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贤堂记碑》:孔道辅及孟子地位提升

《五贤堂记碑》是北宋知名官员孔道辅为纪念五贤堂的建设而立的石碑,其碑文反映了宋代前期的道统思想,并成为孟子地位提升的重要标志。

发现南宋三贤堂——宋画《山水图》上的西湖史实

南宋马元忠《山水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未收入《宋画全集》)反映了苏堤三贤堂的南宋样貌。由这幅画再对照其他宋版地图、宋画以及相关文献记载,可以确证,近年新建的苏堤三贤堂定址有误,其故址应当位于苏堤第三桥(望山桥)和第四桥(压堤桥)之间,而且当在相望西山的苏堤西侧。此外,对比《山水图》与《西湖清趣图》上的三贤堂,可见两者之间是存在差异的。马元忠此画虽非工笔界画,却因取景于西湖苏堤,加之笔墨之间对西湖实景多有着意,故而为后人提供了诸多南宋西湖的细节。

宋元时期名贤祠的特质——以杭州西湖三贤堂为例

名贤祠是宋元时期纪念性祠庙的主要形式。以杭州西湖三贤堂为个案作历时性考察,可以归纳出宋元时期名贤祠的特质:三贤堂的神主选择有比较严格的标准;教化是三贤堂的主要功能,该功能贯穿其创设、演变的全过程且日益突出;三贤堂创废的行为主体是地方官员,决定性因素则为国家政治;三贤堂的神圣空间由神主生前活动场所与具体历史语境共同确定;三贤堂神圣意义的构建比较容易实现。

祠堂记与古代文人祠祀的集体认同

古代文人祠祀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其祠祀动机相较于传统的先贤崇祀更为特殊。士人群体奉祀文人不仅因为他们的文学才能,更出于对文人高尚品格和多舛命途的认可与同情。这些行为和观念在文人祠堂记的书写中得到了充分体现。祠堂记不仅载录和揭示了文人奉祀的来源及意义,还展现了士人群体如何精心塑造和维护文人形象,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特定集体性意识。可以说,文人祠祀承载了古代社会对文人价值的公共认知,而这些认知在相关祠堂记对奉祀对象文人身份的塑造中,得到了具体体现,凝聚了士人群体对“文人”这一社会形象的集体心理与命运共鸣。此外,一些文学批评的共识也在祠堂记书写中得到体现,这不仅展现了士人群体的文学集体观念,而且进一步推动了文人形象的塑造和文人价值的阐释。

新出宋《京兆府学新建七贤堂记》残石

2008年3月末,在刚刚破土动工的西安碑林博物馆新石刻馆工地,出土碑刻残石若干。笔者得见其中一块残石之拓本(图1),颇觉眼熟,细读残文,恍然有悟:它应该是碑林现藏北宋《京兆府学新建七贤堂记》残碑的一部分。

李治与元好问交游考

李治与元好问的交往从少年至老年,贯穿李治人生的三个时期,经历了山西、河南、河北等地。二人名望俱高,同被列入"四贤堂",同被称为"封龙山三老"。

南宋临安西湖游乐活动与官方公共服务

提及南宋临安西湖的游乐活动,不免令人即刻想到淳熙年间士人林升那首脍炙人口的诗篇《题临安邸》: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西湖从中唐开始已逐渐成为名满天下的游览胜地,到南宋时代又进一步发展为规模最大、最负盛名的综合性民间游乐休闲场所。阅读有关史籍,不难发现。

湖州岘山古诗选注析

岘山在湖州城南2.2公里。岘山一名的来历,据《乌程县志》载:本名显山,晋吴兴太守殷康曾筑亭于其上,名曰显亭。唐避庙讳改为岘山亭。又《寰宇记》云:“山傍郡城,若襄阳大岘,故名。”《释文》“岘者,见也。山之首见曰岘,一出安定门,即见此山,故名。” 山顶旧有灵慧塔,又有三贤堂,祀太守颜真卿、苏轼、王十朋;有浮碧亭、逸老堂碑。往日榭亭森列,突兀于碧浪湖滨,今均废。现存雄跨亭,元赵子昴(孟頫)书额。唐别驾李适之洼石樽,古迹仍存。今山麓有辛亥革命烈士陈英士墓,1985年国家拨款重新修建,巍峨屹立,更使湖山增色。

说说《寄梅堂珍藏名贤尺牍》

早就听说王鹏兄在编选其珍藏尺牍集,而今终于大功告成了。《寄梅堂珍藏名贤尺牍》(以下简称《尺牍》)付梓前,王鹏兄嘱我写几句话,自然是深感荣幸。认识王鹏兄是在深圳尚书吧书店。那年秋,到深圳参加"读书月十大好书"评选,会后到大名鼎鼎的尚书吧看书品茶。主人文白兄告诉我,王鹏兄等下会来。我对深圳美术界和收藏界一向陌生,不知他是何方神圣.