系。此件"君贤六方"紫砂壶以六方壶造型为基本框架,以表现壶的稳重磊落为重点,在展现紫砂壶六方壶工艺特征的同时传达自身艺术个性与人文素养。

孟子的社会分工说:以君臣关系为例的个案分析

孟子是中国思想史上最早对社会分工问题进行系统阐述的思想家,孟子的社会分工理论是在对农家学派的辨难中逐步确立的,并深入到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具有不少合理的价值。本文还从一个独特的视角,把君臣关系纳入到社会分工领域,指出君臣在国家政治架构中的不同职能实际上就是一种社会分工的不同,并对这种“不同”从社会分工的角度进行了阐述。

范仲淹与宋仁宗政治关系新论

站在俯瞰历史的高度来审视范仲淹与宋仁宗之间的政治关系,则富弼等所作"上倚公右于诸臣"的论断只能适用于君臣二人交往的几个短暂时段。若从总体上看,范仲淹在宋仁宗那里取得的好感与政治信任基础是很脆弱的。宋仁宗对范仲淹们虽急难之际不免倚重,但终至于由敬而畏、貌合神离。范仲淹与宋仁宗之间的这种复杂关系,堪称中国传统社会儒家思想中的"大道"与皇权中的"霸道"既合作又博弈的一个缩影。而儒家"原道"主义者在政治生活中的兴衰正变,也事实上成为中国历代皇朝兴衰正变的风向标或晴雨表。

《周易》“鼎”卦政治思想探微

"鼎"是《周易》中特殊的政治意象,而"鼎"卦之中蕴含着深刻的"为君之道"思想,反映出西周政治文化所追求的养贤保民、任贤而治的"贤君政治"理念。君臣观是"鼎"卦的核心内涵所在,从"尊君"的政治立场出发,强调尚贤、养贤、用贤与君臣共济的政治实践,在"任贤而治"中达到君臣关系之和谐,实现理想的"贤人政治"。以"贤人政治"为用,以"贤君政治"为本,充分发挥统治者以"柔"驭臣之治术,在"旧邦维新"的政治思考中构建以德治国,君尊臣辅的理想的君、臣关系,实现王朝政治发展的稳定性、正当性和有效性,这是"鼎"卦的根本的政治理想,其深刻折射出西周政治文化的思想内涵及精神。

光照日月、德化四表的上古帝王尧

尧是中华民族上古帝王之一。传说尧出生、受封于河北唐县,即位后也曾以此地为政治活动中心。尧有圣德,他无私禅让,识人善任,与民休戚,是中国古代最为著名的贤君之一。

劝说的艺术

魏文侯是战国时期魏国开国君主。有一次魏文侯宴请各位大臣。酒过三巡后,想听听大臣们对自己的看法。大臣任座语出惊人:"恕我直言,您不是贤君。"魏文侯强压怒火,问道:"非常想听听你的理由。"任座从容地说:"您不把中山国封给您的弟弟,却把它封给了您的儿子,所以我说您不是贤君。"魏文侯听后极为不悦,但是忍住没有发作。任座看到魏文侯不满,就马上退出了宴会大厅。

于成龙《示亲民官自省六戒》探究

明清鼎革,清初统治者面临着能否革除明末积弊、选用优秀汉族官员,通过奖廉惩贪,整治官场和社会风气,进而巩固清朝贵族统治的问题。《清史稿》《于清端公政书》展现了清官于成龙的卓著政绩和优秀品德。收录于《于清端公政书》的《示亲民官自省六戒》定稿在于成龙两江总督任内,是他一生忠君报国、勤政爱民、廉洁从政的经验总结。通过认真研读,我们既可以了解,为什么从吕梁山沟走出的毫无政治根基背景,且在偏远落后的广西罗城县艰难起步的于成龙,能够在短短20年内三次被举“卓异”,官至位高权重的直隶巡抚、两江总督,并被康熙帝甄选褒奖为“清官第一”“天下第一廉吏”,又可为当前的党风廉政建设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

南山四皓画像砖(局部)

南朝陶器,长38厘米,宽19厘米,厚6厘米,砖呈长方体,正面模印人物画像,现藏于河南博物院。南山四皓,又称商山四皓,是我国秦末汉初四位著名的隐士,他们以其遁士脱俗的隐逸风度以及适时出山辅佐贤君的事迹为后人所推崇,成为贤德高隐的象征,是后世重复表达的一个题材。

宰相不问琐事

西汉年间，丙吉尽力辅佐“中兴之主”汉宣帝，结果君明臣贤，自己也被誉为“中兴良宰”。 有一次，丙吉外出，在路上正好遇上群斗，死伤的人很多，横七竖八地躺在路上。丙吉却什么都不管，手下官员都觉得十分奇怪。他们一行走到前面，看见有个人赶着一头牛，那头牛走得气喘吁吁，热得直吐舌头。丙吉见状马上命令停车，吩咐侍卫去问清赶牛人已经走了多远的路程。

春秋战国时期齐国昌盛的几个原因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大变革大发展的黄金时期,在人类历史中谱写了光辉夺目的篇章.这一时期,齐国曾是"春秋五霸"之首和"战国七雄"之魁.认真总结齐国昌盛的经验,对今世具有很高的借鉴价值.

中国古代战略思想(下)

四、中国古代战略的手段、措施为了实现治平的战略目标,除了坚持以礼为本、以君为本、以民为本的方略大针外,中国古代的政治家思想家还提出了一系列的根本性手段、措施、途径。这些战略手段措施主要有崇本抑末、外儒内法,君明臣贤、修身齐家等。 1.崇本抑末中国传统治国战略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关于任一社会生存发展前提的物质经济基础的思想观点。应该说,中国古代的杰出政治家思想家都高度重视物质经济基础,把发展经济视为治国的根本战略手段。

齐桓公 庭燎求贤

【原文】齐桓公设庭燎,为便人欲造见(2)者,期年(3)而士不至。于是东野有以九九见者。桓公使戏之曰:"九九足以见乎?"鄙人曰:"臣闻君设庭燎以待士,期年而士不至。夫(4)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之贤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犹礼之,况贤于九九者乎?夫泰山不让砾石,江海不辞小流.

西晋初年的河西之变

对于晋朝开国皇帝司马炎,历来评价不错。如曾经担任过西晋太尉的何曾评价晋武帝“聪明神武,有超世之才”;唐初名相房玄龄则认为司马炎“明达善谋,能断大事”;《资治通鉴》的作者、宋代宰辅司马光则称赞司马炎“至于晋武,独以天性矫而行之,可谓不世之贤君”。

论王维的应制诗

王维的应制诗虽仅存17首,占其诗歌总量的1/20,但对王维的研究仍有重要意义。本文把其应制诗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从他的诗歌呼唤贤君、明臣,渴望无战和平,希望统治者"无为而治"等三个方面,论述了其应制诗在歌功颂德的掩饰下,含蓄地表达自己政治主张的特点,给予王维的应制诗以应有的评价。

怎样劝人才能获得最佳效果——从薛广德谏汉元帝说起

历史上，关于进谏、纳谏的格言警句数不胜数，人们也常津津乐道于君明臣贤、从谏如流的美谈乐事。理想状态下，进谏者固然要直面矛盾、敢于直言，而不可瞻前顾后、拈轻怕重，受谏者也应当虚怀若谷、闻过则喜，而不可讳疾忌医、文过饰非。但现实情况中，还应当考虑当时的情势状况、受谏者的个性特征、事情的轻重缓急等种种因素，从而达到进谏者成其功、受谏者得其益的皆大欢喜的局面。

《大学》学史研究

郑玄、孔颖达、朱熹、王阳明四人的注疏可谓是历代《大学》注疏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从经学诠释的角度来看,汉唐时期学者的《大学》注解完全是以政治为核心,尤其是以国君与大臣为核心。而宋明时期学者的《大学》注解主要是从道德角度出发,尤其以学者的道德修养为核心。郑玄的《大学注》体现了郑玄的政治理想,即以“君明臣贤”为核心的“为政”思想解读;而孔颖达的《大学正义》则是以“诚意之道”为理论基础,以“为政之道”的顺利实行为宗旨;而朱子的《大学章句》则是以学者的“修己治人”作为宗旨,以“格物致知”作为学者的最重要修养工夫,自然而然推之“新民”(即治人);而王阳明的《大学》学,虽然早年以“诚意”为主,但在晚年则以“致知”结合《孟子》之“良知”,结合自身之切身体悟,提出“致良知”学说,则阳明的《大学》学是以“致良知”作为自己学说的核心。后世之学者,虽时有不同之见解,但依然逃不出这四种主要的解读方式。

宰相丙吉问牛的启示

西汉年间，丙吉尽力辅佐“中兴之主”汉宣帝，结果君明臣贤，丙吉因此被誉为“中兴良宰”，身后极尽哀荣。 有一次，丙吉外出，在路上正好遇上百姓群斗，死伤的人很多，他们横七竖八地躺在路上。丙吉却什么都不管，手下官员都觉得十分奇怪。他们一行继续走，不久看见有个人赶着一头牛，那头牛走得气喘吁吁，热得直吐舌头。丙吉见状马上命令停车，吩咐侍卫去问赶牛人已经赶着牛走了多远的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